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在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中地位較為突出、影響較為廣遠、學術成果亦較為豐富。在中國學術界基督教神學和哲學一般被歸入基督教思想或思想史的研究范圍。雖然從西方學術界和基督教界的學科歸類上來看，基督教神學、基督教哲學和基督教思想本有不同的界定，但因三者之間內在的關聯和互滲，這種界定在中國學術界僅有相對意義，研究者往往將之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而不加嚴格區分。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的范圍包括基督教思想和哲學通史、古代基督教神學和教父學、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與神學、近代西方基督教思潮和宗教改革思想、當代基督教神學和哲學，以及現代中國本色神學研究等。現將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情況綜述如下：?

一、 研究的發展階段?

　　中國學者在20世紀對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的研究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為1911年至1949年，這一領域的研究多由中國基督教界的神學家、哲學家等學者來展開，以翻譯介紹西方神學、哲學著作為主，以中國學者自己的研究為輔。第二階段1949至1977年，其間以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較為活躍，但基本趨勢是由盛到衰；此時大陸學術機構中的一些教外學者也參與了研究，不過，這一階段大陸學界從總體來看成果不多，而港澳臺學者則推出了大量著作和譯作。第三階段自1978年起，開始進入了系統研究和比較深入的探討；這一時期教內外學者的研究雖各有側重、卻相互補充，形成了中國學界這一領域學術研究上的空前繁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及成就。中國學者在第三階段的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乃譯、著并重，不僅翻譯出版了大量海外基督教神學、哲學思想家的代表著作，而且也逐漸推出了一批中國學者見解獨到、視域頗新的研究論著，形成一定研究規模。

　　1911到1949年第一階段為中國學界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的起步階段。20世紀初，基督教在華文教及出版事業得以發展，基督教知識和思想的傳播引起中國知識階層的關注。隨著基督教所推動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之深入，以及1919年“五四”運動后在中國知識界和教育界等社會領域出現的“非宗教”或“非基督教”思潮，中國基督教內學者的自我意識不斷加強，開始注重基督教思想領域的研究，組織翻譯、介紹海外基督教神學及哲學名著，以回應社會的批評和挑戰，與中國學術界和知識界、教育界的有關人士展開深層次的對話。這一階段的著譯工作作為中國教會學者的本職任務大體可分為教義、神學和哲學、思想這兩大類的四個方面。前一類的兩個方面基本為宣教、護教之作，對教外學界影響不大；后一類的的兩個方面則在維護信仰的前提下亦具獨立研究的性質，對中國哲學界、思想界頗有吸引力。其中如趙紫宸所著《基督教哲學》（1926）、《基督教的中心信仰》（1934）和《基督教進解》（1947），謝扶雅所著《基督教與現代思想》（1941）等曾有力推動了這一領域的學術進展，提高了其學術水準。此外，20世紀20年代初爆發的“非宗教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也曾在這一時期形成思想交鋒、理論討論的高潮。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本質、意義及其在華作用有著兩種截然對立的見解。這些理論分歧和爭議從不同層面深化了對基督教思想的探討和認識。

　　1949年至1977年第二階段為中國學界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的轉型和過渡階段。這一時期在中國大陸開始出現基督教思想研究逐漸由教內轉向教外學界趨向。50年代早期教內學者維系了1949年之前教界譯、著基督教神學、哲學著作之余緒，但從總體來看這一研究已進入其低潮時期，對社會和學界的影響日趨式微。與此同時，港澳臺地區的基督教神學、哲學研究卻不斷升溫、學界陣容初具規模，從而與大陸這一研究的低落形成鮮明對照。在香港、臺灣出版的大量基督教神學與哲學著、譯作之中，尤值得一提的是從1955年至1976年左右由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現已更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譯從。這套叢書最初于1941年開始設計出版方案，由徐寶謙主持編務，1944年由章文新（Francis Price Jones ）重新調整計劃，請人出面讓美國神學界有關人士參與商議叢書3部53卷的翻譯計劃，1950年其翻譯工作移至美國，并成立基督教歷代名著編譯所。叢書由章文新任總主編，中國教會的許多著名學者承擔了翻譯工作，在香港先后由金陵神學院托事部、東南亞神學教育基金會和基督教輔僑出版社聯合出版，最終共推出32卷，在中國現代基督教研究領域形成了深遠影響。

