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辮發”，很多人都會下意識的想起明清鼎革之際那段慘痛的歷史來。在“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血腥口號下，有一千多萬漢族同胞為了自己最后的尊嚴，死在異族的屠刀下。這是漢族子民心中永遠的痛。然而現在電視熒屏上，充斥了拖著辮子的清宮戲；在韓國《朝鮮日報》的漫畫中，代表中國形象的也通常是拖著辮子穿著馬褂的清朝人。大家似乎也都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其實在大家熟視無睹的眼光里，又有誰了解這“辮發”對于漢人的苦澀與沉重呢？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辮發”的簡略歷史。

（一）

　　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就拿毛發來說，與人類同一遠祖的黑猩猩之類，都是遍體被毛的，隨著季節變化而褪毛、長毛；而人呢，除了頭發、眉毛、胡子、腋毛等少數幾處外，身上只有可以忽略不計的汗毛而已，也不再隨著溫度的變化而發生明顯的毛發變更，而其中最為神奇又要數頭發（也許還要包括男性的胡須）了：居然可以連綿不斷的長下去，大有將全身汗毛的生長能力全部挪為己用的趨勢。

　　現在想來，遠在幾萬、乃至幾十萬年，人類的頭發就應該是這樣“滔滔不絕”的長下去的吧！那些飽而無事的遠古人，偶爾捻起自己或別人的幾綹頭發，搓巴成一根類似于繩索的辮發時，人類的辮發史應該就算開始了。

（二）

　　自從華夏民族在黃河流域產生以后，漸漸的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對于頭發的愛護。這種愛護，除了出生后要剃一次胎毛外，終生不再剪發。為什么要這么愛護自己的頭發呢？我們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孝經》中的一句話來回答，那就是：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這個理由，是經過儒家倫理規范的解釋。其實最早呵護頭發的原因，是與原始巫術有關。那時候，人們都相信：身體的任一小部分可以代表其整個人，比如頭發、指甲。如果對某人的頭發或指甲施以巫術，那么那個人就將遭受施加的巫術。所以，那時候的人們都很看重自己身上頭發、指甲、胡須之類的部件，不可隨便捐棄。在《書傳》中提到這樣一個故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發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湯把自己的頭發、指甲貢獻給上帝，就表示要以自己為祭品（“犧牲”），為天下萬民請命，所謂的“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就可以看出原始巫術的影響來。（關于中華民族對于頭發、指甲、胡須等物的信仰，可以參閱江紹原《發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一書。）

　　我們華夏的始祖對于頭發的愛惜，在典籍中也可以窺見一斑：平日剪斷頭發那固然是不可以了——如果強行剪斷頭發，那就是中國古代“五刑“中的髡刑。對于頭發，規定要“五日一沐”，就是五日洗一次頭發；而且中國古代洗發的時候也是有“洗發膏”的，例子就是《詩經·衛風·伯兮》里面的：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就是：“自從“伯”去了東方，頭發亂哄哄的像草堆一樣。難道是沒有洗發膏的緣故嘛？不是呀，那是我打扮好了也沒人看！”。還有一個關于頭發的典故“握發吐哺”，說周公選材舉能，經常忙得是“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握發”，一方面是表示對客人到來的尊敬和想見客人的迫不及待；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這個不經意的動作中，看出古人對于頭發的態度：“握發”，不是隨便的一披、濕淋淋的拖在身后，也不是纏繞在頭頂上，而是握在手里。

　　當然，最初的時候愛惜頭發，是出于對于巫術的禁忌；但隨著儒家倫理把對頭發的愛惜，納入儒家“孝”的規范之中的時候，我們對于頭發的愛惜就不僅僅是一種禁忌了，更是一種生活中的規范，漸漸的成為一種漢人區別于四周其他民族的特征物。典籍中諸如“斷發”、“被發（披發）”、“祝發”、“髡發”以及后面我們要著重提到的“辮發”，都是用在四周少數民族身上的。最早見于記載，可能要數《左傳·哀公七年》里面的一句話：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發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句中的“大伯”，就是《史記·周本紀》中所說的“太伯”。據《史記》的記載：說周文王的祖父古公有三個兒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虞仲，老三就是文王的父親季歷。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想讓季歷為繼承人，就“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據說這個“荊蠻”就是后來的吳國，“文身斷發”是“荊蠻”的民族習慣，為了入鄉隨俗，太伯也只好“忍痛割愛”了。在《春秋榖梁傳·哀公十三年》中，也曾提到吳國斷發的“優良傳統”：

　　吳，夷狄之國也，祝發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不過這時候吳國斷發的傳統應該是尾聲了，因為“吳進矣”，吳國學習中原先進的文化知識，進步了，所以“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要學宗周，留著頭發帶“冠”。又“祝發”又能戴冠，想來是不可能的。

