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早年未曾見他發表過有關朱熹的研究文字。在離開大陸后，自1950年至1961年間，據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和胡適紀念館編集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等材料的記載，胡適先生撰寫了有關朱熹研究的論文、筆記和資料摘錄等共計八篇，即：

　　Δ朱子與經商（1950．1．5摘記卡片）

　　Δ朱子語類的歷史（1950．1．8稿，1959．1．8改定）

　　Δ朱子論尊君卑臣（1950．2．7，摘記卡片）

　　Δ朱子論死生與鬼神（1952．7）

　　Δ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書的年份（1952．7．6，文前有“附記關于朱子答廖子晦書的記錄”）

　　Δ朱子論禪家的方法（1952．7．13，文后附有“禪學的方法”、“朱子四字決”、“朱子答羅參議”等摘記）

　　Δ佛法金湯編記朱熹與開善道謙的關系（1961．2．5）

　　Δ朱子語略二十卷（1961．8．28）

　　以上這些論文和筆記等，除《朱子語類的歷史》一文后來印入臺灣正中書局和日本中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朱子語類》影印本外，其余七種都是未曾發表過的手搞。其中幾篇考證性的文章，如《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書的年份》和《朱子語略二十卷》等已是完成了的論文，而余者則均為原始資料的摘錄排比，間或有一些按語，尚屬寫論文前的準備工作。

　　從上面所列目錄的時間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952年中，胡適考慮朱熹思想方面的問題比較多。這很可能與他在1951年12月17日六十一歲生日時的想法有關。據他第二年的回憶，當時他為自己定了一個“生日決議案”，“決定謝絕一切長期職務來還債。”在這些“債”中，他說：“我的第一筆債是《中國哲學史》，上卷出版于民國八年，出版后一個月，我的大兒出世，屈指算來已經三十三年之久。現在我要將未完的下卷寫完，改為《中國思想史》。”（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第2195頁）因此，他對朱熹思想方面問題的考察，大概是屬于他為完成《中國哲學史》下卷工作的一個部分。

　　胡適晚年有關朱熹研究的文字，明顯地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史實考據，一類是思想探究，而前者與后者又有著密切的關系。下面我想就這兩類分別作些介紹。

　　從史實考據的文字來看，有三方面的內容：

　　一、關于“朱子語類”的編集歷史。

　　胡適在《朱子語類的歷史》一文中，對此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胡適指出，最早編集朱子語錄的是李道傳。他在朱熹死后十五年，（嘉定八年，1215年），于池州搜輯朱子語錄，共得三十三家所記的語錄，刻成四十三卷的《朱子語錄》（其中第三十五卷為朱熹答陳埴書，不是語錄），前有黃干寫的序（此書省稱“池或錄”）。其后，李道傳之弟李性傳繼續搜訪，又訪得四十一家。其中有三十四家是“池錄”所無的，其余也有與“池錄”相重的，有的則是“池錄”中某些家的補充資料（“余錄”）等。李性傳據此在饒州刻成四十六卷本的《朱子語續錄》。此錄是按所記語錄的年代先后來編集的，有李性傳的后序（省稱“饒錄”）。再次，在1248至1249年間，朱子門人蔡抗又收得諸家語錄，在饒州刻為二十六卷的《朱子語后錄》。此錄共收二十三家所記之語錄，其中有二十家為“饒錄”、“池錄”所無，其后有蔡抗的后序（省稱“饒后錄”）。大約過了十多年后，吳堅又在建安刊刻了一部《朱子語別錄》，據其所序言，他搜集了六十五家語錄，經與前述三錄比勘后，“重加會粹，以三錄所余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為別集，以附《續錄》，《后錄》之末”。以上是考四部朱子語錄的歷史。

