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和探險成為當今的社會時尚，在中國又是一門新興的體育和休閑活動，自古以來，中國并不乏有遠出旅游的外交家、宗教家和歷史學家，張騫、蘇武、玄奘都為后人留下跋山涉水的深刻印象，但這些活動都負有特殊的使命，并不以旅游為目的。以探險和考察為目的旅行家要數300 多年前的徐霞客為第一人，歷史并不悠久。在華夏文明古國中，諸多文化事業領先世界，名家輩出，唯獨旅游家姍姍來遲，這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

　　在中國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游記作品多是抒情描景之作，很少有自然科學價值的含金量，究其原因，這與知識結構的局限性不無關系。中國文人富有通曉人文、社會、政治和歷史知識的傳統，對于自然科學少有涉獵。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唐代佛學、宋明理學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輕視工藝、技巧的傾向，在治學內容中缺少科學技術，導致知識結構上的偏頗，與古希臘、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文化名人相比，中國的大思想家和大哲學家很少兼通自然科學，徐霞客是個例外。他以畢生的精力，“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考察名山大川，探幽訪奇，走筆為記，寫成《徐霞客游記》，成為中國游記文學的高峰之作。這部游記不僅以雋永、清新、奇偉的風格著名于世，更是一部地貌、水文、生物，自然生態的考察實錄，由此開創了寓文學情趣與科學報告于一體的新文風，充分表明他是一個集自然科學和文學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難得可貴的。

　　徐霞客以旅游、探險作為人生抱負，并非是孤立的社會現象，晚明一代世風的變遷，造就了他以游歷來實現人生價值的社會理想。

　　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消費，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安土重遷，老死難離故土，人們恪守的是“父母在，不遠游”的儒家教誨，這樣的心態，與旅游無緣。天災人禍可以迫使人們遷移，卻不是有文化意向的旅游活動，所以在晚明以前沒有專門的旅行家是并不奇怪的現象。

　　這種情況到晚明有了改變，商品經濟的繁榮，豐富的日用品和活躍的游樂場所，以及由此而發達的各色行業，使得城鎮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方式，大大優越于古樸的農村生活。由各地商品帶來產地的風光民情的信息，擴大了人們的眼界。周流千家萬戶的商品交換，促進了人們消費生活的擴大，也刺激了人們渴望了解家園以外的世界。從魯樸、沉靜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探奇追新的趨向，萌發了新的人生情趣，這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潮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回響。

　　旅游首先得到文人的推崇，成為大丈夫的雅尚。著名文學家袁中道即以酷愛游歷而聞名一時，他鼓動文人學士走出書齋，奔向大自然說:“行矣! 毋失名山與名人哉! ”結交名人是士大夫傳統的社會交游，探訪名山卻是與大自然交往，可貴的是他把名山與名人并列，作為人生的兩大樂趣，對于后者尤其強調決心和毅力，提倡旅游者必需具備的品格和氣質。在眾多的旅游家中徐霞客是一個杰出的代表，他的父親是一個厭倦功名，憤世嫉俗的高士；母親胸襟豁達，目光遠大，鼓勵兒子“遠游，得異書，見異人。”并親自制作“遠游冠”以壯行色。他鄙棄科舉，不入仕途，與大自然為伍，手攀星岳，足躡荒原，以親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揭示大大自然的奧秘和地質現象，歷時30余年，寫下60萬字的煌煌巨著，成就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稀有之作。

　　如果說16、17世紀之交在中國興起的是第一代旅游風；19、20世紀之交隨著中國學人走向世界推動了第二次的旅游高潮；到20、21世紀之交，旅游已成為全社會風行的時尚。改革開放催動了人們好奇、獵險、求知本性的釋放，它顯示的不僅僅是消費生活的提高，也是民族性格發生變化的表現，旅游就是觀察世道民風的一道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