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唐昭容上官氏墓志》在《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公布，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李明和該院助理研究員耿慶剛就墓志文本進行了釋讀。

　　墓志確證上官婉兒葬地

　　2013年8—9月期間，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市渭城區北杜鎮鄧村發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保存完好，當時曾引起輿論熱切關注。在結合史書記載，對全部982字的墓志進行深入研究后，李明和耿慶剛認為，上官昭容的葬禮與墓葬被毀都與太平公主有關。

　　兩位學者就考古發掘情況和墓志文字的對應關系作了闡釋。墓志稱上官昭容葬地為“雍州咸陽縣茂道鄉洪瀆原”，兩位學者認為，洪瀆原在今咸陽市渭城區所轄渭河以 北、涇河以南、咸陽市區以東、漢陽陵以西的區域，此處地勢高，泉深土厚，與漢唐長安城隔渭水相望，自漢代以來即為高等級墓葬區，以上官昭容正二品的身份， 葬于洪瀆原并無不可。

　　按 照唐代的喪葬禮儀，已嫁女子從夫葬，未嫁女子從父葬。按照一般判斷，上官氏為唐中宗所封昭容，理應陪葬定陵。上述兩位學者認為，上官昭容與李唐皇室有隙， 系橫死，不能陪葬帝陵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唐代官員為上官昭容選擇墓地，僅僅是因為洪瀆原是歷史上傳統的墓葬區，還是有其他更為直接的原因，尚待進一步考古 發現來揭秘。

　　從史學層面加強對墓志書寫演變認識

　　從東漢到隋唐，墓志作為一種書寫方式，其規范和文風的變化最能體現時代風氣的轉變和社會各階層、各族裔人士尋求自我塑造的過程；墓志既是在“蓋棺論定”，也 是在“洗心革面”。“如果不僅把墓志研究看作補史的一種途徑，而當做史學分析的對象，需要對墓志出現的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和書寫習慣等作深入推究。”北京 大學歷史系研究員陸揚表示。

　　陸揚認為，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書寫特征，就必須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作為一種書寫體裁，南北朝墓志對了解中古墓志風格的成型和演變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 史學界對南北朝時期墓志的價值了解比以往深入許多，可一般來說，考察墓志時的著眼點依然以政治史和制度史為主。“近年來開始注重的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的研 究雖然擴展了墓志研究的范圍，但總體研究范圍有限。”

　　陸揚建議，學界應從史學層面關注墓志寫作的特點和過程，強化對墓志書寫演變的認識。另外，墓志是了解當時精英階層中“關鍵的多數”的社會意識、文化心態和自我期許標準的一個比較直接的風向標。像對政治制度和人物事件一樣，學界對這些內容也應保持同等的敏感。

　　墓志整理不斷推進

　　近年來，我國墓志整理與研究不斷推進。作為國家文物局委托項目《新中國出土墓志》(全30卷、59冊)第一期工程的延續，“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又獲批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第三批)立項。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吳敏霞介紹說，該研究所與有關單位就1949年以來歷年發掘出土的陜西歷代墓志，共同編輯了《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 卷》。作為該項目的第一期工程，已出版第一輯和第二輯，共收墓志916方，在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影響。經過數年收集，研究人員又整理出400余方陜西新出土 墓志，編為該項目的第三輯，列入該項目的第二期工程。

　　記者了解到，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作為“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項目子課題承擔單位，負責《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卷〔肆〕》的整理與編輯，計劃收錄陜西省考 古研究院考古發掘所獲的歷代墓志約400方，其中大多數為未發表的新材料。目前，該子課題已基本完成了院藏墓志的統計工作，墓志錄文、校對和說明編寫正在 按課題要求開展，有望于2015年底交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