　　“辮發”或者“編發”，見諸典籍記載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大約是因為辮發實在是很麻煩的吧：對于辮發，無論是洗頭發，還是編扎起來，都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兒。《孔子集語·卷六·主德五》有這樣一段：

　　《尚書大傳》：……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這里，“編發”和“重譯”都是借代邊疆的少數民族，這并不是春秋戰國的語言。且《孔子集語》是本很晚出的書（宋代薛據編），所以不足采信。

　　確鑿無疑的記載，出現在中國最早的紀傳體史書《史記》中。在《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中，有如下記載：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巂、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文中提到的巂、昆明兩個少數民族就是“編發”的。至于他們究竟編成什么樣的發型，我們已經無法知曉。但從此時起，漢語中借代少數民族的語匯，除了“重譯”、“左衽”之外，又多了一個“編發”。而“解編發”也和“削左衽”、“襲冠帶”一樣，成為中原文明開蒙四方邊民的專有詞匯了：

　　夫明暗之征，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發、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漢書·卷六十四下》）

　　武帝議問群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若是應，殆且有解編發、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論衡·卷十七·指瑞篇第五十一》）

　　不知是中原文化不夠強大，不足以煦育那些兇殘的邊民；又或者邊民的頭發編得實在是太多、太緊，讓中原人解不勝解。中原文明最終并沒有使他們變成中央王朝忠實的子民。在烜赫幾百年的大漢帝國崩塌后，引來了編發之民在中原的狂歡。

（三）

　　在中原四周，有“編發”習俗的少數民族，遠不止太史公在《史記》中提到的“巂”、“昆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見諸史書的，就有“氐”：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俗，語不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發。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三國志·卷三十·魏書三十》引《魏略·西戎傳》）

　　“肅慎”：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馀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俗皆編發，以布作襢，徑尺馀，以蔽前后。（《晉書·卷九十七》）

　　“吐谷渾”：

　　吐谷渾，……于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后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縭。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發縈后，綴以珠貝。（《晉書·卷九十七》）

　　“高昌”：

　　高昌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敦煌，西次龜茲，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ㄜ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皆其鎮名。……。面貌類高驪，辮發垂之于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發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梁書·卷五十四》）

　　“于闐”：

　　于闐……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中婦人皆辮發，衣裘袴。（《梁書·卷五十四》）

　　“芮芮”（即蠕蠕、柔然、茹茹等）：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發左衽。晉世什翼圭入塞內后，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刻木記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眾殷盛。常與魏虜為仇敵。（《南齊書·卷五十九》）

　　其他不見于記載而又有“編發”習俗的少數民族，可能還有很多，只是因為沒有史書記載，而不能加以考證罷了。

　　南北朝時期的中原，是匈奴、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盤馬彎弓的樂土，而作為大多數的漢人卻是被狩獵的對象，被貶稱為“一錢漢”、“漢狗”。而同時期鮮卑拓跋氏因為建立起享國長久的大魏（含北魏386~534，東魏534~550、西魏535~556），無疑是當時中原大地最耀眼的少數民族。然而在《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中，他們卻被稱為“索虜”或者“索頭虜”。毫無疑問，“索虜”或者“索頭虜”是含有貶義的，不是一句好話。但是為什么用“索虜”或者“索頭虜”這個的稱呼呢？

　　在古代，“索”指的是粗繩子，“繩”是細繩子。而頭發編成的辮子，就很像一條繩索。那么鮮卑人被稱為“索虜”，是不是因為他們辮發的緣故呢？為此，我們先來看看鮮卑人有沒有“辮發”的習俗。據《后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記載，鮮卑有“髡頭”的習俗：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晏畢，然后配合。

　　與之同種的烏桓同樣有“髡頭”的習俗：

　　烏桓者，本東胡也。……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后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由是可見，鮮卑人并沒有漢民族愛惜頭發的傳統。那鮮卑人到底是不是留著辮發，我們目前在史書上找不到直接的證據。在《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中有這樣的記載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為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于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發左衽，故呼為索頭。

　　從《南齊書》的敘述可見，“索頭”這個名字的來歷至少是與他們頭發有直接關系的。從我們在后面要講到的遼代契丹人、金代女真人、元代蒙古人，乃至清代的滿族人，他們都是“髡發”而留發辮的。由此可以大致推出，那時候的鮮卑人，大約也是“髡發”而留發辮的。由此，他們才被南方的漢族稱為“索虜”。現代的學者大體都采用這種說法。比如章太炎說：“沈約作《宋書》，號北朝曰索虜。托跋編發為辮，故曰索頭虜。”（《國學講演錄·小學略說》）