　　其后，胡適又考分類朱子語錄的歷史。他指出，在“饒錄”和“饒后錄”未刻出之前，在劍南已有黃士毅編集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語類》的刊本。黃士毅的《語類》是以“池錄”為基礎的，但他又加上了三十八家，根據魏了翁序和黃士毅第二后序署年月，此《語類》約刻于1219至1220年間。這是第一部朱子語類（省稱“蜀類”）。1255年徽州有翻刻“蜀類”者，然據后來編《朱子語類大全》的黎靖德指出，比翻刻本中已增入了“饒錄”九家，所以是“蜀類”的增補重刻本（省稱為“徽類”）。與此同時，婺州王佖也留心收集朱子語錄，先后訪得三十多家，編為婺州本的《朱子語錄》（可省稱為“婺錄”）。以后，他又把訪得的各家語錄，編成《朱子語續類》四十卷，由十卷，由魏了翁在徽州刻出。這是第二部朱子語類（省稱“徽續類”）。南宋末年，黎靖德看到以上各書“并行而錯出，不相統壹”，于是按照黃士毅原分類門目，“遺者收之，誤得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復者”，編成今日流傳的《朱子語類》的底本。

　　胡適在本文中對于李性傳序中論述《語錄》的作用，甚為推崇。李性傳在序中回顧了朱熹一生主要著作寫成的年代，然后說：“愚謂《語錄》與《四書》（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異者，當以書為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為助。與《詩》、《易》（指朱熹的《詩集傳》和《易本義》）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為主，而在成書之后者，當以語為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胡適對李性傳這段話的評價是：“很有歷史的見解。”胡適在這里揭示出來的李性傳的論述，對于我們今天如何正確、恰當地運用《朱子語類》中的資料來研究朱熹思想，也還是有參考意義的。

　　胡適在本文最后將以上所記朱子語錄、語類，按年代先后排列出來，甚是醒目。這里也錄以參考：

　　（一）“池錄”（李道傳在池州刻的《朱子語錄》三十三家）1215年

　　（二）“蜀類”（黃士毅編，史公說在眉州刻的《語類》七十家）1219－20年

　　（三）“饒錄”（李性傳在饒州鄱陽刻的《語續錄》四十一家）1228年

　　（四）“婺錄”（王佖在婺州編刻的《語后錄》三十家）約1245年

　　（五）“饒后錄”（蔡抗在饒州刻的《語后錄》二十三家）1245

　　（六）“徽類”（徽州翻刻“蜀類”，增入“饒錄”九家）1252年

　　（七）“徽續類”（徽州刻王佖的《語續類》四十卷）1252年

　　（八）“建別錄”（吳堅在建安刻的《語別錄》二冊）1265

　　（九）“語類大全”（黎靖德在江西建昌刻的《語類大全》）1270年

　　以下又列黎編本的重刻本三種：

　　（十）《語類》成化重刻本（成化九年江西藩司刻）1473年

　　（十一）《語類》萬歷重刻本（萬歷三十二年婺源朱崇沐刻）1603－04年

　　（十二）《語類》呂氏寶誥刻本（呂留良刻）17世紀

　　胡適關于朱子語錄歷史的考察，還有1961年8月寫的《朱子語略二十卷》一文。這是篇“提要”式的文章。《朱子語略》一書藏于臺灣中央圖書館，為明弘治四年（1491）南京國子監重刊本，其初刻于何時已不可知。胡適考證認為，此書是一部分類的語錄，每卷一類，二十卷即二十類，雖未標明類名，但各卷自成一類是一目了然的。他還說，比書“似是比較早出的一部規模較小的‘語類’。其編成可能在黃士毅的《朱子語類》百四十卷（刻成在嘉定十三年，1220）之前，也可能在晦翁死后（1200）的二三十年間。”而其中有些條目是黎靖德編《語類大全》中所沒有的。最后，胡適指出：“這部《語略》的大毛病是每條不記采自誰人的記錄。但選定這部分類的人––––假定他是‘門人建安楊輿立’––––是很有眼光、有翦裁的一個人。每條雖然很簡短，但選擇的很扼要，很有精采。”如胡適舉出該書類二十末葉的一段話：先生曰： “以熹觀之，做個圣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誦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個無星之秤耳。”然后指出：“這一段好像也不見于黎氏的《語類》里。‘無星之秤’的譬喻好得很！故我記在此。”又如胡適引卷十六“論政事”中的一條：“后世君太尊，臣太卑”。然后評論說：“這八個字何等扼要，何等精采！”又，在本文中胡適據“蜀類”、“徽續類”和“語類大全”等均未提及《語略》此書，因而推測說，此書在建安編成后“未必就有刻本流行”。但后來胡適看到元大德版葉士龍編成后“未必就刻本流行”。但后來胡適看到元大德版葉士龍編的《朱子語錄格言》一書，前有王遂于淳祐甲辰（四年，1244）寫的序文一篇，其中講到“建安楊與立以所見聞，則為《語略》。”于是，胡適遂補寫一條以更正上述說法，指出至遲“《語略》在淳祐四年（1244）以前已有初刻本了。”

