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1889—1978），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 19世紀以來瑞典最杰出的學者，也是西方世界最優秀的漢學家之一。高本漢以畢生精力研治中國文化，漢學著述達百部之多，研究范圍包括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藝術和宗教，尤其致力于漢語音韻訓話的探究。他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高本漢是瑞典漢學的奠基者，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科學方法和思想觀念對同時代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高本漢深深地眷戀著中國傳統文化，終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從他1915年博士論文《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到1976他在幾乎失明的情況下完成的最后一篇論文《〈莊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都是“中國學術”高本漢為什么如此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漢語音韻這門很艱深的“中國學術”呢？他自己曾明白地說過：“我個人的研究側重于中國歷史，尤其是她的聲韻學和語音的演變，真是一片沃野，語音學者可以在這片沃野中獲得豐收”，“沒有一種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了”（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余論》）一位外國漢學家在中國傳統文化面前的頂禮膜拜、肺腑之言！

　　一、漢學道路

　　1889年10月5日，高本漢出生于瑞典斯莫蘭地區的延雪平 （J&ouml；nk&ouml；ping）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中學教師，高本漢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東（Lars Anton Natanael）為斯德哥爾摩《新聞日報》的主編，以后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弟弟希亞爾馬（Gustaff Hjalmar Teodor）為隆德大學羅馬法教授，后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

　　高本漢從小從小受到濃厚的民族文化氣息熏陶，對方言感興趣，學習過當地的幾種方言。對家鄉所在地區斯摩蘭?。⊿m陽and）的方言進行了調查。十五歲時，就用方言寫出了《特外達和摩縣的民間故事》。第二年，高本漢又發表了一篇文章《瑞典南部和中部方言的界限（附方言地圖）》。他對中國的興趣也是從中學開始的。

　　為了發展他在語言學方面的的秉斌， 1907年，高本漢在弱冠之年離開美麗的湖濱故鄉云雪平， 來到烏普薩拉大學學習俄語。他的導師龍代爾（J.A.Lundall）是瑞典最杰出的方言學家， 曾研制過一套拼寫方言的語符。由于他的努力，使當年瑞典的實驗語言學、比較語言學與方言學研究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其人格和學術思想，后來對高本漢的影響很大。1909年他取得學士學位后，龍代爾幫他爭取到一小筆獎學金，供他前往俄國學習俄文與中文。高本漢似乎在從事學術研究之初，就預見性地感到了有重新整理中國古漢語音韻的可能性，而且果斷地選定了這一目標。今天看來，漢字形義繁富，讀音明確。但在當年，白話文尚未普及、漢語拼音未曾問世之時，漢語音韻實在是晦奧難明，更何況對于高本漢這樣沒有打下深厚國學基礎的外國青年學者。當時，瑞典還沒有中文教授，也沒有專門開設漢語課，高本漢因為研究比較語言學的需要，學習了一些中文，最終走上了漢學研究的道路。他聽說中國是方言種類最多的國家，很希望能有機會去中國進行實地調查，在圣彼得堡自十一月到十二月隨伊凡諾夫教授 （A. I. Ivanov）學習了兩個月后，龍代爾教授又幫他爭取到一筆獎學金，幫助他前往中國進行方言調查。1910年2月，高本漢啟程去華，他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學習了兩年。在獎學金已經用完的情況下，他靠在太原大學堂教授法語和英語謀生。他在學校里并未學過英語是在出國的輪船上學會英語的。年輕的高本漢在第一次逗留中國期間所獲得的成果是驚人的。幾個月中他學會了漢語口語，足以出去進行實地調查。他長期走鄉串鎮，進行方言調查。他給自己確定了一個目標：選擇3100個最常用和最有代表性的漢字列成問題表，進行方言調查。這項工作對他來說并非易事，高本漢當時不僅對漢語和中國社會缺乏足夠的了解，而且當時中國的社會形勢也極不穩定，正處于辛亥革命前夜。高本漢操當地口音，穿著中國普通讀書人的服裝，帶著仆人和一匹馬，訪間了北京和太原周圍的大部分村鎮，他憑借著敏銳的判斷力和高尚的品德，不止一次從困境中脫險。當時，高本漢不僅搜集各種方言資料，還寫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北方城鄉生活風貌與社會狀況的報道，寄回瑞典，發表在《每日新聞》上，這可能是瑞典報紙最早的關于中國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的直接報道。在那兩年當中，高本漢為音韻學研究的課題搜集了二十四種方言材料（后來增加到三十三種）。這二十四種方言是：北京話、山西八種、甘肅三種、陜西三種、河南三種、南京方言（以上十九種屬北方官話系統），還有代表吳方言的上海話、代表閩方言的福州話、代表粵方言的廣州話以及漢語借字的日語、越南語讀音。另外，他還根據已發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九種方言的發音。這為他后來從事音韻學研究工作莫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2年1月，高本漢離開中國返回歐洲，在回到故鄉烏普薩拉之前，首先在倫敦學習了幾個月，之后到巴黎，成為沙婉（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學生在那兒呆了兩年（1912年9月——1914年4月）。他在那兒也結識了伯希和（1878——1945）和馬伯樂（1883——1945）。沙婉是歐洲漢學的奠基者，他的創見和啟示對整整一代漢學家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伯希和和馬伯樂比高本漢年齡稍大，這兩位學者已經觸及構擬古漢語語音的問題，馬伯樂的研究更廣泛一些。這些，正是年輕的高本漢想要運用他在中國收集到的方言材料去解決的問題。對于他的計劃和研究工作，伯希和作出的反應，比馬伯樂的反應積極得多，高本漢從來都不隱瞞這一事實。隨著歲月的消逝，他跟馬伯樂的關系發展成公開的抗衡，這兩個巨子間的學術爭論，語調總是非常謙恭有禮，但背后很緊張。毫無疑問，這種爭論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期中的漢學發展是很有益的。高本漢還到萊比錫拜訪過孔好古（AugustConrady，1864——1926），到柏林拜訪過繆勒（F.W.K.M眾ller，1863——1930）。

