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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傳》乃儒家經典之一，上起魯隱公元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毋生一起將《春秋公羊傳》著于竹帛。
《春秋公羊傳》重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而略于敘事，可謂訓釋之傳。漢儒總結其有“三科九旨”之說，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公羊傳》訓釋《春秋》，頗多牽強附會之處，當代學者楊伯峻甚至稱它“不是空話，便是怪話”。不過由于《公羊傳》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統”思想，迎合了封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故公羊學屢興不絕。西漢乃公羊學極盛之期，董仲舒即為公羊學大師；東漢何休著《春秋公羊傳解詁》，是關于《公羊傳》的權威之作；唐代徐彥又著《春秋公羊傳注疏》，則意在為何休的《解詁》作注；晚清公羊學復盛，自莊述祖、劉逢祿發其端，由龔自珍、魏源承其緒，至康有為而臻于高峰，他借孔子改制之說，構建起嶄新的“公羊三世”觀，即“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基礎。
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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