　　在范文瀾等主編的《中國通史》中也有“宇文部言語與鮮卑語略異，剪發，留頂上一部，打成發辮與拓跋部相同，因此宇文拓跋兩部被稱為索頭或索虜”（《中國通史·第二編·第四章》）、“鮮卑拓跋部人頭發打成辮子（稱為索頭）”（《中國通史·第二編·第六章》）的說法。

　　在沈約《宋書》中，索虜還是專指當時統治北方的鮮卑拓跋氏，但隨著時間的遷移。“索虜”漸漸變成指代統治北方的少數民族，而不再專指鮮卑拓跋氏。唐代劉知幾《史通》中就說：“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中也使用了這種說法。由此可見。

　　“髡發”、留辮，那是鮮卑人自己的民族習俗，但他們統治下的漢民有沒有隨之也“髡發”、留辮呢？在西晉以后的中原，各個少數民族輪番入主，“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原大族多是結塢自保，并世代傳承著漢朝的習俗，不為胡化。“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十六國時期過后，就是“索頭虜”的統治，但是北魏一直忙于內部火拼、外部征伐，沒有多少功夫關心民事；社會的底層主要還是靠世家大族的自發組織管理。因而漢民得以保存自己的民族習慣。在《魏書》中，我們看到可以看到一下幾則關于頭發的故事：

　　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發，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馀不息，家人罕有知者。（《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發為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眾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發，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魏書·卷四十三·劉休賓傳》）

　　可見漢族對于自己的頭發的珍惜，一如《書傳》中提及的商湯。在范文瀾等主編的《中國通史》中是這樣說的：

　　漢士族最講究禮制，鮮卑族卻非常落后。鮮卑拓跋部人頭發打成辮子（稱為索頭），男女服裝便于騎馬，漢士族以衣冠自詡，當然看不慣游牧人的習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詔禁止），更被看作野蠻。其余不合漢族禮制的事自然還很多。（《中國通史·第二編·第六章》）

　　綜上可知，漢族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發體衣冠。相反，在北魏孝文帝的時候，對鮮卑人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漢化”、“去鮮卑化”活動，使得鮮卑慢慢融入中原文化。隨著時間的遷移，中原迎來了漢族一統的隋唐，于是“盡循周制度，還列漢衣冠”。“辮發”這一次再次還原了了它代指邊疆少數民族的本義。

（四）

　　說是“水滿則溢，月盈則虧”也好，說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當公元906年的時候，大唐這個病入膏肓的巨人終于走到了命運的終點，停止了所有的垂死掙扎，天下再次變得沸反盈天——盡管之前已經是干戈四起，但大唐死了以后，似乎大家鬧得更加起勁。誰也沒有過多關注，在中國的北方，一個叫阿骨打的契丹漢子建立起一個國家：遼。

　　契丹人是遼國的統治者，關于他們的資料，目前有很多壁畫、史書、考古資料，都表明他們是“髡發”的，但不是都辮發（參見下圖：《契丹人的發辮》，轉引自[日] 桑原騭藏《東洋史說苑》之《中國人辮發的歷史》）。

　　而繼契丹而起的是女真，他們同遼國的統治下脫離出來，建立自己的國家：金。很快，他們就滅掉了之前的主人遼國，并繼續南下，攻陷宋國的首都開封，占據中原。女真是一個辮發的民族，宋代陳準在《北風揚沙錄》中記載：

　　人皆辮發，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臚后發，以色糸系之。富人以珠金為飾。

　　就陳氏的描述，可以看出金人與后來的滿族頭式極為相近，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樣。金太宗在天會七年（1129年）頒布和清初極為類似的髡發胡服令：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發不如式者死。（《大金國志·卷五》）

　　于是，中原衣冠徹底凋零。據桑原廌藏的考證和推測，當時金國統治下的漢民都是穿女真服飾而辮發的。甚至被金人俘獲的南宋官吏也要被強制弄成辮發：

　　何充，漢州德陽人。秘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御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于邛崍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帥設帷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辮其發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剮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于是斬其首。（《宋史·卷四百四十九·何充傳》）

　　南宋依東晉故事，據江南半壁河山，茍延殘喘，猶能存漢家冠儀。于是南人就以“辮發”來區別敵人與友軍：

　　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發者輒殲之。《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劉锜傳》

　　或許是巧合，或許是因緣，蒙古人依著葫蘆畫瓢，遵照女真興起的模式，很快崛起并滅掉金國，隨后揮軍南下，最終滅掉南宋。然而蒙古人也是髡發留辮的，只是蒙古人的發辮式樣與女真不同：

　　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囟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于肩上。（宋·孟珙《蒙韃備錄》）