　　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歲的高本漢獲文學碩士學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任烏普薩拉大學漢學講師。他用法文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的一部分， 發表在隆德爾主編的《東方研究文集》。因他的學位論文出色，銘文與美文學研究院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麗安獎金。

　　高本漢返回歐洲之后，在倫敦學習了幾個月；以后到達巴黎，作為沙碗（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學生在那兒呆了兩年（1912年9月——1914年4月）。他在那兒也結識了伯希和（1878——1945）和馬伯樂（1883——1945）。沙婉是地位崇高的學者，他的創見和啟示對整整一代漢學家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伯希和和馬伯樂比高本漢年齡稍大，這兩位學者已經觸及構擬古漢語語音的問題，馬伯樂的研究更廣泛一些。這些，正是年輕的高本漢想要運用他在中國收集到的方言材料去解決的問題。對于他的計劃和研究工作，伯希和作出的反應，比馬伯樂的反應積極得多，高本漢從來都不隱瞞這一事實。隨著歲月的消逝，他跟馬伯樂的關系發展成公開的抗衡，這兩個巨子間的學術爭論，語調總是非常謙恭有禮，但背后很緊張。毫無疑問，這種爭論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期中的漢學發展是很有益的。高本漢還到萊比錫拜訪過孔好古（AugustConrady，1864——1926），到柏林拜訪過繆勒（F.W.K.M眾ller，1863——1930）。在歐洲的游學，使高本漢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迅速成熟。

　　1915年初，高本漢回到瑞典，在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準備他的畢業論文。5月20日，二十五歲的高本漢獲文學碩士學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任烏普薩拉大學漢學講師。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中的一部分，即1一338頁，發表在隆德爾主編的《東方研究文集》（Archives d’tudes Orientales）第15卷上。這篇學位論文《中國音韻學研究》成為重新構擬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奠基之作，被漢學界公認為本世紀科學研究漢語語音的第一部宏偉著作。因他的學位論文出色，銘文與美文學研究院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麗安獎金。

　　1916年到1918年，高本漢在利丁厄（Lidinq）的傳教士學校中教授現代漢語。1918年他被任命為哥德堡大學東亞語文學和文化教授，這是為他特別設立的職位，通過私人捐款資助的。他保持這個職位直到1939年。在這些年代中，他不僅在漢語方面，而且在日語方面，都獲得了驚人的知識，他教授各種程度的漢語和日語。1922年3月到12月，高本漢第二次到中國旅行，其間還訪問了日本。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國逗留，之后。1923年，高本漢開始涉及重新構擬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問題，他的成果以另一部巨著《漢語和日漢分析詞典》的形式正式出版：王國維先生曾經將這本書的第9至23頁譯為中文，題為《中國古音之切韻系統及其演變》，刊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研究所集刊》第二卷，趙元任先生也曾將此書的部分內容摘譯，收入他的著作《高本漢的諧聲說》，對于當時從事古漢語研究的人來說，這本詞典是一部重要的工具書。

　　1931年到1936年，高本漢任哥德堡大學校長。1939年6月， 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安特生（J.G.Andersson）教授退休，館長與館刊主編的位置空了出來此公共博物館于1926年建立，收藏了安特生于1920年代在中國有關史前考古的發現，其后博物館亦收藏較后期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的考古文物。高本漢無疑是這兩個位置的最合適人選，他充分認識到這份工作對于漢學研究來說更有價值，毅然放棄了哥德堡大學校長的位置，移居斯德哥爾摩，接替了安特生的館長工作。直至1959年為止。高本漢與安特生多年來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絡，并繼承安特生擔任博物館館刊編輯的工作。高本漢首先在這年刊上刊登自己大部的重要著作，又或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館的專題論文系列。他直到臨終前在遠東文物博物館仍擁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圖書館；他擔任BMFEA主編一直到1976年。

　　1945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ekeffelerFoundation）撥出?？睿懈弑緷h承擔起培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新一代漢學家的任務。1954年到1965年，他在斯多科哥爾摩大學教授了二十年的漢學研究。于是，1940年以后，高本漢的研究重點相對說來從語言學領域轉到對古代文化研究領域。他用多年時間研究《詩經》和《書經》，后來，這兩種古籍以英文注釋本的形式分卷出版，其中包括《詩經》的白話文譯作。此外，他還在重新構擬的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基礎上，對《詩經》的全部用韻與詞匯作了系統研究，并且逐字注音，重新構擬了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高本漢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導致了另外兩部詞典的間世，一部是《先秦典籍中的假借字》，另一部是《古漢語詞典補遺》。此間他還發表了《左傳譯注》和關于《老子》和《周禮》的研究成果，在更廣的范圍里查驗重新構擬的上古漢語語音系統。

　　高本漢晚年還完成《〈老子〉注》和《〈莊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兩篇論文，對道家的這兩部典籍難以理解的段落進行評注。高本漢寫這兩篇文章時，已經是雙目幾乎完全失明、年近九十高壽的老人了，但文章所顯示出來的酣暢淋瀝的氣勢和揮灑如的風格，使人根本無從辨認作者當時所受到的病魔折磨的痛苦。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與病魔作了艱苦的斗爭，堅持寫作直到雙目失明。就象另一位偉大的音樂天才貝多芬在完全失聽以后還在繼續為人類奉獻音樂作品一樣，高本漢的等身著作不僅是這位偉大的學者為人類文化發展所作出的不朽貢獻，也是他勇于駕馭自己命運的產物。

　　1978年10月26日，這位為漢學獻出終生的偉大的瑞典漢學家停止了呼吸。

　　二、漢學論著和成就

　　高本漢漢學著述等身，達百部之多，涉及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藝術和宗教等多個領域，其中漢語言研究是他一生最致力、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

