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1950—1976）：不絕如縷

　　本階段道教學的研究仍屬于兼職研究狀態，內地出版的專著較少，著名的如《太平經合校》，論文大約50多篇，比較冷落。臺灣省和海外華人學者的成績超過內地，專著約十余部，論文百篇以上。

一、道經研究、收集與辭典編纂

　　香港學者饒宗頤著《老子想爾注校箋》（香港大學，1955年）對《老子想爾注》進行了校對、箋釋和研究，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 《太平經合校》，王明編。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或重印。《太平經》系東漢道教的重要經典，原書170卷，現殘存于明《道藏》的本子僅57卷。編者根據《太平經鈔》及其它27種引書，運用校、補、附、存四種體例重新整理《太平經》，大體恢復了原書170卷的本來面目。為研究道教史和道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憑據，為海內外學術界所推崇。王明還發表了《敦煌古寫本〈太平經〉文字殘頁》和《〈太平經〉目錄考》二文，對《太平經合校》作補充。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考》由中華書局于1963年12月增訂再版。全書除對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增加外，還增加了《道樂考略稿》、《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中國外丹黃白術考略稿》和《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4篇新的附錄。

　　研究其它典籍的論文主要有湯用彤《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光明日報》1962年11月21日）、王明《試論〈陰符經〉及其唯物主義思想》（《哲學研究》1962年第5期）、湯用彤《讀〈道藏〉札記》（《歷史研究》1964年第3期）、陳攖寧《〈老子〉第50章研究》、《〈南華〉內外篇分章標旨》、《論〈四庫提要〉不識道家學術之全體》（以上三篇《道協會刊》第4期，1964年10月）、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經之得失》（《崇基學報》第9卷第1期，1969年）、《論道藏本顧歡注老子之性質》（《聯合書院學報》第8期，1970-1971年）、《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經會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卷第1期，1973年）等。

　　臺灣學者蕭天石主編《道藏精華》（自由出版社，1965-1974年第1版）收錄丹經和道教哲學著作等，在第1版后不斷再版，每次再版又增加新書，所收道書大約有800余種。美國學者蘇海涵曾到臺灣當道士，利用其師的資料編《莊林續道藏》（成文出版社，1974年），收錄了相當多的臺灣符箓科儀道經，其中多為手抄本。此外還有陳志濱《伍柳仙宗白話譯》（全真教出版社，1975年）。

　　本階段的道教辭典有臺灣戴源長編《仙學辭典》（真善美出版社，1962年）和《道學辭典》（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

二、道教史研究

　　本階段臺灣學者關于道教史的研究很有成績。孫克寬出版了《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年）、《宋元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5年）、《元代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8年）、《寒原道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等著作，發表了一批有關宋元道教的論文。他還發表了關于唐代道教的論文《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中興大學文史學報》1974年第1期）和《唐代道教與政治》（《大陸雜志》1975年第5卷第2期）等。此外還有孫廣德《晉南北朝隋唐儒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陳志濱《全真仙派源流》（全真教出版社，1974年）、唐弓《唐代的道教》（臺大碩士論文，1974年）等著作。其它論文還有南懷瑾《元代全真道與中國社會》（《新天地》第1卷6期，1962年）、錢穆《金元統治下的新道教》（《人生》，第31卷3期，1966年）金中樞《論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下）》（《新亞學報》第7卷2期，第8卷1期，1966、1967年）、史貽輝《道教在臺灣之分布與現狀》（《南瀛文獻》12期，1967年）、方永輝《唐代皇室與道教關系之研究》（《景風》18、19期，1968年）、李樹桐《唐代的政教關系》（《師大學報》1967年第12期）、劉伯驥《唐代的政教史》（臺灣中華書局，1974年修訂版）、丁煌《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歷史學報》1975年第2號）等。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柳存仁關于明代道教的論文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書目舉要》（《崇基學報》第6卷第2期，1967年）和《補明史佞幸陶仲文傳》（《東方文化》第11卷第1期，1973年）。