　　1978年至今作為這一研究發展的第三階段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復興時期，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關涉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研究都有明顯的進展，其取得的學術成就也前所未有。在這一階段，中國大陸學者將基督教神學、哲學視為思想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工作也從零散、隨意而轉向系統、全面，推出了一批重要著述。例如，中國大陸人文學術界出版的基督教神學研究著作包括范明生著《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1993）、劉小楓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紀基督教神學引論》（1994）、卓新平著《當代西方新教神學》和《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1998）、以及王曉朝著《神秘與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義探源》（1998）等，此外，中國基督教界推出了“神學教育叢書”，中國天主教界亦推出了“神學叢書”，兩套叢書發行的著作各達數十種之多。中國大陸學術界基督教哲學研究著作則包括尹大貽著《基督教哲學》（1988）、傅樂安著《托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學》（1990）、唐逸著《西方文化與中世紀神哲學思想》（1992）、李秋零著《上帝·宇宙·人》（1992）、張志剛著《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1993）、趙敦華著《基督教哲學1500年》（1994）、陳麟書等著《重讀馬里坦》（1997）等。這一階段對西方基督教神學與哲學名著的翻譯亦達到了高潮，先后推出了多套翻譯叢書，其中包括大陸學者劉小楓在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組織編譯、由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的“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共分“古代系列”、“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三部分，何光滬組織翻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與世界譯叢”，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譯叢”等。港澳臺地區的學者在第三階段的學術研究也非常活躍、著譯頗豐。除了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之外，臺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推出了“輔大神學叢書”和學術專刊《神學論集》，基督教新教界也推出了“宋泉盛神學譯叢”和由王崇堯主編的“基督教社會思想叢書”等。港澳臺地區的這一研究以基督教界的專家學者為主，據不完全統計，此間港澳臺地區的學者出版的基督教神學、哲學著作和譯作已達上百部之多。

　　20世紀中國學者對于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研究主要基于對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的反思、以及捕捉和分析當代神學的發展，其研究范圍包括從古代至中世紀和近現代基督教神學及哲學的發展，在宏觀把握中也有微觀洞見，產生了不少頗有見地和價值的學術成果。從上述三個階段的發展沿革來看，中國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研究已初具規模，正在建立較全面、系統的研究體系。?

二、古代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研究?

　　對古代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發展的研究，中國學者的主要興趣大體在四個方面：一為對古代至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發展歷史的系統研究，二為對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三為對中世紀鼎盛時期基督教神學家或經院哲學家的研究，四為對中世紀后期及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