　　1、漢語言文字研究

　　高本漢終生沉溺于漢語言研究，出于他對漢文字的熱愛和漢語價值的深刻認識。他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土王國的字與筆》《漢語語音與漢語言字》不止一次地提到：“現在所講的中國語是一種文明國家的語言，他在最早的時代有了豐富的詞匯”，“中國文字有了豐富悅目的形式，使人能發生無窮的想象，中國文字常常很多因為藝術上的目的而寫作。書法學是繪畫術之母，而兩者常有密切的關系，專門的書法家在中國常為一般所重視，正和第一流的畫家一樣?！备弑緷h還批判西方夸耀自己的拉丁文，鄙視中國的象形文字，認為漢字的形式美和獨創性遠遠超過拼音文字：“中國文字是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中國語不但在應用的范圍上，超過歐洲幾種最通行的語言，如英語，德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而且從文化上的勢力看來，也可以和這幾種語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歐西語言成為高等文明的傳播工具，是近世幾百年以內的事；至于中國有了四千年的文學”?！皹闼氐氖聦崳褐袊奈淖謩撛O，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葉，而一點也沒有暗示著國外的來源” “中國文字是真正的一種中國精神創造力的產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遠方的異族借得來的?！备弑緷h在1922年底又一次來到中國后，還批評五四運動后中國年輕的語言學家們提出的廢除漢字、走拉丁化道路的激進主張：“中國人果真不愿廢棄這種特別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絕不是由于笨拙頑固的保守主義所致。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备弑緷h指出了漢字在漢語的認同，中華民族的認同，乃至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認同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在這個大國里，各處地方都能彼此結合，是由于中國的文言，一種書寫上的世界語，做了維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標文字，那這種維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高本漢還指出了廢棄漢字的嚴重后果，“中國人一旦把這種文字廢棄了，就是把中國文化實行的基礎降服與他人了?！?/p>

　　高本漢的漢語言研學研究涉及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重新構擬；遠古漢語語音系統重新構擬；訓詁、辨偽和音韻方面的“遠古文化”研究。這三個方面既是逐步縱向深入，也是橫向拓展。

　　（1）漢語中古語音系統的重新構擬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他花費數十年時間，根據古代韻書、韻圖和現代漢語方言，以及日本、越南、朝鮮諸國語言中漢語借詞的譯音，重新構擬了以唐代長安方言為基礎的中古漢語語音系統。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的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

　　高本漢1926年出版的《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su；laphonolosiechin0lis），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中國音韻學研究》共4卷，898頁。其中1-388頁為博士論文，于1915年發表在隆德爾主編的《東方研究文集》第15卷上。第一卷（1-316頁）1915年出版；第二卷（317-468頁）1916年出版；第三卷（469-700頁）1919年出版；第四卷（701-898頁）1926年出版。?? 第一卷為“古音的討論”，第二卷是關于現代方言的描述和比較研究，第三卷是漢語歷史的研究，第四卷是方言字匯?！　?/p>

　　高本漢一改中國音韻學家借反切方法照韻圖考證古音的做法，改用注音字母，與反切系統所劃分的韻類相互檢測，同時從現代方言和外國語言借音中查核古音足跡。在重建古漢語語音系統過程中，高本漢主要運用三個方面的材料：韻書和韻圖；漢語方言；外語借詞。他的研究思路是：“責成自己追隨著這些顯赫的學者們（指清儒）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的方法應用到他們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個相當古的階段的漢語語音系統，作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礎。”

　　第一卷主要是確規定了古音的類別，并且選擇r與這個基本古音類相聯系的3125個例字，配以適當的聲母、韻母，列成相應的表格。從總體上看，這些韻和字絕大部分都適合于作方言調查用。第二卷的內容主要是語音分析，亦可稱為普通語音學大綱，收集了幾十種方言約十余萬個單音，然后按語言學的規則來分綱目。該卷對音標符號的解釋甚為詳細，并且把它們分為軟、硬兩套音類（軟，即除了用硬輔音發聲的輔。）但其中對聲調的說明和記錄毛病較多，北京、南京的調值均記得不對，中譯本對這些錯訛都作了訂正。第三卷是主要部分，即對古音系的重新構擬，以及關于從古音演變到現代各方言沿革上的說明。作者還將聲母依次討論，列成圖表，并附讀法條例。第四卷是方盲字匯。

　　高本漢希望用這種方法對中國的歷史語言學作出這幾方面的貢獻：把中國語言的古音系統構擬出來，以此作為研究現代方言的起點；二、把所收集的中國方言語音作全面的對比分析和描寫；三、從音韻學研究的角度，找出現代方言從古音演變來的軌跡。

　　總之，高本漢以一個西方學者的身分，在本世紀初對于如此復雜的中國方言和古代音韻開始進行科學的研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誠如他本人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中所表白的：“是在沒有人去過的樹林里第一次去開荒”。中國杰出的語言學家羅常培也也稱贊說：“這部書不但在外國人研究中國音韻學的論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音韻學通論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偉著”。

　?。?）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的重新構擬

　　在完成了中古漢語語音系統構擬的基礎上，高本漢進一步研究上古漢語語音特征，并最終完成了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工作。這些研究成果分見于《中日漢字分析字典》、《上古中國音之中的幾個問題》、《詩經研究》和《漢語的詞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他將這些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寫進《漢文典》。

　　1923年出版的《日漢分析字典》一書，是這項研究的最初成果。這本詞典首先論述了語音從切韻系統到現代官話系統（即普通話）的演變過程，進而處理漢語中的諧聲字和上古詩文中的韻語這兩個向題，同時進行印度支那語的對比驗證，成為正式討論上古漢語語音的開始。全書共收錄了一千三百多個諧聲字，并在“敘論”的第三段中討論了諧聲字原則。高本漢從理論上探討了上古漢語語音的基本變化規則，并選擇《詩經》和《書經》作為研究上古漢語語音的主要參考材料。1942年，高本漢完成了《國風譯注》，兩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小雅譯注》，最后，他于1946年完成了《大雅譯注》和《頌詩譯注》。1947年長達673頁的《詩經譯注》出版。在這部上古漢語語音系統構擬專著中，作者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詩經》的語音在總體上是統一的，即以周王朝所在地俠西一帶流行的語言寫成的，因此可以當作重新構擬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基礎；第二，《詩經》用韻，數量巨大，又有規則，足以循其規則使重新構擬的上古漢語語音系統化；第三，作者還認為重新構擬的上古語音系統，可以在不同的古籍中進一步得到驗證。因此，《詩經》剛完成，他又馬不停蹄地研究《書經》，并且于1950年完成了《書經注釋》。中國學者董同穌將高的《詩經注釋》譯為中文，由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高本漢在為中譯本所寫的“贈言”中說：“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歷史并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p>