　　二、關于朱熹與道謙的關系問題。

　　胡適在《佛法金湯編記朱熹與開善道謙的關系》一文中，頗看重明初心泰和尚所作的《佛法金湯編》一書，認為“其書敘述頗謹嚴，各傳引文皆著錄其來源。”該書卷十五中載有《朱熹傳》，胡適也認為其中“所記晦翁早年與禪宗的關系，尤其是他與開善道謙的關系，比我所見諸書詳細的多，故鈔出備參考”。道謙是南宋著名禪僧宗杲的弟子，朱熹少年時曾跟他學過禪。此傳中載有朱熹致道謙信和道謙復信各一封，而尤可注意者是此傳引《釋氏資鑒》（元末僧熙仲編）中朱熹所寫的祭道謙文。此祭文不見于朱子的《文集》、《續集》、《別集》，但胡適認為：“這篇祭文的文字那么明白樸素，我頗傾向于承認他是朱子早年的文字。”胡適還考證出，此傳中所引朱子語錄幾條，都見于今傳《語類》中。關于朱熹與道謙的關系，胡適還從多方面征引有關材料進行考證。如他引用朱熹后來最得力的老師李侗給羅博文的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話：“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里面體認。”（胡適注：此信“見葉公回《朱子年譜》中，八頁；王懋竑《朱子年譜》一上，廿一–––廿二頁也引舊譜載的此書。張伯行刻的《李延年先生文集》也收此書”）。此外，胡適還引用《朱子語類》中朱熹自述的材料以為佐證。如引《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滕璘錄”（此錄于1191，朱熹六十二歲時）上的一段話：“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又如引《語類》卷一百零四“輔廣錄”（此錄于1194以后，朱子已六十五歲子）上一條自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指“禪”）。一日在病翁（劉子翚，字彥沖，號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先生）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的禪。劉后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胡適考證說，此處所言之僧即為道謙。總之，胡適認為朱熹與開善道謙確實有過一段師生之誼，這在朱熹少年時并不足諱。而且，在朱熹思想中，對禪的某些方法論也是十分留意和重視的。這在下面介紹胡適的《朱子論禪家的方法》時再詳談。

　　三、考證朱熹答廖子晦最后一書的年份。

　　胡適寫《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書的年份》一文，主要是駁斥王懋竑《朱子年譜》中的考證。他認為，王譜將朱子最后答廖了晦一書編在慶元六年庚申（1200）是錯誤的，并對此提出了一些駁難。胡適考證的結論是：“其實這封長信的年月，我們不能確實考定。我們只能說，因為來往書中都提及《韓文考異》，故應在慶元三年丙辰至四年戊年（1196－97）《考異》寫定之后。又因為陳淳、黃義剛記錄己未冬間討論里都提到這封信，故這信應在慶元五年冬天之前，大概是四年與五年之間寫的。”