　　對古代至中紀世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發展歷史的系統研究總體來看起步較晚、力量較弱，但在近20年左右取得了較大進展，使這一范圍的研究工作得以奠立。在第一階段的譯介和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著譯包括上海廣學會出版的由謝頌羔編著的《基督教思想進步小史》（1929）和由彭彼得編著的《基督教思想史》（1936）。第二階段這一領域的研究基本上為空白。在第三階段，這種基督教思想歷史發展的縱向梳理及其分析研究才真正有了起色。1982年，車銘洲所著《西歐中世紀哲學概論》出版，此書為大陸學者撰寫的較早的一部西歐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史著作，從而結束了此前中世紀思想研究僅有為數不多的原蘇聯著作之譯本的歷史，具有開創性意義。作者分三階段論述了西歐封建制度確立、繁榮和解體時期的哲學思想，其內容以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為主。但此書觀點上創新不多，加之作者后來轉向其他領域的研究，因而在學界影響不大。1988年，尹大貽所著《基督教哲學》出版，內容涉及到古代與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發展，但因全書涵蓋面較大，所以對古代和中世紀思想的研究并不突出。進入9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觀，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日漸增多。1990年，香港學者林榮洪所著《基督教神學發展史：1.初期教會》出版，其頗為詳盡的研究論述使中國學界耳目一新。1992年，臺灣天主教學者張春申所著《神學簡史》出版，他從神學、教會學和基督學三方面對基督教思想的發展加以條分縷析，言簡意賅、頗見功力。這一年大陸學者唐逸在臺灣出版了其專著《西方文化與中世紀神哲學思想》，嘗試從文化視域入手，以新的方法論來探究這一領域。1994年，大陸學者趙敦華的專著《基督教哲學1500年》出版。這部著作以較大篇幅系統論述了基督教哲學從古代至近代約1500年的發展，其引用資料之翔、論述著墨之多都超過了中國學界此前這一研究領域所達到的規模，因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好評。

　　對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在第二階段才真正開展。這一時期以翻譯為主，如大陸出版了吳應楓譯奧古斯丁名著《懺悔錄》（1954）、以及周士良重譯本《懺悔錄》（1963），葉啟芳等譯考茨基著作《基督教之基礎》在1932年初版后又于1955年重版。此間在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譯叢也包括大量古代基督教思想名著，如《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謝扶雅譯，1976）、《尼西亞前期教父選集》（謝秉德等譯，1962）、《亞歷山大陸學派選集》（朱信等譯，1962）、《東方教父選集》（沈鮮維楨等譯，1964）、《奧古斯丁選集》（湯清等譯，1962）和《拉丁教會文集》（馬葆煉等譯，1959）等。自1978年以來即在這一學術發展的第三階段，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以翻譯工作而言，這一階段出版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名著包括香港“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收入的王來法譯克萊門著作《勸勉希臘人》（1995）、包利民譯（托名）狄奧尼修斯著作《神秘神學》（1996）、王曉朝等譯斐洛著作《論〈創世紀〉——寓意的解釋》（1998）和涂世華譯德爾圖良著作《護教篇》（1999）等。而其研究著作則包括范明生著《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1993）、以及王曉朝著《基督教與帝國文化》（1997）和《神秘與理性的交融——基督教神秘主義探源》（1998）等。從總體來看，中國學者對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仍比較薄弱，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拓寬。

　　對中世紀鼎盛時期基督教神學及經院哲學的研究則相對活躍，尤其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那研究較多。1930至1932年，利類思所譯阿奎那的《超性學要》（即《神學大全》節譯本）得以再版。1963年，大陸出版了馬清槐譯《阿奎那政治著作選》；1965年，香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譯叢出版了謝扶雅譯《圣多默的神學》等。在研究著作中，較為突出的則是大陸學者傅樂安所著《托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學》（1990）和《托馬斯·阿奎那傳》（1997）等，此外，中國學界也比較注重對安瑟倫、阿貝拉爾等人思想的研究，其譯、著還包括徐慶譽等人譯《中世紀靈修文學選集》（1964）、李承言譯阿貝拉爾等著《親吻神學》（1996）等。中國學者對經院哲學的研究一般亦與對新經院哲學的研究相結合，尤其注重對托馬斯主義和新托馬斯主義的比較研究。不過，這種研究觀其全貌仍似不足，空白尚多，如對安瑟倫的研究剛剛開始，而對波拉文圖拉等人卻缺乏系統且深入之探的研究。