高本漢《詩經譯注》

　?。?）訓詁、辨偽和音韻方面的“遠古文化”研究。

　　作為一個漢語言學家，他還注重運用語言學方法考證古書，從語音、詞匯、語法為分析手段，解決古書的真偽。

　　高本漢很早就對辨別中國古籍的真偽問題感興趣。秦始皇焚書導致漢代出現兩個對立的文獻學派：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偽造文本讓后來的學者難以辨認，歐洲的漢學家也面臨著決定取舍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高本漢找到了一個簡單而有決定意義的方法，即對不同典籍中語法虛詞的使用情況進行統計，詳加分析。他用這個方法設法說明，哪些文本在運用虛詞方面如此前后一致，所以不可能是后來的偽作；同時，他也能說明哪些文本遵守了相同的語法規則，因而必然是源自同一時間、同一地點。這類著作的第一部是1926出版的《論左傳的真偽和性質》，接著是1929年發表《中國古籍的真偽》。

　　在著名的《左傳真偽考》中，他從語法分析入手，將《左傳》中所有的語法助詞全部例出來，與同時代的其他古籍進行全面的對比分析，由此而作出結論：《左傳》是用春秋時代的一種方言寫成的，與魯國一些著作的風格完全不同。其方言上和語法上的特點自然貼切，決不是偽造者所能模仿的。為此，他滿腔熱情地為古文經學代表人物劉歆辯護：“劉敏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他是劉向之子，他們父子合作整理了漢帝國的文獻資料。其成就對后人來說尤其有價值，不僅拯救了一批本來可能湮沒失傳的典籍，而且從事了系統的圖書目錄編纂工作。他的學問成了后人論學的基礎，夏夔、馬駿、陳原（均為音譯）各派都可以溯源到劉歌所創立的系統……但正如中國政治革命的最大英雄秦始皇始終被歷史傳說公認為一頭黑羊，劉歆當時也被吹毛求疵地公開責為一個騙子，一個說謊家一個與古典著作為敵、并以這種行徑鋪平投靠篡權者王莽之路的人。”

　　在《中國古籍的真偽》中，高本漢全面論述了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考證古籍真偽的理論，。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關于這個學術領域研究方法改革的理論綱領。全文分為十項內容。前九項評述中國歷史上通用的考證方法的利弊，第十項則論述了從語音、詞匯、語法角度考辨古書真偽的系統理論。高本漢發現，《國語》和《左傳》所用語法相近，但用詞風格相差甚遠；《戰國策》和《國語》是同時代的作品，語法風格也頗有差異，因此可以區分得開。至于語音方面，高本漢提出可以通過文章中的諧聲現象，發現古籍中是否有與該文章產生年代不同的讀音，以此判斷文章的真偽。當然，也有中國學者從方言學的角度研究過古籍的真偽問題，如近人淳于鴻恩的《公羊方言箋疏》，李翹的《唐宋方言考》等書，但高本漢是最早提出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考證中國古籍真偽的學者

　　2、中國早期青銅器研究

　　高本漢的另外一大成就是他對中國早期青銅器的研究。從1930年代開始到1960年代后期，高本漢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國早期銅器的重要論文，如《早期中國銅鏡上的銘文》（1934）、《中國銅器的起源》（1937 ）、《早期銅器飾品文字文法的注解》（1951）、《殷商時期的武器與工具》（《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45）、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新收藏銅器》（《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52），以及《早期中國的銅鏡》（《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68）以及《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秦村青銅圖片評注》、《淮與漢風格》、《越南東山文化的日期》、《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等文章。對遠東文物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早期青銅器作了全面的研究，他的權威性的解釋和意見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在《早期中國青銅器銘文》一文中，他綜合分析了唐代以前青銅鏡的銘文。在此之前，中國人從未意識到要對銘文的含意作徹底的科學性的分析，西方學者如葉芝和居美爾（W.PereevalYetts&OttoKummel）研究過部分銘文，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隨意性解釋和翻譯，但就整個領域而言，大部分銘文尚未得到開墾。因此，高本漢統計了他能夠收集到的青銅鏡銘文，包括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所藏瑞典收藏家私人擁有的唐代以前的標本，例出了詳細的目錄，并逐條作出解釋。他首先將銘文的內容與《左傳》、《詩經》、《國語》等古籍的內容加以對照，然后對所收集到的257條從周到唐的青銅鏡銘文條分縷析，弄清楚了鏡銘的基本格式和基本內容特別是對各個時代銘文開頭結尾的專用詞匯的破譯，為解開古鏡銘文之迷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在《早期中國青銅鏡》一文中，高本漢根據各類銅鏡的不同形狀、不同裝飾風格和不同的銘文內容，將銅鏡分為11種類型，對各組銅鏡的風格特征作了精辟的總結，并大致列出了它們的編年系統。