　　因為要生存下去，已經沒有了愛護頭發的習俗，也沒有了漢族人的廉恥，也就不會有任何的心理障礙。中原的漢人既然能在女真的統治下，剃發編女真式樣的辮子，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在蒙古的統治下，剃發編蒙古式樣的辮子。而南方的漢人先是屬于南宋統治，繼之的是元朝。元朝關于髡發，是沒有強制要求的——只有那些急于阿諛蒙古的民族敗類，才會學著蒙古人髡發。所以大多數南方人其實依然保持著原來的發式。

　　幸好，天不絕漢，在中原腥膻了兩百多年以后，終于漢人再掌未央。明太祖皇帝在一統天下后不久，便在下令“詔悉復衣冠唐制”，一改洇染漢人數百年的胡俗：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發推髻，深襢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厭之。洪武啟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發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淡色團衫，用纻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截兩胡衣，其辮衣、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明·何孟春《馀冬序錄·卷一》）

　　于是中原大地“不移唐日月，重著漢衣裳”。連留在大明土地上的蒙古、女真、契丹也都開始蓄發。“辮發”在中華大部分土地上絕跡。

　　同時，宋明理學伴隨著民族意識也漸漸深入社會中每個角落每個人——不論士子官吏、販夫走卒，還是乞丐愚氓、翁媼婦孺——每個人都有一種民族的意識：“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頭發在漢民族受過傷的心目中，地位愈發的重了。

（五）

　　女真，猶如野草、猶如陰魂，在東北蟄伏了數百年后死灰復燃，再次成為漢民族的心腹大患，并最終占有華夏九州。“辮發”的噩夢又一次出現在漢人的生活中。

　　我們上面說過，女真人是髡發留辮的，這是他們的習俗。清朝的太祖、太宗時期，遼東投降過去的漢人都是要髡發留辮的。這是可以想見的：那些人投降了，自然是被迫自己的民族，理所當然要站在女真人的立場上了。

　　中國本土漢人的辮發，是從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后開始試行，當時命令沿道的漢人都要辮發，在五月二日入主北京之后，秉承金朝風范的滿清，第三日就迫不及待的頒布了這樣的命令：

　　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發，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東華錄·順治卷二》）

　　強令剃發易服，使得命令所到之處漢人群起反抗，眼看清軍形勢不穩的攝政王多爾袞在同月的二十四日，又布告如下：

　　予因前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后，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聽其便。（《滿清興亡史》）

　　于是風波平息。

　　等過了一年，也就是在江南平定之后的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態度突然一變，下剃發之令，開始例行辮發，其略云：

　　向來剃發之令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錄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發。若規避惜發，巧辭急辯，決不輕貸。（《滿清興亡史》）

　　清政府規定，除了僧侶和道士可以不辮發易服以外，其他人等都要遵照以上的詔令。連綿延近兩千年的衍圣公家族也難逃“薙發”的厄運。

　　上面提到，中國南方一直綿延著醇正的漢風。即便是在蒙古統治時，也是沒有集體薙發的先例。如今要“薙發易服”、“以夷變華”，于是整個南方都動蕩起來。其中，d’Orléans的《征服中國的韃靼二帝的歷史》中有如下描述：

　　辮發、胡服的新制，極大的刺痛了漢人的情感，導致他們的反抗。他們開始在地方發起叛亂。比起受到夷族的統治，更讓漢人感到奇恥大辱的是，象征受夷族統治的辮發和胡服。先前為了保住自己的頭顱，如羔羊般柔順的漢人，如今卻為了了保護頭發不收侵犯而如虎奮起。……

　　而衛匡國（Martin Martini）的《韃靼戰紀》中，有關浙江紹興府有如下記載：

　　韃靼軍隊在沒有遭到特別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紹興府，浙江省南半部的府縣亦顯出可以順利征服的情勢，然而，當韃靼軍隊要強制性地讓剛歸順的漢人辮發之際，所有的漢人——有士兵也有市民——皆手持武器，揭竿而起，不是為國家，亦不是為皇室，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頭發，和韃靼軍隊以命相拼，遂將韃靼軍隊擊退到錢塘江以北。

　　在民族內斗中耗盡精力的漢族，終究敵不過兇狠女真的屠殺。整個中國除了幾千萬顆束發的人頭，以及無數逃遁方外的僧人、道士，只剩下一個個拖著“豬尾巴”的滿清奴才。一部《發史》，就是一本漢民族的血淚史。

　　時光荏苒，漢民族的血一直在流淌，最終匯聚成一條奔騰的大河，把一切抵制漢化的障礙掃除。兩三百年后，一群南方人率先而起，喊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最終將象征“夷化”的辮發剪除，并開創了屬于華夏人民的新天地。我們回首看那三次“辮災”，能不感喟于漢族蒙受的恥辱與不屈的抗爭！

（文中金代以后部分參考了[日]桑原騭藏《中國人辮發的歷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