　　對中世紀后期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以翻譯為主，中國學者的研究專著則不多。中世紀后期基督教思想家庫薩的尼古拉頗為中國學界所重視，其譯著包括尹大貽等譯《論有學識的無知》（1988）、李秋零譯《論隱秘的上帝》（1994）等，專著則有李秋零著《上帝·宇宙·人》（1992）等。宗教改革思想家的研究則以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為主，但基本上處于譯介階段，包括香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譯叢所收入的徐慶譽和湯清譯《路德選集》（上下冊，1957、1959）、徐慶譽和謝秉德譯加爾文著作《基督教要義》（上中下冊，1955、1957、1959），大陸出版的宗教改革研究譯著有孔祥民等譯林賽著《宗教改革史》（1992）、陸中石等譯羅倫培登著《這是我的立場——馬丁·路德傳記》（1993）和段琦等譯阿爾托依茲著《馬丁·路德的神學》（1998）等。此外，中國學界正組織力量，準備將《馬丁·路德全集》譯為中文。中國學者專門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的專著不多，其中包括李平曄著《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1983）和《宗教改革與西方近代社會思潮》（1992）、郭振鐸主編《宗教改革史綱》（1989）等。?

三、當代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發展研究?

　　當代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發展研究以探討20世紀西方神學和宗教哲學思想為主，在這一領域較具代表性的通論性研究著作包括劉小楓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二十世紀神學引論》（1990年香港初版，1994年大陸再版時易名為《走向十字架的真：20世紀基督教神學引論》）、何光滬著《多元化的上帝觀——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概覽》（1991）、張志剛著《貓頭鷹與上帝的對話——基督教哲學問題舉要》（1993）和《理性的彷徨——現代西方宗教哲學理性觀比較》（1997）、以及卓新平著《當代西方新教神學》和《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1998）等。較有特色的思想家或理論思潮研究著作則包括黃昭弘著《尼布爾的政治思想——論基督教倫理與政治》（1988）、武金正著《解放神學：脈絡中的詮釋》（1991）、卓新平著《尼布爾》（1992）、王貞文等編《潘霍華的心靈世界》（1993）、王崇堯著《雷茵霍·尼布爾》（1993）、鄭紹光著《終末·教會·實踐：莫特曼的盼望神學》（1999）等。關于當代基督教神學的哲學和翻譯著作則不斷涌現、蔚為大觀，其中較為突出的包括“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中的“現代系列”、“宗教與世界譯叢”中的部分譯著，以及“西方學術譯叢”中部分選譯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這些專著和譯著的出版，有力推動了當代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研究的發展，形成中國學術界這一研究領域的空前繁榮。

　　在這些研究論著中，雖然有一些乃以“西方宗教哲學”為題，但其討論的內容在很大比重上屬于當代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的范圍。而且，與傳統看法不同，這些學者對基督教“神學”的意義還作出了新的分析和評價，認為神學反映了基督教會的思活動，揭示了在其信仰體系中理論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神學作為信仰體系中知識精英的理論思索和求知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基督教會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在教會生活中起著核心作用和靈魂作用，對教會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基于對基督教神學的這一分析和認識，這些學者指出神學的結構即信仰與理性的關系，二者乃處于一種“緊張關系”，若無理性在信仰思維中的參與則不可能構成神學，但神學中所觸及的神秘意義卻又超出了理性的推斷和界說。因此，神學作為這種“緊張中的統一”乃是“說不可說之神秘”。以其獨特的形式，神學乃涵蓋了形象思維、意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和評價“形上學”之探的意義及作用。

