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意指可以用金錢購買的物品，是為了盈利而制造出來并投諸市場，進行現金交易的產品。學術商業化就是把學術研究視作赤裸裸的盈利的工具，把研究成果作為冷酷無情，只具有交換價值的東西，在社會上兜售。如此，學術神圣的靈光變為利己主義的交換價值，作為公器的學術研究也淪為個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學術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尊嚴，而消減了它的終極和普遍的價值。雖然說為學在于“求是”，不在“致用”（章太炎《規“新世紀”》，但這里并不否認“學以致用”，同樣肯定學術成果應當能夠充分發揮它的實際作用，所謂“風過而草必偃”者。然而，學術研究的目的，畢竟是探索和明晰真理，重要在于文化傳承，從而推進學術（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和社會的進步，所以不能把它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所謂“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成果也一定是為公眾服務，為文明發展、積累者，尤其不可亦不必得之而私。所謂“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承上啟下，文化傳承的偉大使命和終極關懷，便是學術的擔當。學術的商品化顯然與此背道而馳。

一

　　當前，學術商品化的一個最滑稽，似乎也是最合理的表現是——用“錢”來衡量學術的優劣和學者的“價值”。學者品位的高低、研究成果，甚至還在醞釀中的“成果”價值的大小，取決于獲得的經費的多寡。如此導向，學術領域自然也就向“錢”看齊。求真求是的學術研究，一變而為贏利的資本或工具，學者也就變成了利害關系中的奴隸，不再以求真求是為目的，而以名利雙收為動力。無論是縱向課題，還是橫向課題，只要來錢就是上品。正因為如此，接踵而來的是，學者變成了雇傭勞動，非學者的官員、假學術投機取巧的各色人士，甚至是本質上的商人也都無需“板凳一坐十年冷”，而輕松地切入學界，并成為優秀的人才。哪里還談得上“為往圣繼絕學”，哪里還談得上終極關懷之“立言”？學術這個平臺的神圣靈光完全淹沒在功利化的冰水之中了。

　　學術商品化，同其他精神產品的商品化一起，充分顯示了金錢的威力，不僅學者不得不彎下難以伸展的腰，低下高貴的頭，同時又有太多的旁門左道，更是削尖腦袋，也要在商品化的學術中分一杯羹，甚至是一大碗羹。于是開后門，拉關系，托人情，所謂跑項目、跑經費者也。學術研究變成了一塊塊敲門磚，功夫大抵都在學術之外。真正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也只有望洋興嘆了！

　　誠然，學術研究應當得到經費的支持，對成果的獎勵也是必要的，但這些顯然不能作為衡量學術價值的繩墨。學術價值應當也只能存在于學術成果的本身。這一顯而易見的道理和不爭的事實，如今在主流社會中也會變得如此扭曲。

二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像空氣、陽光、自然風景，不是任何個人的私有財產，因此不能占為己有，更不能把學術的尊嚴變成交換價值。退一萬步講，把研究成果占為一己之私，利用它的使用價值，在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中，獲取最大的利益。這些商品化的成果尚有學術價值可言，也能夠為社會創造或多或少的利益。這也還算靠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今學術的商品化，在純粹功利思想的驅動下，生產出來的有太多的泡沫產品，以至偽劣產品。君不見，拼湊、抄襲、捉刀者，不一而足，即使作為商品的生產者而言，他們也是不稱職的。更有甚者，權力至上，金錢至上，指鹿為馬，以劣充優，認奴為郎，學術完全成了他們任意打扮的新娘，越來越不靠譜了。最為顯著的表現是買賣雙方的易位。

　　按道理講，在商品化的學術中，“學者”應當是賣方，與之對應的是買方。賣方出售的應當是成果，獲得的是報酬。然而，由于賣方沒有合格的商品，及成果，所以首先要從買方那里購買“價值”，實際上是“價值”的認定，也就是“商品”的合格證了。于是賣方易位為買方。買方因為占有權力，或者資本，比如評價機制、學術展示的平臺等，于是便可以利用或者說出售公共資源而攫取利潤，買方則易位為賣方。也就是說，買方以金錢購買價值，賣方出售的只是權力分配的利益。當然買方再憑借所獲得的利益——商品的合格證，兜售不合格的成果，換取自我的“尊嚴”。如此扭曲的的商品交易，一步一步嚙噬了學術的尊嚴。于是購買版面、付費論文、代寫論文、代發論文、乃至抄襲，屢禁不止，以致因此而迎來送往，行賄受賄，還有與此相關的新興“職業”也應運而生，類似的廣告風靡網絡，遍布大街小巷，甚至洗手間的墻上，不僅學術的尊嚴被踐踏得面目全非，而且作為人的羞恥之心也蕩然無存了。

三

　　學術或學術研究，應當是事業，而非單純的職業。所謂事業就是“謀道不謀食”，“食”是社會對其工作的回報，而非對社會的索取。職業則不同，是“謀食不謀道”，目的就是要養家糊口。謀道，當然是以天下為己任，即便謀道兼謀食，也不能丟棄奉獻精神，說是有興趣也可以，只不過是樂此不疲的奉獻的興趣罷了。所以，沒有以學術為生命的奉獻精神，沒有“坐冷板凳，啃硬骨頭”的毅力，沒有無論在繁華還是在貧困中抵御誘惑的淡定，急功近利，巧取豪奪，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像商人一樣總想著“先富起來”，實在談不上學術研究。然而如今，不少人總是“以學術作為物質意義上的職業”[1]將學術視為謀食、謀利，或者說“只為稻粱謀”的資本和工具，學術的商品化也就在所難免了。作為職業，人人都有工作的權利，所謂“天賦人權”者。于是很多只是為了利益，高喊著工作權利的人，紛紛涌入學術界，不斷地制造泡沫產品、或剽竊別人的成果，用以謀食和謀利。這是以商治學。當然，在這樣的商品化的環境中，以學術作為一種生存方式，除了理解，除了悲憫，過多的抱怨顯然是不明智的，但是確實是這樣的職業觀改變了學術的性質。

　　更有甚者，學術的行政化，使一些原本從事管理工作的人，也擠入學術領域。近水樓臺，資本的占有或獲取資本的方便，尤其使他們在商品化的學術中運斤成風，得心應手地做起學術的買賣。這是以官治學，或者說是學術的行政化、官僚化。如此權力加學術，學術又得以升值，價值轉換中的現金交易，更是無往而不勝。

　　另一方面，經不起誘惑的學者，紛紛下海，抑或上山，用學術、學位博取一官半職，在實現職業轉換的同時，也就推動了學術的商品化。顯著的表現是博士做官、甚至幾十個教授競聘一個處長的職務。長此以往，學術又怎能不每下愈況！學術的出路又在何方？

　　其實也很簡單，反其道而行之可矣。學術評價應以學術本身為導向，尊重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避免學術行政化；學者不要做官，更不應當經商，如果辦不到，就不要做學者；做管理的，以及那些對學術缺乏興趣、缺乏奉獻精神乃至經不起商品誘惑的人，也不要在學術的圈子里濫竽充數。如是堅持數年，必有成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追求，也將再度成為學術界的召喚。

　　需要說明的是，學術的商品化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揭示。當今中國經濟的發展，學術領域受到商品化的影響也在所難免。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學術還是同資本保持著距離，保持著她的的神圣和尊嚴。

注釋：

[1] 韋伯，羅久蓉、錢永祥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韋伯作品集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5頁

2010-4-26定稿

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5月1日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