　　從胡適現存探究朱熹思想方面的文字來看，主要內容也有三個方面（手稿中有《朱子與經商》摘錄一條，因無多內容，故略）：

　　（一）關于朱熹論“尊君卑臣”。胡適摘引了《朱子語類》中的六條材料，認為“朱子讀史常不滿意于‘尊君卑臣’的制度。”其中較為重要的材料如：《語錄》卷一百三十四中一條：“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變。”又《語錄》卷一百三十五中一條：“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于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同時，胡適考在朱子七十歲時作的《皇考吏部朱公行狀》一文中，也有好幾處說到“君臣之義”。其中，胡適特別注意到《行狀》中引述朱松（朱熹之父）建議朝廷采用“漢廷雜議之法”的問題。他認為，“此必是朱子晚年特別注意的一個大問題，無可疑。”因此，1957年，胡適在他上述《朱熹論尊君卑臣》的摘記（作于1950年2月7日）下又追補了從朱松的《韋齋集》和洪邁的《容齋隨筆》中摘引出來的數條關于“漢廷雜議之法”的材料，似乎有意于對朱熹論君臣關系的思想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關于朱熹論死生與鬼神。在這個問題上，胡適摘引了朱熹《答連嵩卿書》、《答廖子晦書》、《答董叔重書》，以及《朱子語類》中有關論死生鬼神的許多原始資料。另有按語數條，其中兩條是關于考訂朱熹答連嵩卿書及答廖子晦書的年月問題。后者另有專門文章考證（見前揭《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書的年份》）。有一條按語是評論廖子晦對于《論語》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兩名話的解釋的。廖子晦認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條死之理。”胡適批評說：“廖德明如此解說，便失了孔子原意。孔子原意只是一種存疑論，只是說，‘我不知道如何事鬼，也不知道什么是死’。”另外一些按語是評論朱熹答書過于簡單，不能說服已有很深成見的廖子晦等等。在胡適的所有按語中，沒有明白闡明和分析朱熹在死生與鬼神問題上的基本觀點的文字。但是，從摘引資料上胡適所圈點的重點語句中，卻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朱熹關于死生與鬼神問題的一些觀點。如朱熹在《答廖子晦書二》中有如下論述：“圣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后吾之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又如《答董叔重書》中也有這樣的說法：“鬼神之理，圣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再如在《語類》卷三中說：“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來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從這些胡適重點摘引的朱熹論述中，可以看出，胡適認為朱熹在死生與鬼神的問題上，其基本觀點是與孔子一致的，即“一種存疑論”。

　　（三）關于朱熹論禪家方法。胡適這篇摘記很長，摘引的朱子語錄原始材料很多，似有分類之意，共標有十三小節。其中第八小節標題為“論行腳”，第九小節標題為“禪與行不相應”，第十三小節標題為“朱子與吳壽昌讀禪”，其余各小節均無標題。在第一節中，胡適摘引了《朱子別集》卷八《釋氏論》（上、下）中的兩段文字，并作了一些考證。他指出，《別集》十卷是南宋末年余師魯父了搜訪編成的，刻在咸淳元年（1265），其時朱熹已死了六十五年了。《釋氏論》上篇殘缺甚多，胡適推測說：“我認此上下兩篇都是他（朱熹）少年治禪學有所得決心拋棄之時的文字。”此外，在第八小節末，胡適有兩段重要的評論，這將在下面有關部分引述。我們通過胡適所選錄的朱熹語錄，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朱熹思想中吸收禪家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朱熹認為禪家方法中極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人精神專一。在胡適摘引的《釋氏論》中，朱熹有這樣的說法：禪家“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適按，最后十五字也不明白）近世所謂看[話頭]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于莊周‘承蜩’、‘削鐻’之論，而又加以巧密焉爾”。《莊子·達生篇》所講的“承蜩”、“削鐻”的故事，都是講精神專一所顯示出來的神異功能。故適指出，“此意在他（朱熹）晚年說得更為詳細”。于是，接著胡適就征引了《朱子文集》卷七十一《偶讀漫記》中朱熹摘引《宗門武庫》（道謙編錄的其師宗杲的語錄）中一則關于專一的故事：“釋氏有清（義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無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然后朱熹加以評論說：“彼之前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這是強調在得道的方法上，禪家與儒家（道學家）有共同的地方。胡適在此摘錄的朱熹語錄，從第一節至第五小節，大致都是談論精神專一這一個方法的。如第二小節摘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中朱熹贊揚禪家精神專一的一段語錄：“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曰：便是。某嘗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第三小節摘錄《語類》同上卷中“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于此，則自會通達矣”一段。第五小節也摘錄《語類》同上卷中的另一段話：“禪只是一呆守法。如‘麻三斤’、‘干矢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訂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后光明自發”。如此等等。

