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儒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曾對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過比較精辟的評價。其言曰：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繢，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于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臺仙館筆記》，以《閱微》為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繢，不失為古艷，后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為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

　　俞樾在評價《聊齋志羿》時，無形中參考了紀昀與“先君子”（先祖父）對《聊齋志異》的意見。紀昀認為《聊齋》是“才子之筆”，而非“著書者之筆”，強調的是《聊齋志異》中體現出作者的才氣與靈性。不過，紀昀對《聊齋》評價并不高，因為他認為《聊齋》存在兩個明顯的缺點：一是體例太雜，傳奇與志怪雜糅在一起；二是描寫太詳，虛構的部分過于明顯，違反了生活的真實性。俞樾的先祖父對《聊齋》的評價更低，雖然承認作者的才氣，但并不肯定作者的“藻繢”（即藻繪，文辭或文采），認為未脫唐宋小說的毛病。

　　俞樾在評價《聊齋》時無疑受到紀昀與“先君子”的影響。他推崇的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因為它“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過，對于先祖父批評《聊齋》在“藻繢”上的毛病，俞樾則并不同意。他認為《聊齋》的“藻繢”，“不失為古艷”。這一評價，應該說是基本上把握了《聊齋》的基本精神。所謂“古艷”，即古雅艷麗，明人楊慎《詞品·招落梅魂》云：“其辭幽秀古艷，逈出纖冶穠華之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篇亦云：“《酉陽雜俎》二十卷凡三十篇……抉擇記敘，亦多古艷穎異。”從這一詞語的主要涵義判斷，基本上是持褒義的。

　　由此，我們可以基本概括俞樾對《聊齋》的總體看法：就思想性而言，《聊齋》比不上《閱微》，原因在于《聊齋》中的談狐說鬼缺乏真實性依據。可見真實性是俞樾評價小說的一個重要依據。這一觀點在他對《三俠五義》的改造上可見一斑。在《七俠五義》中，俞樾首先在卷首詩中強調小說與史實并非相同：“累朝事跡總如新，唐宋元明閱歷身。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實半非真。”其目的是提醒讀者注意事件的真實性。另外，俞樾對包公及宋代的史實進行一番詳細的考證，以加深讀者的印象，他還在第一回的結尾再次強調讀者切不可將此書故事當歷史看待，只不過是聊資娛樂罷了。由此表明俞樾并不贊同小說可以虛構的創作觀，他更注重小說創作的真實性，這其實是傳統小說創作中“有裨正史”觀念的延續。

　　就藝術性而言，俞樾對《聊齋志異》的評價倒是頗高的，這當然來源于俞樾淵博深厚的學識與精湛的藝術鑒賞力。他曾贊賞《三俠五義》道：“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評話小說；如此評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一種筆墨。”如此精湛的筆法，深入的分析，非常人可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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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晚年講學杭州詁經精舍。治經、子、小學，宗法王念孫父子，讀書研究，主張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并分析特殊的語文現象。所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能詩詞，重視小說戲曲。所作筆記，搜集豐富，為學術史、文學史提供不少參考資料。所撰各書，總稱《春在堂全書》，共二百五十卷。

　　《春在堂隨筆》是作者根據平日所作筆記整理而成，共十卷，大體按年代排序。由于他學識淵博、根柢較深、因而筆記取材廣博，文字簡約。內容或為以經學、小學、詩文、石刻之考釋和評定，或為師友間之酬和文字，或為游歷覽勝之實錄實感，或為朝野之軼聞掌故，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