　　《中國青銅器中的殷、周時代》是高本漢關于青銅器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它被同行公認為是作者關于殷周青銅器研究的第一個重要貢獻。這部著作首先介紹了東西方學者對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的進展情況：在中國，一部分學者如郭沫若、吳其昌等人早已開始研究銘文，其重視銘文的程度已遠遠超過對青銅器本身的重視。但不足之處在于，他們只是想從銘文中獲取歷史知識，而未曾想到要利用銘文對青銅器本身加以研究和分類。高本漢本人的工作方法則相反，他首先按青銅器的編年秩序對銘文加以分類，然后再研究青銅器的類型和裝飾風格。一般的西方漢學家也不敢這樣做，因為他們總是懷疑青銅器銘文的真實性，最典型的是馬伯樂，他一直懷疑銘文多是偽造物，曾寫了很多文章闡述這個觀點。高本漢認為馬伯樂的提法過于嚴重，讀了他的文章，所有研究漢學的人都會喪失提出關于銘文真實性意見的勇氣。高本漢概括了馬伯樂的觀點： 他將中國專家的資料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宋代集成的《博古圖錄》、《博古圖》等資料，雖然所記載的寶物多已佚失，但那些笨拙的圖形都是真正的復本，而且它們只反映宋代以前的作品。第二類為清代御編的青銅器目錄，如《西清古鑒》、《西清續鑒》等資料，對青銅器的鑒別起了很好的參照作用。第三類是私人收藏目錄，這特別多，是一份寶貴的參考資料。因為相對說來，個人對青銅器標本選擇較嚴，贗品比國家博物館所收藏的要少些。此外，高本漢還開列了《寧壽鑒古》、《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懷來山房吉金圖》等44種關于青銅器以及銘文的專著作為閱讀參考書。高本漢不僅從理論上論述了青銅器的鑒別方法，而且對大量的標本進行了綜合分析。他研究了全部的649條銘文，發現殷、周金文的明顯特征是簡短笨拙。此外，還可以根據金文的內容，結合特有的象形符號等因素綜合判斷青銅器所屬年代及其類型。他斷定，在他所分析的887件標本中，337件屬于殷代文物，64件屬于周初產品，56件是西周晚期產品，其他的均為秦、漢時期的作品。在這部著作中，高本漢努力確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編年特征，他發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大部分青銅器的銘文編年與裝飾風格這兩組特征之間非常吻合，這說明絕大部分經過嚴格選擇的青銅器是真品而非贗品。高本漢的鑒別方法簡明有力，對于古代青銅器研究是一種突出的貢獻。

　　高本漢的另一部著作《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則進一步歸納總結了古代青銅器裝飾風格的基本特征：一，秦、漢時代的青銅器（公元前771年之后）被概括為淮風格，其基本特征是：交錯的勾狀和渦卷狀的飾紋，編成發辮或繩子狀的帶子環繞著容器的頸部。青銅器的身上帶有瘤形、逗點形飾紋，以及螺漩形花紋和幾何圖形。蹲踞的鼎為主要的容器類型。二，中周時代（公元前945——771年）青銅器的基本風格特征是：拱形的釜、彝、戊、鼎等容器成為青銅器的主要類型。容器多帶有刀削狀的腿，魚翅狀的凸緣，有腳的夔。并且配有渦漩，凹槽，平行的單紋，鱗狀的邊，平行的魚鱗斑與波狀線。這種基本裝飾風格至少流行了三百年之久，作為強盛的周代的藝術特征，過去曾被人忽略，認為這個時期沒有優美的藝術產生，其實，這個時期是中國藝術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三，殷、周時代（公元前1122——947年）青銅器的基本風格特征：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中，方彝、彝鼎、孟、和尊等容器是主要類型。容器多帶有圓柱形的腿，支撐著的動物。壺蓋上有把手，容器身體上裝飾著間隔的龍、平行的龍、飛龍、羽龍、蛇、蟬、舒展的葉片，懸掛的葉片，腿狀的葉片，鱗狀的動物，以及雷紋和雷紋構成的邊，成為基本的裝飾特征。這些特征決不會出現在中周時期的作品中，當其中有些特征在后來又出現時，則經歷了一次淮風格中復古運動的修改，改變得更加優雅。四，殷代（公元前1122年以前）青銅器的基本風格：總體上看起來粗重笨拙，以粗糙的幾何圖形和線條簡單粗獷的嬰餐作為主要的飾紋，或者基本上沒有明顯的裝飾，但能夠顯示一種質樸的風格。通過對不同時代青銅器風格特征的分析研究，高本漢發現，盡管一般的觀點都認為青銅器極盛時期是在中周時代，但實際上，殷、周時代青銅器產品巳經達到其藝術風格的最高水平。在這個時期，容器類型豐富多樣，裝飾技術非常精湛，已經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顯示出后世無法復制和模仿的稚氣的美此外，他還發現，在1933年斯德哥爾摩的中國青銅器展覽的編年中，有半個世紀被忽略了，即公元前778至722年的作品沒有收進編年體系內。這是藝術史上的欠缺，他在這本著作中彌補了這個欠缺。高本漢還指出，塞西亞古國的動物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而帶有野獸風格的奧都斯青銅藝術則大多被發現于北部省分，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

　　《淮和漢風格》是高本漢關于青銅器風格標準劃分的最著名著作。他在全面研究了約1285件青銅器標本以后指出，在殷、周時代（公元前1122年以前），祭祀用的青銅器器皿已經基本定型，大部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形狀，但裝飾風格與模鑄工藝相當不同，因此形成A、B兩大類基本風格特征：A風格的主要標準為現實性很強的婆嘗、蟬、平行的龍和頸部裝飾，顯得穩沉厚重，有一種成熟的樸拙感。B風格的基本特征為構散的婪髻、成倍寬的動物形狀的帶子、長尾鳥與弦月狀的帶子、菱形花紋組成聯鎖形的帶子、眼狀的渦淪連成的帶子，以及帶有對角線的帶子環繞在容器的周圍.A風格特征常常自由自在地組成古代青銅的裝飾，簍嘗可能藏在側面，或者在另一面有一條垂直的龍，容器上有時還會出現蟬狀的浮雕。B風格特征則常常自由地組成聯鎖形或垂直形的棱條，容器的腹部飾有松散的樓餐總的說來，B風格特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A風格特征，再現了一種更加柔和的優雅和精美。與A風格相比，這種風格缺乏力度，缺乏雄性的力量，但比A風格流傳得久遠.B風格特征中可能有少量A風格因素，顯示出A、B風格結合的特征，如各種龍、鳥、蟬、渦狀的線條，帶子，葉片等等，但A風格特征中決不可能摻入B風格因素.正是得力于對這種基本風格的嚴格分類，高本漢才能夠從容考察古代青銅器并作出那些有價值的系列研究。他特別重視先秦文化的價值，認為兩漢以下即無可觀。在青銅器研究領域他也是持此觀點：淮、漢風格與殷、周風格一脈相承，在秦代以前高度繁榮，但公元前221年是個轉折點，從那后，淮風格就和秦王朝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漢代纖弱的風格特征。

