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1日至23日，“首屆禪宗祖庭文化網絡研討會”在湖北省禪宗發源地黃梅縣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近百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53篇。會議由黃梅四祖寺單獨舉辦的，主題是“四祖寺與禪宗”。參會的學者有黃心川、方立天、楊曾文、方廣錩、孫昌武、溫玉成、張新鷹、熊安余、曹蔭裳、韓廷杰、麻天祥、宮哲兵、陳兵、何明棟、呂有祥、徐蓀銘、呂建福（西安）、呂建福（南京）、黃夏年、楊富學、董群、劉元春、黃春和、劉澤亮、華方田、張風雷、宣方、李四龍、劉澤亮、何明棟、周齊、吳明山、高士濤、林斗山、文正義、徐文明、伍先林、宣方、吳言生等，佛教界人士有妙峰、見忍、堅光、常海、宗性、圣凱、法緣等人。湖北民族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趙崇輝、處長張化平和黃梅縣委書記劉樹山，縣長夏德明，人大主任陳圣斌，統戰部長石國祥，宗教局長趙金桃等人參加了開幕式，縣委副書記孫楚強在會上講話。佛教界著名人士本煥法師、凈慧法師等出席了會議，凈慧法師發表即席講話。

　　代表們圍繞禪宗祖庭及其文化作了深入地探討。四祖道信禪師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本次會議的重要主題，許多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肯定了道信在禪宗的地位，指出道信是中國禪宗的奠基人，有的人甚至認為中國禪宗的創始人應該從道信算起，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應該是：禪宗初創于道信，形成于弘忍，發展于慧能，這種說法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禪宗的發展史實。代表指出，道信海納群流，融會創新，形成了楞伽與般若、戒律與與禪修、念佛與成佛、農作與坐禪、漸修與頓悟五個結合，但他對禪宗的貢獻主要在：一是開創了“擇地開居，營宇立像”的“定居傳法”的禪門革新的活動，改變了過去禪僧居無定處的局面。他選擇了地處中原，三省交界，背靠長江的黃梅地區，既有利于修行，又有利于與外界交往。二、道信創造了新的禪宗理論。他將《楞伽經》和《金剛經》結合起來，又結合天臺、三論等宗的學說，實現了達摩禪法的由“悟宗”趨于“悟心”的轉變，形成了“直接人心，人心傳心”的法系，創立了“守一不移”的安心方便法門。他還主張依教明禪，重在“行”上，開禪宗所依菩薩戒本之本源。他強調念佛與成佛統一，清凈本心即是佛國凈土。三、道信提倡“坐作并行”，農禪結合，勸人勞作，身體力行，這是一種禪宗史上的具有真正革命意義的創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總之，四祖禪的特質是：“藉教悟宗，教禪不二，諸佛心第一，提倡直契本源，頓悟自心佛性，證自性凈土，高揚心即是佛，不假外求；在禪法上，針對學人根機，教以頓入，念佛止觀等多種方法，在廣攝群機；在教學上，觀機逗教，巧施機用，重集體參修。禪法多樣，頓漸并行，止觀雙運，而以《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為主。”在實踐上，定居學法，身行農禪，禪戒并行，禪凈雙修。道信的禪法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承前”是指他忠實地繼承了達磨、慧可、僧粲的思想精髓；“啟后”，指他積極發揮了禪學精神實質。道信的歷史作用在于：他奠定了禪宗的發展方和信仰價值趨向，他應是禪宗的開創者，其后的弘忍是卓越的生產經營者和生活組織者，其重要性在于讓社會徹底改變了對僧侶的看法，加速了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特別是他在修行的方法上的創新，其意義不亞于撰寫佛學著作方面的中國化。

　　代表們還對一些與四祖有關的學術問題發表了意見。如關于《續高僧傳》中談到的兩個僧人，有人認為就是《傳法寶記》和《神會語隸》中指出的“皖公山二僧”，即僧璨與神定。而《傳法寶記》的作者杜（月+出）撰的《道信傳》“亦應取材于中書令杜正倫所撰之文”。有人考證出道信禪師的具體年表，“7歲出家，13歲事三祖，28歲遇五祖，38歲始居雙峰，72歲入滅。”對四祖寺的毗盧塔，學者考證指出，其造出時間的上限是宋真宗初年，下限在明末。應是元至順二年以后的若干年內之事，推測它造于1332-1335年間，并移入四祖真身供養。學者考證了道信要江西的行履，指出道信在吉州受戒的具體地點是吉州的東山禪寺。他修行在廬山、潮山，弘法濟眾在贛中。學者通過對禪宗的《觀心》和天臺宗的《觀心論》兩部之比較研究，發現在南北朝以降的禪法易簡風氣中，彼此圍繞“唯心論”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是從般若學入手，消化如來藏思想，融入“唯心論”，這是天臺四祖智（憶）真正創立天臺宗的學術歷程；二是從瑜伽行派入手，假借如來藏思想，融入般若中觀論，這是禪宗四祖道信真正創立禪宗的學術歷程。禪宗的思想勘稱“真禪唯心”，但是天臺宗的思想是“唯心但不真常”。

