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系紀傳體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漢司馬遷著，約成書于西漢武帝征和年間。

　　“史記”一詞，東漢之前乃一切史書之統稱，后始為司馬遷史書之專稱，原書最初被稱作《太史公書》，到東漢桓帝才改稱為《史記》。

　　此書體例為紀傳體之濫觴，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紀和列傳為主體，故名紀傳體，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歷史。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博學多聞， 遍游名山大川，曾從當時著名學者孔安國學過《尚書》等，其父司馬談立志要寫一部全面系統的史書，無奈生年有限，遺命司馬遷完成。

　　元封三年，遷為太史令，主管文史資料和天文歷法，五年后，著手撰寫《史記》。

　　然世事難測，天漢二年，漢將李陵投降匈奴，遷向武帝表示應客觀評價李陵功過，因而身陷囹圄，慘遭宮刑。

　　這不僅是肉體上的摧殘，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司馬遷不堪此冤，甚至想離開人世，但想到自己的史書“草創未就”，不甘心半途而廢，權衡之后，決心忍辱茍活也要完成自己的事業，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史記》的寫作，直至臨終才擱筆。

　　以個人力量編寫縱貫中國整個上古時代的通史，幾千年來，無出其右者。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為抑揚的標準。

　　例如對于失敗者項羽，司馬遷賦予了種種悲劇英雄人格力量，寫項羽之神勇，諸侯將“莫敢仰視”，寫虞姬項羽之別，悲歌和應，更是千古離別之冠，賺盡詩人才子筆墨，蕩盡失意之人哀腸。

　　這使《史記》不僅成為史書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學名著，魯迅先生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整部《史記》，帝王將相無數，英雄豪杰無數，鴻儒碩學無數，司馬遷“想見其為人”的，唯有孔子與屈原。

　　司馬遷欣賞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魄；屈原的遭遇，與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憐，其恢宏之辭章，也為司馬遷所向往，融入歷史的寫作中，使其成為一幅瑰麗雄渾、蕩氣回腸、悲天憫人的歷史畫卷。

　　《史記》原為完帙，但在流傳過程中卻有殘缺。《漢書?司馬遷傳》云《史記》“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元帝、成帝時，褚少孫補作的部分，均冠有“褚先生曰”字樣，頗易區別。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亦非全出自司馬遷之手，但絕大部分是司馬遷的手筆，基本上保留了《史記》的原貌。

　　現存《史記》有三家注，即南朝劉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和張守節的《正義》。三家注原先各自單行，自北宋始將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為一編。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有點校本。今據百衲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