　　本階段內地學者對太平道、張魯政權以及其它早期道教與農民起義的關系，道教與封建統治階級的關系等作了較多的研究。

　　學者們爭論比較激烈的是《太平經》的政治思想。楊寬的《論〈太平經〉——記我國第一部農民革命的理論著作》（《學術月刊》1 959年第9期），對《太平經》作了高度評價。在楊寬之前，有侯外廬、張豈之、楊超、李學勤、徐知、袁良義等在各自的論著中肯定《太平經》的革命內容。戎笙很快發表論文《試論〈太平經〉》（《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太平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宗教語言，少量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但不能過高評價。他的意見，與1958年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中的觀點相一致。1960年，中華書局哲學組發表《史學界討論〈太平經〉的性質及其與太平道和黃巾起義的關系》（《人民日報》1960年12月15日），對各種觀點進行了綜述。此后，喻松青和熊德基也就《太平經》問題展開辯論。熊德基發表《〈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系》（《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認為《太平經》的思想與黃巾起義對立。喻松青發表《〈太平經〉和黃巾的關系——與熊德基同志商榷》（《新建設》196 3年2月號），認為《太平經》的信仰與黃巾起義相一致。王明在《〈太平經〉合校》的前言中，指出《太平經》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揚有神論、宗教唯心論和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的，但其中一些篇章里也反映了當時的進步思想和正確的觀點。”

　　此外，還有陳寅恪的《崔浩與寇謙之》（《嶺南學報》1950年第1期）、唐長孺的《范長生與巴民抵蜀的關系》（《歷史研究》1954年第4期）、喻松青的《老子與道教》（《光明日報》19 62年5月25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中國的封建階級同道教的關系》（《人民日報》1964年5月10日）等論文。

三、道教思想研究

　　臺灣學者研究道教思想的著作有趙家焯《道學與道教》（臺北1962年）、南懷謹《禪與道概論》（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華明書局，1968年）、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學生書局，1968年）、周紹賢《道家與神仙》（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李叔還《道教要義問答大全》（香港青松觀，1972年）、陳敦甫《論道》（全真教出版社，1972年）、趙家焯《道教通詮》（華岡出版社，1977年）等。

　　柳存仁對明代的三教關系做了研究，發表了《明儒與道教》（《新亞學報》第8卷第1期，1967年）和《王陽明與道教》（《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3卷第2期，1970年）。后又發表《王陽明與佛道二教》（《清華學報》新13卷第1、2期合刊，臺灣新竹，1981年）。

　　學術界在對《太平經》及原始道教的歷史學研究中，大都涉及了道教的宗教思想。楊向奎《論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則對葛洪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進行了分析。湯用彤發表《寇謙之的著作和思想》（《歷史研究》1961年第5期）、《康復札記四則》（《新建設》1961年6月號）等文章，解剖了寇謙之、陶弘景的政治、宗教思想，對比了佛道二教教義的區別。

四、道教科儀符咒研究

　　陳國符在《道藏源流考增訂版序》中說到：“《道藏》收齋醮儀范一百二十一種，都六百四十卷。披覽札錄，成《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茲取其道樂一節，略事增補，成《道樂考略稿》。”《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未見發表，只是《道藏源流考》的“附錄三”收有《道樂考略稿》。盡管如此，《道藏源流考》中《三洞四輔經之淵源及傳授》、《道藏札記》和《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等章節里，也有許多對道教齋醮儀范的文獻學考證。

　　蒙文通的《道教史瑣談》（此稿日期簽署于1958年8月30日，刊行于《中國哲學》第四輯，1980年）第一次將符箓與文字聯系起來考察，并企圖從少數民族宗教中尋求其源頭。

　　臺灣民俗學者劉枝萬致力于齋醮研究，采用了文獻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方法，先后發表了《桃園縣龍潭鄉建醮祭典》（《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10期，1971年）、《臺北縣中和鄉建醮祭典》（《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3年）、《醮祭釋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22《中國民間信仰論集》，1974年）、《修齋考》（同上）、《臺北縣樹林鎮建醮祭典》（同上）、《桃園縣中壢市建醮祭典》（同上）等調查報告和論文、文章。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入《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12月）。

五、道教音樂研究

　　50年代中后期，道教音樂研究步入對齋醮音樂的采集、整理階段，形成了一定規模。著名音樂家楊蔭瀏主編的《宗教音樂·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公開出版），部分地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做了較翔實的文字和樂譜記錄。

六、外丹術研究

　　5、60年代，中國煉丹術研究進入活躍期，其中比較重要的收獲，可見于袁翰青的《中國化學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6年），張子高的《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科學出版社，1964年）。馮家升的《煉丹術的成長與西傳》（《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和科學技術人物論集》，三聯書店，1957年）對中國火藥史與煉丹術的研究舉世聞名。60年代，王奎克翻譯了《三十六水法——中國古代關于水溶液的一種早期煉丹文獻》（《科學史集刊》總第5期，1963年），介紹李約瑟等人關于道教煉丹術中水法反應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研究了葛洪《抱樸子內篇》所記“金液丹”的有關內容，發表了《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科學史集刊》總第7期，1964年）。這些工作豐富了關于煉丹術實驗方法的認識。此外，李喬蘋也完成了很多研究工作。張資珙、黃素封分別翻譯出版了西方學者的化學史著作，促進了中國煉丹術研究的深入。