　　對道信的后人，學者在會上也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如對道信與弘忍的關系，學者指出，道信入黃梅后，弘忍一直跟隨他承受雙峰禪法，道信去世后，弘忍才將宗門的基地遷往馮茂山。弘忍之后，禪宗再分三支，向北向西向南傳播。“東山法門”傳入唐代兩京的中原水發達地區后，正因為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支持，才得以迅速發展，蔚為大宗，也才有以后在諸宗中獨領風騷的局面出現。道信再傳弟子湖南的衡州善伏是其唯一的一位既修凈土，又習禪觀，且終于衡岳的僧人。還有人對印順法師對道信的研究作了分析，指出對道信的研究而言，“諸如蔣維喬、湯用彤、胡適、馮友蘭、呂征、任繼愈等的著作，均提到道信的名字，盡管關于轉捩點看法不盡相同。范文瀾是撇開道信；馮友蘭是只講學而不講宗；任繼愈認為道信仍屬楞伽的……，對此研究最為詳盡的，還算得上今人臺灣的印順法師。”研究東山法門，尤其是研究道信，印順的書不可不讀。學者對福建的禪宗進行了梳理，指出禪宗在福建流傳的五大門派中，以臨濟、曹洞最盛，而臨濟為最，福建各大寺院大多屬于這二宗。20世紀三、四十年代，虛云老和尚重振南華祖庭，觀本法師協助虛老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學者對觀本也作了詳細的介紹。此外，還有學者向會上提交了黃梅縣宗教現狀調查報告，并提出了問題和解決的對策。

　　學者通過研究得出禪宗北宗與密宗的交往主要在神秀的弟子普寂時代。北宗與密宗的師徒授受關系，主要是北宗人投師密宗，但是他們并不是學習密法，而是學習禪法，密宗善無畏禪法傳于北宗人，尤其加入具有濃厚密教特色的誦咒、結印以及愛菩提心戒等內容，是密宗影響于北宗之處。北宗人紛紛投師密宗，而南宗卻無一人，其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密宗的思想及其禪法與北宗相通，而與南宗相去較遠。”對南北兩宗的懺法，學者說“南宗與北宗在懺悔思想上都是繼承了達磨禪的基本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作出展開。達磨禪以般若空來詮釋懺悔，將懺悔攝入禪法的方便，提倡坐觀是最好地懺悔。北宗也是將懺悔攝入觀心中，認為佛性威德自然能澄清煩惱濁水；牛頭系統的佛窟遺則把懺悔溶入四威儀中，以般若空義論證了罪性本空；南宗提出了”自性懺悔“、”無相懺悔“，將佛性理論與般若學說相結合，對懺悔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是在懺法實踐上，南宗則完全沒有，但是北宗及凈眾、宣什各有自己的禮懺形態。”對國內的《壇經》研究，學者指出，“也柯以發現國內在敦煌本《壇經》的整理與研究上，已經有后來居上的趨勢。”但仍有種種不盡人意的地方，還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因此，看來有關敦煌本《壇經》的整理工作，還需要再接再厲，努力下去。”