　　在分析當代西方神學思潮的發展中，這些學者指出，20世紀西方神學的發展在新教神學領域是以自由主義神學的崩潰與嬗變、以及危機神學的崛起為標志，而天主教神學則以現代派神學的衰落和經院哲學的重建來揭開其序幕，天主教神學在20世紀的創新和突破乃是60年代“梵二”會議以后所出現的多元發展。20世紀西方神學與社會的接觸更為密切、時代特色更加鮮明，幾乎每一大的社會變化都有相應的神學思潮相伴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了危機神學和辯證神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上帝之死”派神學、世俗神學、新正統神學和生存論神學的發展，“冷戰”期間曾風行希望神學、普世神學和對話神學，而西方社會的轉型和觀念重構則使新福音派神學和后現代主義神學格外引人注目。此外，學者強調，當代神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乃至自然科學的關系和互滲亦更為明顯，不少社會科學的新思潮、新進展在當代神學中都得到相關的呼應或重構。例如，神學對哲學思潮的回應包括存在主義神學、過程神學、神學解釋學、神學美學、神學邏輯學的涌現，神學與歷史及歷史哲學的結合而形成了歷史神學，神學對人類的關注而導致了神學人類學和人格主義神學的發展，神學對語義學的反思而構成了神學語言學和敘述神學，神父受未來學影響而促成希望神學的未來展望，神學在政治批判學說的啟迪下而產生了革命神學、黑人神學、女權神學等，而神學與自然科學相交亦直接關涉到“進化”神學、過程神學、生態神學等形成及發展。當人們為迎接世紀之交、千年之交而進行思想、輿論準備時，“走向第三個千年的神學”已成為熱門話題。?

四、現代中國基督教會本色神學建設研究?

　　關于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國教會本色化的路向，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基督教界和學術界就已展開積極而深入的討論。當時這方面的著作包括王治心著《中國文化與基督教》（1927）、吳雷川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1936）等。以及眾多有關“本色化”或“本色教會”的研討論文。

　　50年代以來，港澳臺基督教界的學者繼續這一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著作，包括謝扶雅著《基督教與中國思想》（1971）、楊森富著《中國風土與基督教信仰》（1977）、林榮洪著《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1980）、吳利明著《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1981）、林榮洪編《近代華人神學文獻》（1986）、吳明節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接觸點》（1990）、林榮洪著《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1994）、邢福曾著《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995）、梁家麟著《吳耀宗三論》（1996）和邢福增與梁家麟合著《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1996）等。這些研究工作搜集了大量資料，開展了各層面的探討，但對于50年代以來中國教會的發展卻反映出不同的看法及評價。

　　中國大陸基督教界的研究者則多從50年代以來教會自身建設之角度來看教會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問題。在此，既有歷史性回顧、也有未來之展望，但以中國神學建設及其本色化的問題為主。這方面的著述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文集包括《金陵神學文選》（1992）、汪維藩著《中國神學及其文化淵源》（1997）、以及丁光訓著《丁光訓文集》（1998）等。大陸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和研究已經起步，除已發表大量研究論文之外，在資料整理出版上也有新的進展，包括張西平和卓新平所編《本色之探——20世紀中國基督教文化學術論集》（1999）等。

　　圍繞如何使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相適應、尤其與當前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主題，中國大陸基督教會內外的學者展開了廣泛而深入討論。一般而言，學術界的研究者多從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本色化”、“中國化”或“處境化”這一角度切入。但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方向及其適應社會的方式，學者們有不同觀點，說法不一。一派認為，中國基督教會及其中國特色神學的真正奠立要靠擺脫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及其神學思想、方法和話語的影響，應該進入中國文化境域，以實現其“本色教會”和“本色神學”之目的。另一派則認為，“中國化”和“本色化”這種提法本身乃是在理解基督教之本質意義上的一種誤識或偏差；在其看來，基督教信仰與信仰者的關系應是一種超越歷史、超越文化的縱向關系，而不是一種穿過歷史、受文化浸染的橫向關系，因此基督教在華并無“中國化”或“本色化”的問題，所謂促成其特色、被其所“化”之說乃有悖于基督教的普世性原則和超越性意義。這些學者由此主張在基督教傳播學理解上應基于其整體意義、凸顯其信仰的本質特點，并倡導用“處境神學”或“母語神學”來代替“本色化”之說，而在中國“處境”中則應致力于一種“漢語神學”的構建與發展。但是，針對后面這種觀點，一些中國學者則提醒人們不要忘了基督教本身在橫向傳播和縱向發展上早就充滿了“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這種歷史事實。他們強調，基督教自西方傳入中國，其帶來的西方文明色彩也是很明顯的。所謂“中國化”和“本色化”正是相對于基督教目前已存有的西方特色而言，而且，“化”之本身涵蓋著雙向適應之意，旨在共同提高。