　　2、朱熹分析禪家不與說破的方法。胡適在第六小節中摘錄的朱子語錄內有這樣一段話：“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緊要處，于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了。”（《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接著，胡適又摘引朱熹一段自檢討的話。朱熹說：“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又說：“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都是見（現）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人自去敲搕，自有個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語類》卷十四）從以上所引語錄看，朱熹是很贊賞禪宗那種說學者自己思慮、敲一，而不直接說破的方法的。因此，他曾多次表揚邵雍從李挺之學數，而請求李挺之“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某思之”的學習態度，認為“這但是有志底人。”（《語類》卷一百十九）對此，胡適在第八小節末有一段評論說：“禪宗大師教人，‘不說破’只是一個方法。凡看話頭，說無頭柄的話，一棒一喝，都是這個方法。朱子頗賞識這個方法的教育作用，他屢次敘述這個方法。”

　　3、朱熹論禪家的“行腳”，所謂“行腳”說禪僧云游四方，交接各方面的人物，觀察各方面的事情。朱熹十分贊揚為學的這種方法。胡適在第八小節中也摘錄了朱熹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朱熹說：“今也有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之興亡，治亂、得失之跡，這道理方見得周遍。‘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圣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圣賢，亦無不通變底圣賢，亦無關門坐底圣賢。”在陳淳所記的語錄中，可以看到朱熹多次要陳淳周游四方，結交天下名士的教導。如說：“安卿（陳淳），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里坐不覺壞了人”，等等（《語類》卷一百十七）。對此，胡適評論說：“‘行腳’也是禪門方法的重要部分。朱子七十歲時，在他病中，在他死之前四個月，他特別叮囑陳淳，要學僧家行腳，走遍四方，觀察山川形勢，交接四方賢士，‘這道理方見得周遍’，不可關門獨坐，不要‘村里坐不覺壞了人’。這真是朱子晚年定論”。

　　4、朱熹強調禪行一致。胡適在第九小節至第十一小節中所引的幾段朱子語錄是論述禪與行應當相應一致的問題的。朱熹批評有些禪僧“大抵只論說，不論行”，“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因此，這些禪僧雖然“有許多機鋒弄將出來”，而“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朱熹分析說，這主要由于這些禪僧把所謂的禪當作秀才家“舉業”一樣去做，而“與行己全不相干。”（《語類》卷一百二十六）這也就是說，有些禪僧是把談禪當作求名謀生的手段，而不是作為修己求悟的門徑。所以，朱熹認為，只有“說得禪，又行得好”，這才是對的，才是真正的禪家功夫。

　　5、朱熹論頓悟。胡適在第十二小節中所摘引的朱熹語錄，是論述頓悟問題的。語錄記載潘時舉問朱熹：“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朱熹回答說：“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后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后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凈潔快活。然稍久則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語類》卷一百十四）從這段論述看，朱熹對禪宗的頓悟是否定的。

　　此外，胡適在第七小節中所摘錄的朱熹語錄是論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的。在這段語錄中，朱熹引了三段禪語，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等。朱熹大概是說這些禪語所表達的意思，與理學所說的“天理”相似。因此朱熹評論說：“看他是甚么樣的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語類》卷一百二十六）又，胡適第十三小節所摘錄的朱熹與吳壽昌談禪的語錄，說明朱熹對禪語相當熟悉，有時也可用禪語與人接談。

　　胡適在《朱子論禪家的方法》一文后，附有“禪宗的方法”一段文字。他引蘇轍《欒城集》卷十八《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序中的一段話，記述蘇轍從聰禪師問道，而聰禪師告訴他說：“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于是蘇轍自述道：“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為頌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胡適從中特別摘引出“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作為標題，而在文末則提示說：“此即所謂‘不說破’”。

　　從上述胡適所做的關于研究朱熹思想的資料準備工作看，他十分注意朱熹與禪家的關系。這是朱熹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可惜胡適未能將其完成。

原載于《朱子學刊》1991年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