　　3、古代中國宗教研究

　　他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是《古代中國的傳說與信仰》（《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46）及《中國周朝的獻祭》（《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68）咸被認為是極重要的貢獻。他這里所說的古代是指先秦時代時代的典籍。因為他認為漢朝以及漢朝以后的著作家“關于古代中國宗教的所知不比我們今天的所知多多少”，不值得征引。更批評“有些學者根據不確切的、晚近的或年代不能確定的民間傳說的材料，就試圖構擬或者描寫漢朝以前（公元前三世紀以前）的宗教系統”。

　　在《古代中國的傳說與信仰》中，幾乎全部拒絕了象葛蘭言（MarcelGranet）和沃爾夫岡（Wolfgang）這樣著名的漢學家所寫的一切論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拒絕了馬伯樂的著名論著《古代中國》（LaChineantique，1927）結合古籍考證與辨偽， 認為他們的文章缺乏對古籍中原始材料的認真分析和嚴肅批判。他提倡采取一種科學的方法找出那些原始材料的共同特征，發現它們的具體歷史價值，以便幫助我們認識古代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如何逐漸轉變的。他將先秦古籍劃分為兩大部類：系統化和非系統化。根據他的界定，系統化的古籍主要敘述古代各歷史時期發生的事件，是歷史性的著作，如《禮記》、《易禮》和《周禮》，它們都屬于學者的作品，仔細地按照編年體例完整地記錄下古代傳統和禮儀觀念，并使之保持一種聯系性，形成為一個系統。先秦時代各種信仰活躍，到了秦代思想意識形態逐漸成為大一統，但儒生們仍然可以從他們的老師那兒了解到先秦的情形。漢代以后，儒生們便只能從書本上了解以前的情況了。此外，東漢以后，中原地區開始與游牧部落發生貿易，兩個地區的風俗、文化、習慣相互影響，漢代的知識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混合體，不如殷、周時代的文化單純，因此，按編年順序對原始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很有必要；非系統化的古籍是介紹特定時代的宗教與社會的情形，屬于社會性的著作，內容比較豐富。早期宗教崇拜的基本主題和形式因發生的地區不同而種類繁富，散見于各種古籍中，在大批非系統化的著作中留下了痕跡?！稌洝?、《左傳》、《國語》、《戰國策》、《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離騷》和《天問》，都被列入非系統化一類著作，也被高本漢稱之為先秦時代自由的著作。這類著作主要描寫古人，論述古代發生的各種事件，如各國的祭祀與崇拜都得到了如實地描述。高本漢以很長的篇幅具體分析、考證了《山海經》等古籍中反映的周代的各種各樣信仰和崇拜、以及不同的禮儀祭祀場面，對這些記載作出合乎歷史邏輯的闡釋和評價。高本漢對后一類著作特別偏愛，曾寫了不少文章論述此類著作，其中包括上述的兩種。

　　在《中國周朝的獻祭》中，他又以一大半篇幅論述了周代神話傳說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周代的崇拜形式繁多，是初民時代文化輝煌的表征。總體上看來，周代的宗教崇拜可以歸為兩大類，即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有時這二種崇拜是合一的，甚至成為傳統.在這篇文章中，高本漢尤其致力于對自然精神的崇拜儀式的探討，他論述了上天在初民意識觀念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作用，五帝（滄帝、赤帝、黃帝、碧帝、黑帝）在古人心目中是四方至高無上的神，他指出，五色（藍色·東方、紅色·南方、黃色·中央、綠色·西方、黑色·北方）象征了漢初建立的自然神論。此外，他還論述了先秦時代對土地的崇拜以及其他形式的宗教崇拜觀念。這兩篇文章是對上古時代神話傳說和宗教崇拜的綜合論述，顯示了作者的學術風格和淵博的知識，被公認為是作者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

　　4、漢學普及讀物??

　　高本漢不僅是位嚴謹的類似中國考據學學者；也像位中國的塾師，熱心地向西方讀者普及關于中國和東方文化等漢學基本知識。在哥德堡大學任教期間，年僅三十的高本漢就開始進行這項工作，出版了幾部流行頗廣的漢學入門書和中國文化的通俗讀物。如1918年出版的《北京話語音讀本》（AMandarinphonetieReaderl’nthePekineseDialect，斯德哥爾摩），1923年用英語寫的《漢語語音與漢語文字》（SoundandSymbolinChinese，倫敦），1929年的《簡述中國的思想界》（斯德哥爾摩），《十九世紀的東亞》（斯德哥爾摩1920），《中國》《日本》 （斯德哥爾摩，1928），《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09Japa”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高本漢自1939年6月起任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并擔任該館的博物館館刊《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主編，一直到1976年臨終前在遠東文物博物館仍擁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圖書館。四十年間，高本漢在這本年刊上刊登了大量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圖片論文，向西方普及漢學知識。對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起了一定的啟蒙和推動作用

　　5、小說創作

　　高本漢多才多藝，不僅是位嚴謹的學者，也是一位小說作家。十五歲時，就用方言寫出了《特外達和摩縣的民間故事》。高本漢認為斯堪的納維亞的散文小說過于嚴肅而妄自尊大；他欽佩那些寫了既優秀而又可供人消遣的文學作品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用ClasGullman這個筆名發表了三部用瑞典文寫的小說：《烏普薩拉兩紳士》（1942），《跳舞吧，我的玩偶》（1943），《卡納普地方的婚禮》（1945）。這三部小說都有盎格魯一撒克遜作家輕松幽默的風格。這三部小說也用丹麥文出版，其中至少有兩部還翻譯成其他文字，填補了瑞典文學中的這種空白。

　　三、學術地位和影響

　　高本漢不僅是上個世紀瑞典最杰出的學者之一，也是西方超一流的漢學家。高本漢以畢生精力研治中國文化，主要貢獻在于漢語音韻訓詁的開創性研究。他花費數十年時間，苦心孤詣，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漢文典》和《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等大量的杰出漢語語言學專著，造就了一個漢語音韻學研究的新時代。他涉獵了漢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在青銅器研究、古籍整理與譯介、古典文獻辨偽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科學方法和思想觀念對同時代中國學者，如趙元任、羅常培等人的學術研究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瑞典漢學的啟蒙者，他還培育了整整一代瑞典漢學家，在西方漢學家中，真正稱得上開一代學風的人。