　　回顧總結中國神學之探的漫長歷史，這些學者將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唐、宋、元三代，其特點是東派教會通過與易經、老子五行等中國文化遺產相結合而在華形成了“生生不息之道”的上帝觀，“救贖上帝之所生”、“成全、完善上帝之所生”的基督觀，以及“借助天力，自強不息，以護生為其至善與大德”的人生觀。第二階段為明、清時期，其特點是西派教會通過與儒家思想相會通而達到儒家“內在超越”與基督宗教“外在超越”的互補和共構，“即以上帝的恩佑與基督的拯救來完滿儒家的內在道德修養。第三階段為20世紀上半葉，尤以20年代初為起點，其特點是新教神學家通過基督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而提出“信知行綜合而為一體”，“超脫于宗派信條之爭而直探基督”，“稟有本國真正傳統的中國人學做耶穌真門徒”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神學命題。（參見汪維藩：《中國神學及其文化淵源》117—118頁）按此推理，當代中國神學建設之思則屬于中國神學探究史上第四階段。

　　有關學者指出，第四階段的中國神學建設之探一方面乃為第三階段的延續，另一方面則有著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80年代以來鮮明時代特色和社會新意。第三階段中國神學之探的主要代表為吳耀宗、賈玉銘、趙紫宸、謝扶雅等人。而第四階段已頗有建樹的神學理論家則包括丁光訓、陳澤民、汪維藩等人。汪維藩認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神學理論的根本途徑是：“探求基督教基本信仰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會點，本著圣經啟示從優秀民族文化中尋覓中國神學的生長處”（同上書，124頁），為此，必須從基督宗教基本信仰的要素和框架這一“法度”中創出“新意”，即“帶有東方特色的神學新意，帶有中國特色的神學新意”，“反映中國信徒信仰與靈性實踐的神學新意”，以及“與社會主義主義相適應的神學新意”（同上書，117頁）。陳澤民則指出，中國神學的建設應“在上帝論上著重于上帝的愛”，“在基督論上突出宇宙的基督的思想”，在圣靈論上“視圣靈為充滿一切的，包羅萬有的、全能的上帝之靈”，“在人論上經常講述和教導‘神的形像’的教義”，“在教會論上……需要發展一個根據圣經的富有活力的而又可行的教會論”（《金陵神學文選》，134—136頁）。

　　丁光訓對具有中國特色之神學的構建及發展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其“上帝是愛”的上帝觀，“宇宙的基督”之基督論、以及積極、開放、包容、能動的創造論和人性論，為當代中國神學體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丁光訓因突出上帝的“圣愛”而引導了中國教會神學思考重心的轉移，使“上帝是愛”成為中國教會神學思考的新的重心和新的出發點。他提倡的神學思考旨在基督宗教的信仰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實相合，旨在基督宗教的普世性與中國教會的地方性之有機關聯。他認為“我們的神學工作理所當然地受到歷史的、普世的教會的制約，但它不是模仿，它是中國基督徒針對中國教會自己的問題的思考”（《丁光訓文集》，5頁）。一些學者為此指出，這種中國特色神學建設的成功，將使中國基督教會不僅在社會、政治層面，而且在信仰、理論層而真正解決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

　　綜上所述，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研究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屬于發展較快、學術研究潛力較大的一個領域。在已取得的進展中、基督教內與教外學者、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學者顯示出各有專攻、優勢互補的特色。但雙方的溝通、對話和深層次交流仍很不夠，因而其學術研究尚未構成有機整體。此外，中國學術界在基督教神學史、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中空白仍然較多，在不少方面也缺少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關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就其研究全貌而言，這一領域在中國仍為一門較新的學科，因而其發展和完善乃有著巨大空間及廣遠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