　　對道教科技思想的研究仍然在進行。50年代，化學史家袁翰青連續發表《推進了煉丹術的葛洪和他底著作》（《化學通報》195 4年第5期）和《周易參同契——世界煉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學通報》1954年第8期）。徐克明《研究化學的先驅者——記我國晉代的煉丹家葛洪》（《工人日報》1962年5月31日）、陸曼炎《我國古代化學家葛洪》（《新華日報》1 962年8月19日）等文也介紹了葛洪的古代化學成就。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史略》（《化學通報》1954年12期）、朱晟《醫學上丹劑和煉丹的歷史》（《中國醫學雜志》1956年第6期）、俞真初《祖國煉丹術與制藥化學的發展》（《浙江中醫雜志》1957年第8期）、張子高《煉丹術的發生與發展》（《清華大學學報》第7卷第2期，1960年）、謝海洲等《有關汞及其煉丹的歷史》（《哈爾濱中醫》1963年第3期）等論文，側重考察煉丹術的歷史發展。此外，王占元《周易參同契的哲學思想》（《光明日報》1961年10月13日）和李俊甫《論中國古代煉丹書〈參同契〉》（《新鄉師院學報》1963年第1期）則介紹了對《參同契》的看法。

七、內丹術研究

　　本階段，“氣功”一詞被群眾普遍接受，而內丹術則是氣功的主要功法。徐寄鷗《氣功學說的探源》（《江蘇中醫雜志》，1962年第5期）對內丹理論進行了探討。指導實踐的著作有劉貴珍著《氣功療法實踐》、劉貴珍主編《內養功療法》、陳濤《氣功科學常識》、楊踐形著《氣功自療》、楊踐形《氣功哲學》等。

八、道教醫藥與養生研究

　　蕭天石著《道家養生學概要》（自由出版社，1963年）和《道海玄微》（自由出版社，1974年），對道教醫藥與養生研究，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人身上。江靜波《晉代大醫學家葛洪》（《新華日報》1957年5月24日）、鄺賀齡《晉代醫學家葛洪對祖國醫學的貢獻》（《中醫雜志》1959年第9期）、蔡景峰《晉代醫學家葛洪》（《健康報》1962年1月6日）等文章對葛洪的醫學思想作了介紹。王明撰《陶弘景在古代科學上的貢獻》（《光明日報》1954年10月11日），介紹了陶弘景在醫藥、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的卓越貢獻。謝天心等《我國晉代的藥物學家陶弘景》（《哈爾濱中醫》1960年第8期）則介紹了陶弘景在藥物學方面的貢獻。大雨《“藥王”孫思邈》（《工人日報》1961年8月28日）、方昭《孫思邈——唐代偉大的醫學家》（《北京日報》1961年8月31日）、李經緯《孫思邈在古醫學上的偉大貢獻》（《中醫雜志》1962年第2期）、馬堪溫執筆的《唐代名醫孫思邈故里調查記》（《中華醫史雜志》1954年第5期）等對唐代道教名醫孫思邈的醫學思想作了介紹。

九、宮觀山志的編修與道教建筑、道教美術研究

　　臺灣學者劉枝萬《臺灣省寺廟教堂調查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年）、《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縣宗教委員會，1961年）、《清代臺灣之寺廟》（《臺北文獻》4-6期，1963年）、《臺灣之瘟神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22期，1974年）、馬來亞學者朱金濤《基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馬來亞大學，1968年）、臺灣學者林衡道《臺灣寺廟大全》（1974年）等對當地寺廟進行了調查研究，其中有不少道觀或道教內容。

　　新修宮觀山志沒有出現，道教建筑與道教美術的研究成果也不顯著。1955年，山西芮城縣永樂宮保護性搬遷成功，引起藝術史、宗教史的學者濃厚興趣。一些畫史著作曾列專題介紹評論永樂宮元代道教壁畫，尤其是贊揚三清殿的《朝元圖》構圖壯闊（神像多至286尊），造型生動，用線挺勁，色彩豐富，在藝術技巧上達到了高度的成就。

十、道教文學研究

　　柳存仁用英文撰寫了一部研究宗教與文學關系的力著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Ⅰ.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1962年（《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開拓了研究道教與文學關系的新領域，在海外頗負盛名。他還發表了論文《西游記的明刻本》（《新亞學報》第5卷第2期，1963年）等。

十一、機構團體和刊物

　　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于1961年11月成立。主任陳攖寧、副主任王偉業。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獻資料，研究和編寫中國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協會刊》創刊，為教內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研究工作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