　　首先，高本漢不僅對中國文化學術研究做出突出貢獻，而且對于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的相互影響具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他的科學方法和學術態度，為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的研究開拓了一條新路， 影響著中國的語言學建設。他以自己的巨大成就在瑞典乃至在世界漢學史上建立了不朽的豐碑。

　　上個世紀初，當高本漢步入漢學研究領域的時候，中國正處在民主革命的初期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舊式學者們深受傳統文化和舊環境的影響，固然無法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古代文化；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則忙于打破舊文化體系和宣傳西方的現代科學思想，因此，在二十年代以前，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語言、考古研究領域幾乎成為真空地帶。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化學術的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對中國歷史背景和社會情形缺乏了解，因此，除了少數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以外，大部分論著仍不免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高本漢恰恰在這時選擇了一塊歷史語言和古代文化學術研究的處女地，經過一以貫之的辛勤開墾，豐碩的成果使他成為西方漢學研究領域的巨人。此后，一大批“五四”巨匠也在相應的學術領域里取得了輝煌成果。同樣在歷史語言學和青銅器研究領域，許多優秀的國學家如趙元任、胡適、劉復、白滌洲、羅振玉、容庚、吳其昌、周祖漠都在各自的專業范圍內做出了創造性貢獻。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墓礎。而高本漢、馬伯樂等西方學者的研究工作是在與中國學者的相互影響、相互啟發的過程中進行的，他們的合作是本世紀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初成就。 在1940年之前，中國學術界譯介高本漢著作的文章和書籍多達50種，與《中國音韻學研究》直接有關的有9種。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版后的六年間，僅書評（包括讀后記）就有5篇：魏建功（1941）《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后記》，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6期；高華年（1941）《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校讀記》，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7-8期；羅常培（1941）《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7-8期；周法高（1942）《圖書評介：讀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讀書通訊》第53期；陸志韋（1946）《書評：〈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民國二十九年商務出版）》。由此足見當時中國學術界對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關注度。 1941年，魏建功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后記》中說，他很早就從錢玄同先生那里知道了高本漢的著作及其主要內容。“錢玄同先生講音韻學，可算是最先用語言學的理論的一個人。按照魏建功先生的回憶，1919年，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版前三卷出版完畢，隨即送了一部給錢玄同先生。錢先生從原書里把高氏的《廣韻》韻類構擬的音值抽錄出來和國音系統一同親自手寫油印，在北京大學講，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見討論過一番?！薄　?/p>

　　1923年7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刊登徐炳昶的譯文《對于“死”“時”“主”“書”諸字母內韻母之研究》，就是由錢玄同先生決定選譯的。從徐炳昶的經歷與時間來看，很可能徐炳昶在法國留學期間就讀到了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 1923年，林語堂在《〈答馬斯貝啰論切韻之音〉跋》中說，“我兩年前讀此書（即高氏《中國音韻學研究》），于許多點上大起疑惑，現在見此篇原著，知道珂君（珂羅倔倫，Bernhard·Karlgren的另一中文譯名，下同。）于所有構定可疑之處多已改良，不禁為此而喜。因為照現在情形，很可以做到專家同意的境地。此篇實是珂君著述中的重要者?！睆牧终Z堂的話中我們可知，他在1921年就讀到了高氏的著作。1921至1923之間，高本漢對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進行過修訂。這恰在馬伯樂于1920年發表《唐代長安方言》一文之后。高本漢采納了馬伯樂的部分意見，將《中國音韻學研究》修訂后印成單行本，1926年出版。這修訂應該就是高本漢于1922年在《通報》上發表的《中古漢語的構擬》，即林語堂翻譯的《答馬斯貝啰論切韻之音》。 錢玄同不但在他開設的音韻學課上講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還根據高本漢的研究將《廣韻》的韻類和所構擬的音值列成一表，把高氏所用音標改為國際音標。這張表何時所定，不可考。1957年趙蔭棠將它附在其名著《等韻源流》第334頁。其實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講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不僅有錢玄同先生。羅常培先生在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版前，也曾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講過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三卷“歷史之部”。

　　此外，趙元任先生于1925年在清華國學院開設的《中國音韻學》中，也曾講授過高氏的學說。作為高氏《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的主要譯者，趙元任與高本漢并不相識。他手中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來自地理學家丁文江。丁先生的朋友安特生與高本漢頗有交誼，安特生送了一部《中國音韻學研究》給丁文江，丁則轉送了趙先生。這件事后來被胡適、傅斯年兩先生知道了。于是，在胡、傅二位的鼓勵和支持下，三位譯者開始了這項譯介工程。

　　高本漢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著名音韻學家趙蔭棠1957年說過這樣一段話：“等韻圖的編制，至勞乃宣已走到窮途；宋元等韻的解釋，至黃季剛亦陷入絕境。設若沒有新的血液灌輸進來，恐怕我們中國的音韻學永永遠遠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階段里。幸而我們借著創制注音符號與國語羅馬字的機會，激起來新的趣味，于是近代語音學的知識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以及國際音標的好工具，都從美歐介紹到我們中國。這種介紹，自然對于中國音韻全體都有大的幫助，而等韻學的研究亦因此而開辟新的紀元。在音韻學的新運動之下，有新的貢獻的，是趙元任，錢玄同，林語堂，李方桂，黎劭西，劉半農，高承元，魏建功，羅莘田諸位先生。他們或介紹，或發明，或補苴，共成音韻學的新園地。所以我們現在敘述起來，很難確定他們各人學說的來源和相互的影響的脈絡。但是，我們從何處敘起呢？我們現在只能以高本漢（B.Karlgren）所研究中國音韻學的結果為起點，然后敘述國內各家之補充與修正”。趙蔭棠先生的話不僅道出了20世紀初高本漢學說引入中國的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而且道出了高本漢學說之所以能在中國被接受的重要推力。