　　學者強調，從中國禪學的思想的發展歷程看，表現出明顯的會通般若性空與佛性之有的思維取向，而且這一會通又以般若智慧解說人心佛性，以無得正觀破除貪欲執著，結果是以性空攝了妙有，以般若會通了佛性，最終歸結為佛性就是菩提般若之智，覺悟成佛就是徹見本來具有的般若智慧。有人說，以“教外”之居的禪宗是以“心性”作為其言說支點的。甚而認為，“在禪學的研究中，我們必須摒棄科學的、理性的、邏輯的方法。”但也有人指出，慧能的心性論并不是因為儒學有心性論，為了表示佛教的中國化的特征，慧能也重視心性論。其實心性論既是印度佛學的傳統，也是中國佛學的傳統，所以慧能是在這種傳統的基礎上更多地考慮了儒學心性思想的背景。中國佛教禪宗的特質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肯定自我價值為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其代表性的觀點是“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人人平等”，佛性有“自覺”的功用。二是以發現自我價值的修行方法和旨趣，其重要的觀點為“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三是以生活化的修行為實踐方式，其代表性的觀點是“禪非坐臥”，“離相即禪”，“搬柴運水皆是佛道。”有人提出，“從‘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成了禪宗世俗化轉變的標。這種轉化在生態倫理上的意義就是，使生命和自然無論是作為整體還是個體，都獲得了終極的內在價值。生態問題也就獲得了終關懷的意義。同時使禪宗的生態倫理思想注入了傳統佛教所欠缺的對生命和自然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慈悲情懷。這些是禪宗對生態倫理的最大貢獻。學者分析了如來禪和祖師禪的區別，認為“總體上說，禪宗內部先是以般若智慧和頓悟清凈本心作為如來禪的本質規定，祖師禪名稱提出后，強調以主張漸悟和方說為如來禪的特征，并偏于貶斥。”“只有既主張當下頓悟，又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才祖師禪。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是祖師禪的最重要、最本質的核心規定，是祖師禪與其它禪區別的主要標尺。”從禪宗的歷史發展看，菩提達磨至弘忍是如來禪，從慧能到溈仰、臨濟、曹洞、云門、法眼“五家”形成前是如來禪向祖師禪過渡的階段，“五家”形成標志著祖師禪的階段。祖師禪是禪宗禪法邏輯的結果，是中國固有文化影響的結果，是判教的結果，是中國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的結果，更是中國禪宗的民族主體意識的強烈反映。面對未來的禪宗，學者說，禪宗的宗門歷史，無不說明了禪宗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應運而出的歷史產物，它是隨著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情況而發生了自己的相應變化，不斷地調整自己，積極與社會相適應，給自己在社會中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最后趨于定型。走與社會相適應，不斷創新的道路，是禪宗能夠不斷流傳下來的一個內在動力，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今天我們重溫禪宗的歷史，就是想說明即將到來的21世紀禪宗的生命力仍然依靠的是活潑潑的精神和契理契機的原則，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斷的與社會相適應，勇于進行創新是禪宗在未來的社會中繼續發展的唯一的一條道路。21世紀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宗教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信息時代和數字化的時代，世界上各種宗教都無一不借助于新科技的浪潮，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來給自己找到一個最佳的位置，發揮出最大的能量和建立最大的影響，禪宗自然也不能例外。禪宗在21世紀里無疑仍然擁有自己的廣泛生存空間，這是因為首先禪宗是中國人自己的宗教，雖然我們可以在印度佛教里找到它的源泉，但它畢竟是經中國人對印度佛教進行改造后而再建立的一個宗教，所以在它的身上有著充分的中國化的特點，并與中國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中國人的宗教觀。作為每個生活在現實社會的中國人來講，不管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還是受現實社會生活的驅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接受宗教的影響時，禪宗無疑都是最容易而且最能夠接受的首選宗教。其二，禪宗已經流傳了1000多年，這個漫長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只要是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這一事實。毫無疑問印度佛教進入中國2000年的歷史中，只有禪宗最后能流傳下來，并且產生了最大的影響，說明它始終與中國社會是緊密相連的，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可，因此過去它能夠得到人們的青睞，被人們所接受，將來它也將繼續仍然被人們接納，仍然能夠繼續流傳下去。第三，中國佛教自創立后不久，就開始向外傳播，禪宗則在中國佛教對外傳播交流史中據有重要的地位。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歷史上受中國佛教影響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佛教里，屬于禪宗系的佛教在各國佛教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例如日本的曹洞宗、臨濟宗，韓國的曹溪宗和越南的臨濟宗等等，雖然這些國家的禪宗在不同程度地與當地文化相結合，且有了自己的民族化特點，但是他們仍然是以禪宗的面目出現的，且承認中國的祖庭，并一直在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社會上發揮重大的影響。趙樸初老人生前曾經稱贊佛教是聯結中外各國的“黃金紐帶”，那么禪宗就是這條“黃金紐帶”上的最大的“紐帶”，因為他不僅聯結了過去，也聯結了現在，還要連結將來，所以它的現代意義不可低估。第四，當我們再次審視20世紀的中國漢地佛教走向全世界的歷史時，禪宗則在這一偉大的活動中表現最為突出。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經日本禪宗僧人先是釋宗演，后是鈴木大作的弘揚，日本的禪宗開始進入西方國家，影響了西方國家的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并在60年代曾在西方國家掀起過一個禪宗熱的浪潮。80年代以后，經過中國的佛教徒的努力，中國的禪宗開始在西方國家立足，建起了禪寺，進住了禪僧，如今禪宗已經進入了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隨著中國的地位在世界上不斷地提高，又經僧侶們的不斷努力和進取，禪宗的影響將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影響越來越大，其覆蓋面也會越來越廣。

總之，21世紀的中國佛教禪宗會有一個全新的發展，對國家和社會將作出更多的貢獻，其影響也會進一步增大。當然禪宗在21世紀的發展時也會碰到一些問題，1993年趙樸老就提出佛教要加強五個自身建設，就是信仰、道風、人才、教制、組織建設，這些都是事關續佛慧命的重大問題，隨著中國佛教和禪宗在新世紀的發展，它必定會逐步得到解決和完善的。我們對21世紀的禪宗充滿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