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后記

　　為賈先生編一部比較完全的學術文集，使先生多年來的學術活動成果得以集中體現，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搜讀先生的文章提供一點實際的方便，這樣的內容作為一個話題，在我們幾位近年常在先生身邊走動的“徒子徒孫們”之間說起已經不止一次了。先生復出這些年來，各種各樣的著作和文集盡管出得不算少，其中也不乏像《劫后文存——賈植芳序跋集》這樣的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某一方面的活動成果的集子，但可能惟其如此，一部系統集錄先生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里的學術成果的文集的闕如，才尤其使人感到了閱讀和了解上的不滿足。本來在80年代中期，先生家鄉的一家出版社曾經有過出版先生的多卷本文集的計劃，并由當時擔任先生助手的陳思和老師著手編出了前兩卷，但說不出到底因為什么，稿子在出版社擱置多年之后，這套文集的出版計劃最終還是被撤銷了，而代之以一本薄薄小小、印數僅為1000冊的“作品選”。這樣的事情在先生自己固然算不得什么，所以盡管只是慰情聊勝于無，他仍舊聲氣爽朗、勝任愉快地在該書的編后記里表達了對參與其事的個人和“家鄉出版社”的“盛情厚誼”的真誠感謝；但我們作為有所期待的先生的讀者，對于這樣的“本來可以如何如何”的機會的得而復失，偶爾議論起來就難免會有些不平，尤其是當某些七七八八的聲音像蒼蠅一樣在你耳邊嗡營不止的時候。

　　所以，當山東教育出版社來向先生約編一本自選集，先生因為自己另有兩個近作集子正在出版中，擔心再編會在內容上出現重復，因而猶豫未決的時候，我是極力鼓動先生接受這一約稿的人員之一。我的理由是，既然山東方面約編的是“世紀學人文叢”中的一種，選題著眼點明顯在學術方面，篇幅上的限制又放得很寬，那么我們就完全可以放開手來，借機把它編成一本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總結性文集”。

　　也許是我的豪言壯語起了作用，先生不僅應承了出版社，而且還將協編這本《自選集》的任務交給了我。我自然不能空口說白話，而必須在先生的密切關注和細致指點下，高標準、嚴要求，“把它當成一門學問來做”。做完之后回頭再看，自己倒也還有幾處比較得意的地方。首先是在材料掌握方面，我們這次發掘和搜集到了一批首次入集乃至首次發表的原始文獻，可以令先生減少一些對本書與其它集子內容重復的擔心。這批文獻的寫作時段相對比較集中，其一是50年代初，先生入獄之前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時文、雜感和外國作家評介文字，這次我們從中擇出較有代表性的幾篇，列入本書第五輯《回歸與超越》之中了；其二是80年代初，先生平反復出后在資料室坐班期間，曾受邀出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兩套大型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的“編委”，并陸續擔任了其中若干種資料集的“責任編委”，從而留下了一批迄今未曾公開的珍貴文獻。照我們現在的想法，在一大群人協作編選的某書中當一個“編委”，應該只是一種名譽性的身份，不會真有什么具體的事情要他去過問的了，可是不，此次我們發掘出來的幾篇先生寫于這一時期的篇幅長大、當初可能僅僅用于指導具體的編選責任人的審稿意見和資料考訂文章，證明先生當年不僅過問了，而且“過”得很細、“問”得很深，分明也是在把這件事“當成一門學問來做”。這樣一種純粹“資料”上的“發現”帶給我自己的也不啻是一種震撼，我想它所具有的意義應當遠遠超乎幾件具體的資料本身，而更在于使人懂得，今天我們在80年代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從事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的深入研究的時候，那些仿佛隨處唾手可得、用得根本不當一回事的“基礎文獻”資料集，并不是天經地義地就應該以這樣而非那樣的面貌存在在那里的，而分明也是一種值得我們倍加珍視的“文明成果”；在那些日漸泛黃的冊頁上默然不語的暗色文字的背后，該有多少像先生這樣的老一輩學人和資料工作者的心血、生命、吶喊和抗爭凝聚和鎖閉其間，其中的絕大部分也都是像這樣未經揭示或早經遺忘了的。

　　1990年10月，先生曾應母校東京日本大學之邀，攜師母赴日作為期一月的訪問講學，其間曾就《我與胡風的交游史》、《我和社會學》、《關于胡風的文藝思想》等題目在多所大學演講，這些演講的講稿大多沒有在國內發表過，此次我們也盡數收錄在這里了。

　　另一方面在本書的體例設計上，我的想法差不多得到了先生的全面認同，也是一件令我頗感得意的事。這一想法其實也很簡單，即本著“總結性學術文集”的編集初衷，努力使先生迄今為止的學術成就和貢獻能從活動時段和活動領域兩方面都在本書中得到較為全面的反映和體現。為此，我首先按學科門類切塊，將先生在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含其它雜學）這幾個主要活動領域內的學術成果分類輯出，列為《從清理重災區入手》、《開放與交流》和《回歸與超越》三輯（全書第三至五輯），然后再求收輯全面，進而在全面的基礎上有所擇選，選擇尺度的寬嚴當然以先生自己的衡量為準。又由于先生自始至終都并非那種老死戶牖、只知“埋在南窗下讀死書”的學者，而是具有著作家、學者的雙重文化身份，兼以經歷坎坷，他自身的人生遭際、社會交往、思想行為、學術經歷等等本身即是一門不小的“學問”，他的許多以論理形式付諸表達的觀點見解，也往往是以自己在現實人生中的經見和感悟為隱含背景和潛臺詞的，所以要想真正“讀懂”先生的學問，還必須對他的為人有所了解才行。鑒此，我特意輯出了先生的“自述”（《且說說我自己》）和“懷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含“歷史題材”雜文）文字，放在上述三輯“論學”文字的前面作為本書的第一和第二輯，以求能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一種循序漸進、由感性浸染到理性沉思層層深入的感覺。

　　作為附錄的一輯十篇“別人筆下的先生”，算是我別出心裁，自作主張收在這里的。歷來各色人等狀畫先生學問人品的文字可謂夥矣，現在我掛一漏萬地從中選出幾篇來，也算是趁機塞私貨，借別人的筆墨就自己對先生的理解作了一回間接表達。知我罪我，好在我們大家都是對先生本人有著真心的欽敬的。最后，本書的書名定為《歷史的背面》，起初泰半是為了照應出版社的擬名格式。他們一定要求在“自選集”的副題之上再擬一個“詩意”的正名，一時倒令先生著實作了幾天難。最后選定這個短語，當然不是因為它的“詩意”，而主要因為這是一個先生在他“座上客常滿”的飯桌上和酒后的書房中時常會對我們提起的話頭，我們聽得熟了，慢慢就深入骨髓，誠所謂“思想里好像有鬼似的”，想人想事很容易就冒將出來，輕易弄它不去。至于它的涵義，先生在自己的回憶錄《獄里獄外》里所說的那段著名的話中，倒是有半句可以拿來作一個注腳：所謂“……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大約只能是在這“歷史的背面”吧。

　　協助先生編選這樣一本《自選集》，令我從中體會到了比較強烈的膝下承歡之感，為了使這種歡喜保存得更長久，現在我把它說出來；編選進行過程中，包括陳思和老師、謝天振老師、嚴鋒兄、宋炳輝兄、張新穎兄以及先生的女兒賈英女士在內的眾多師友均曾參與意見，或給予某些實際的幫助，謹此一并致謝。

張業松
1997年11月21日于南區蝸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