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澂，字秋逸（或作秋一、鷲子），生于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死于1989年，江蘇丹陽人，近代著名佛學居士。

　　呂澂先生早年于中學畢業后，曾考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一年后又轉入民國大學經濟系學習。其間，先生常隨其胞兄呂鳳子（著名畫家）到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居士講經、購買經書，由此結識了當時在該處任編校工作的歐陽竟無居士，經常向其請教佛學，書信往來不斷。1914年，民國大學停辦，適逢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部，聚眾講習，他即前往隨竟無先生學佛學，成為佛學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員（第一批成員僅四人，其余三人為：邱唏明、姚柏年、徐仲俊）。一年后，先生隨其兄呂鳳子東渡日本，入美術學院專攻美術。次年，先生因抗議日本侵華而罷學歸國，隨即為劉海粟先生聘任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年僅二十一歲。先生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約兩年，在此其間，他結合教學，先后編撰了許多種美術專著。如：《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色彩學綱要》等，以后于1931至1933年間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18年，他應歐陽竟無先生的邀請，到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工作，協助竟無先生籌建支那內學院。從此以后，呂澂先生悉廢原有舊學，專心佛學研究，終生不逾。

　　呂澂先生是歐陽竟無創辦支那內學院的最得力助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沒有呂澂先生的忘我工作，支那內學院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績。在辦學培養佛學人才方面，1922年支那內學院成立后，呂先生擔任教務長之職，負責全部日常教務工作。1925年，呂先生又協助竟無先生在內學院研究部中創立了法相大學部，第一批招生達64名之多。呂先生在開學典禮上作重要講演，闡明創立法相大學之宗旨是求“純正佛法之全體”，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他說：“我國佛法自奘師一系中絕以來，正統沉淪，經千余載。其間雖有凈、密、臺、禪之繼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馳日遠，無容諱言。吾儕大師（指歐陽竟無），苦心提倡，歷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礎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線。諸君認識既真，應不遲疑，應知提倡佛法實唯法相一途。絕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專志精勤，必使純正佛法遍世間。”（《內學》第二輯）1927年，法相大學因故停辦，支那內學院研學方面僅存問學、研究兩部，規模較前縮小。1937年，日軍入侵，內學院由南京遷至四川江津，設立蜀院，繼續聚眾講學，由歐陽和呂先生等輪流主講。

　　1943年歐陽竟無先生病逝，呂先生繼任內學院院長，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繼承竟無先生遺志，繼續組織人員，講學不輟。在此期間，特別應當提到的是，呂先生為在內學院建立“佛學五科”的講習體系所作的努力。早在1938年時，呂先生就對當年玄奘留學的印度那爛陀寺的講習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那爛陀寺的講習體系是將佛學分為六科，其次第為：毗曇——因明——戒律——中觀——瑜伽——般若。而欲通佛學大綱，則必須完備此六科之講習。于是，當他主持內學院工作后，在那爛陀寺六科講習體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佛學的具體情況，制訂出了一個“佛學五科”的講習體系，其次第是：毗曇——般若——瑜伽——涅——戒律。同時，在教學方法和步驟方面，也與那爛陀寺采用的學完一科再學一科的方法不一樣。呂先生認為，“五科佛學，各以義理推闡，逐時開展。故必歷三周而盡其學，合五科而識其全，經之緯之，成章以達。”（《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具體講，則是選定五十部經典，分三個階段進行講習。在這三個階段中，每一階段都具五科，而以一主題要義貫通之。如，第一階段，習十二部經典，以“心性本寂”為主題，稱之為“知本”之學；第二階段，習十九部經典，以“轉依”為主題，稱之為“正宗”之學；第三階段，再習十九部經典，以“一法界”為主題，稱之為“終鵠”（或“究竟”）之學。三個階段的講習期限，則需三至五年。由于當時環境的限制，呂先生的佛學教學體系未能得到完全實施。然而，呂先生的這一佛學教學體系原則和設想，對于今日佛學院教學體系的建設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支那內學院在呂先生主持下一直維持到1952年，后經院董會議決定停辦。1961年，呂澂先生受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委托，在南京舉辦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研究班，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佛學研究人材。

　　支那內學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種佛典，是迄今校勘最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內學院對近現代佛學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這一工作是由竟無先生發起、主持的，他親自為其中的二十多種經論寫了極有學術價值的“敘”，而各經論的校勘工作，則委托給了呂先生。《藏要》的校勘、出版，呂先生出力最多，貢獻最大。誠如竟無先生所說的，“若夫繼往開來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寧二十五年不出戶庭，蛩巨不離者，有呂秋一，《藏要》成，教義明，圖書聚，修綆得。”（《經版圖書展覽緣起》）

　　呂先生不僅在中國近代佛學教育事業、佛學人材培養，以及佛經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而且在佛學研究方面也有著極高的造詣和成就。呂先生在佛學領域中可稱得上是一位通才，無論是印、中佛教史，還是佛教各派各類學說，他無不委曲通曉，而對于佛教文獻的考證、辨偽，則多有其獨到的見解和精辟的辨析。

　　如前所述，呂先生認為，中土自玄奘一系中絕以后，偽說蔓延，背離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遠。所以，他在佛學研究中，與其師竟無先生有一共同之處，即把重點放在辨清佛法之原義正解上，冀欲“使純正佛法遍世間”。關于辨正佛法的研究，呂先生大致是從兩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獻辨偽，一是理論求真。在文獻辨偽方面，呂先生嘗指出說：“中土偽書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剛三昧》，而《圓覺》，而《楞嚴》，一脈相承，無不從此訛傳而出。”（《復熊十力書二》）其中，對于《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呂先生更作了詳細的考辨。選入本書的《大乘起信論考證》與《楞嚴百偽》二文，充分反映了以歐陽竟無和呂秋逸為代表的支那內學院系統對這兩部佛經的看法，同時也是近代有關辨析偽經方面的代表性論著。在理論求真方面，呂先生對于“性寂”和“性覺”之說的揭示和分疏是最有創見和值得注意的觀點。呂先生認為，“心性本凈一義，為佛學本源”。然而，對于“心性本凈”一義的理解，在印度佛教與中土佛教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他在與熊十力先生辯佛學根本問題的一組書信中，曾反復強調說：“性寂與性覺兩詞，乃直截指出西方佛說與中土偽說根本不同之辨。”又說：“性寂乃心性本凈之正解（虛妄分別之內證離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覺亦從心性本凈來，而望文生義，圣教無征，訛傳而已。”（同前）為什么這樣說呢？呂先生作了十分詳細的闡述。他說：“要之，佛家者言，重在離染轉依，而由虛妄實相（所謂幻也，染位仍妄），以著工夫，故立根本義曰心性本凈。凈之云者，妄法本相，非一切言執所得擾亂（凈字梵文原是明凈，與清凈異），此即性寂之說也（自性涅、法住法位，不待覺而后存，故著不得覺字）。六代以來，訛譯惑人，離言法性自內覺證者（不據名言，謂之曰內），一錯而為自己覺證，再錯而為來來覺證。于是，心性本凈之解，乃成性覺。佛家真意，遂以蕩然。”（《復熊十力書五》）總之，呂先生認為“性覺”說完全是“由譯家錯解文義而成”，它給正確理解佛學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新中國成立后，呂澂先生自1953年起，先后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名譽理事，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委員，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等。呂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91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五冊），收入了呂先生佛學研究方面的主要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