　　由此，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現了新的研究范式——高本漢范式。此范式引起全世界漢學家的廣泛興趣：1962年，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漢語教授蒲立本（E.A.Pulley blank）發表了題為《〈古漢語的輔音系統〉》（TheConsonantalSystemofoldChinese，AM，NSg），對高本漢關于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的構擬提出了修正。發展并完善高本漢理論的其他重要文章還有： 河野六郎，《國語學》3（1939）；納格爾（PoulNagel Tp，36（1941）；董同龢，《史語所集刊》13（1948）；包擬古（NieholasBodman），Harvard-YenehingInst.Stud.9（1954）；好得里古爾， Word，10（1954）；雅洪托夫，25Int.Cong.Orient（1960）；有阪秀世，MemRedDept，東洋文庫，21（1962）；馬悅然，BMFEA34（1962）；周祖漠，《語言學論叢》，5（1963）；周法高，香港中文大學J.Inst·Chin.Stud.3.2（1970）：李方桂，《清華學報》9.1（1971）；龔黃誠（音），Inaugural一DissphilFak，Ludwig一Maximilian一Univ·，M位chen，1976）：徐思洛（AxelSeh位ssler），刀應nchenerOstasiati-‘.h.studien，18（1976）。福列斯特（R.A.D.Forrest）、橋本萬太郎、張棍、楊福綿和本尼迪克特（paulK.Benediet） 參加了最近的爭論并有重要的貢獻。這些學者和其他學者在追求著不同的目標，觀點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皆是“高本漢范式”的繼承者和豐富完備者。

　　其次，作為瑞典漢學的啟蒙者、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對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和漢學研究隊伍的培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瑞典教育部從1945年起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成立了漢學系，高本漢即是該系第一位系主任和教授，他在這個位置上培養出一批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年輕漢學家。在他們當中，馬悅然（Goranal，qvist）作為高本漢的高足，于1965年繼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主任與教授。吉倫斯瓦德 （Gyllensvold）接任博物館館長。楊威金（Janwirgln）成為博物館館刊的主編，在葉林斯威德退休以后，成為現任博物館館長。此外，林西莉（Cecil-i．Lindqvist）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向高本漢學習漢語，并到北京學習古琴，之后一直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上世紀90年代，被授予漢學教授職稱，她的著作《漢字王國》和《古琴》，均獲得瑞典國內最高文學獎——奧古斯特文學獎的非文學作品類圖書最優秀獎，為普及中國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林西莉女士成為瑞典教育部特別任命的漢學教授，以表彰她在漢語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作出的杰出貢獻。除此之外，卜斯文（SvenBroman）曾擔任斯德哥爾摩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奧斯陸大學的現任東亞語言教授黑恩（HenryHenne）、哥本哈根大學現任東亞語言教授易家樂和利廷（olofLidin）、奧爾胡斯大學漢語講師格拉思（ElseGlah勸、赫爾辛基大學阿爾泰語教授約基（AulisJoki）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漢語教授比倫斯坦（HansBielenstein），也都是他的學生。易家樂青年時代在葉姆斯列夫的指導下學習普通語言學，又在高本漢的精心培養下研究漢學，此后進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在趙元任的指導下刻苦學習。1975年，歐洲的漢學家聯合成立了“歐洲中國學會”，一致推選易家樂任該學會第一任會長。在東西方學者之間，許多人將易家樂看作是高本漢的后繼人。

　　馬悅然在其專著《我的老師高本漢》中，對自己老師的人品和漢學成就充滿仰慕之情，他說：“他的精力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他是西方世界最偉大的漢學家，他躋身于斯堪的納維亞最偉大的學者之列。我是1946年作為他的學生投奔他的門下的。高本漢有豐富的幽默感，不感情用事，但非常敏銳，這一切構成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

　　附 ：高本漢漢學著作年表

　　著作

• 1、《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陸續發表于1915—1926間）
  2、《北京話語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爾摩，1918）
  3、《中土王國的字與筆》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瑞典語，1918）
  4、《19世紀的東亞》 （&Ouml；stasien under nittonde &aring；rhundradet，瑞典語，1920）
  5、《漢語語音與漢語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倫敦，英語，1923）
  6、《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
  7、《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8、《中國》、《日本》（斯德哥爾摩，1928）
  9、《上古漢語問題》（1928）
  10、《唐代的長安方言》（LedialeetdeTch’ang一ngansouslesT’ang，BMFEA，20，1920）
  11、《中國的思想世界》 （Fr&aring；n Kinas tankev&auml；rld，瑞典語，1929）
  12、《詩經研究》（1932）
  13、《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1940，1957修訂）
  14、《〈詩經〉詮注》（BMFEA 1942—1946，共673頁）
  15、《漢語》（1946）
  16、《〈書經〉詮注》（BMFEA ，1948—1949，共419頁）
  17、《中國話與中國文字》（1948）
  18、《漢語入門》（1948）
  19、《詩經》和《書經》校訂本刊登于1950
  20、《皮茨堡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目錄》（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1952）
  21、《古代與遠古中文語言學概述》（1954）
  22、《漢語言字簡易課程》（1958）
  23、《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瑞典語，1964）
  24、《漢朝以前文獻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
  25、《左傳注釋匯編》（BMFEA，1969—1970）
  26、《漢語典籍詞匯拾遺》（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

　　論文

• 1、《原始漢語是屈折語》（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法語，《亞細亞雜志》，15，1920）
  2、《論左傳的真偽和性質》（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哥特堡大學學報》第32卷第3號，1926）
  3、《中國古籍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1929）
  4、《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BMFEA，5，1933）
  5、《早期中國銅鏡上的銘刻》（1934）
  6、《中國銅器的起源》（1937 ）
  7、《淮和漢》（Huai and Han，BMFEA，13，1941）
  8、《早期東索恩文化的年代問題》（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
  9、《殷商時期的武器與工具》（《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45）
  10、《早期銅器飾品文字文法的注解》（1951）
  11、《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
  12、《古代中國的傳說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早期銅鏡飾品文字文法的注解》（1951）
  13、《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新收藏銅器》（《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52）
  14、《古代與遠古中文語言學概述》（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6　
  15、《漢以前的籀文字》（《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63—1967）
  16、《漢語語音系列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17、《早期中國的銅鏡》（《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68）
  11、《漢語語音系列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18、《周代中國的祭禮》（BMFEA，40，1968）
  19、《中國古鏡》（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20、《左傳注釋》（《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69—1970）《古典中文字庫選集》（《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972—1974）
  21、《老子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
  22、《莊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