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宋書》

　　《宋書》是一部記述南朝劉宋一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梁代沈約在齊永明年間撰成，共一百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今本個別列傳有殘缺﹐少數列傳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補。

　　《宋書》的特點一是其中的“志”最為重要，不但收錄當時的詔令奏議﹑書札﹑文章等各種文獻原始史料，而且每每遠溯三代，近及秦漢，尤詳于魏晉，對前史做了許多拾遺補缺工作。有人據此批評這與斷代史體例不合，但此正是《宋書》優長處，它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唐初修晉書諸志，便取材于此。二是成書特快。永明五年（487）春，沈約受齊武帝之命修宋書，到第二年二月，一百卷的《宋書》便完成。自古私人修史，以此速度最快，自然缺漏錯誤也就難免。自沈作之前，已有何承天、蘇寶生﹑徐爰等撰述的《宋書》。沈約之作，大部分是以徐爰舊本為據，這也是他成書快的原因。

　　沈約（441年～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歷仕宋﹑齊﹑梁三朝﹐曾自稱“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齊永明五年 （487）時﹐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詔撰《宋書》。沈約在文學上更為著名，是“永明體”代表作家，中國古典詩歌聲韻說的奠基人之一。有文集九卷。

16、《南齊書》

　　《南齊書》，南朝梁代蕭子顯撰。原名《齊書》，后亦稱《齊史》，至北宋，為區別于唐代李百藥所撰的《齊書》，始改稱為《南齊書》，而稱后者為《北齊書》。《南齊書》記述南朝蕭齊王朝自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現存關于南齊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

　　《南齊書》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計有本紀八卷，志十一卷、列傳四十卷。本紀除追敘蕭道成在劉宋末年的政治活動外，主要記蕭齊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間的史事。列傳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記少數民族地區史事的，志八篇十一卷，基本沿襲《宋書》八志，唯去《律歷志》而增《輿服志》，改《符瑞志》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與《百官志》尤具史學價值。《南齊書》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確乎難得。不過《州郡志》也因不著戶口而為人詬病。另有序錄一卷，述作書義例和目錄，亡佚甚早。《南齊書》中各志及類傳，除少數外，大都寫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內容，提示寫作主旨。還以“史臣曰”的形式闡發史論，亦具特色。

　　《南齊書》文字也比較簡潔，文筆流暢，敘事完備。其中的列傳繼承了班固《漢書》的類敘法，又借鑒沈約《宋書》的代敘法，能于一傳中列述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傳不勝其繁的弊病。有些傳，顯示了蕭子顯在歷史表述上的才華。如《褚淵傳》、《王晏傳、《蕭諶傳》、《蕭坦之傳》諸傳，作者在寫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時候，都不直接發表議論，而是通過前后史事的對比來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說：“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但《南齊書》同《宋書》一樣，都宣揚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遠，又都過分講究華麗的辭藻，這是它們的缺點，也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記。

　　在蕭子顯撰寫齊史之前，已有多部齊史問世，如沈約所撰《齊紀》、劉陟所撰《齊紀》、熊襄的《齊典》、吳均著的《齊春秋》、江淹的《齊史》十志等，今只有蕭子顯的《南齊書》流傳下來，可見其史學價值。

　　蕭子顯（487—537），字景陽，南朝梁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人。他十三歲時，蕭衍滅齊建立梁朝。蕭子顯為人“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的人，又 “頗負才氣”，做吏部尚書時，“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只是舉起手中的扇子一揮而已，有些士族地主內心里對他很不滿。但蕭子顯憑著他的才華、風度、談吐的出眾，始終受到梁武帝的禮遇和信任。《宋書》的作者沈約甚至稱贊蕭子顯的才華可以與班固比肩。
史學是蕭子顯所酷愛的事業，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歷史上，撰寫了五部歷史著作：《后漢書》一百卷，《晉史草》三十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但除了《齊書》以外，蕭子顯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

17、《梁書》

　　《梁書》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下令編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姚思廉一人獨力承擔梁、陳二史的編撰工作。七年后，即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撰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梁書》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論出自乃父姚察之手。

　　該書的特點有三：一是它敘梁朝史事重點突出，記述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歷史，梁武帝統治了四十多年，《梁書》六卷帝紀中以三卷紀梁武帝，這對全面了解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亂是梁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梁書·侯景傳》長達一萬八千字，詳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梁書》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海南諸國”的情況，這是它超出以前史書的地方。《梁書》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崇尚佛教等社會特點，也有突出的記載。

　　二是史論凝重、具有歷史的縱深感。除一般評論人物的功過、長短之外，往往還顧及到對于社會風氣和時代特點的概括。如卷三十五后論，是通過齊、梁二朝在對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態度的比較，說明這是一個關系到全局的問題。卷三十七后論對魏、晉、南朝 “尚玄虛，貴放誕”時俗的批判，《范縝傳》則收入了這位無神論思想家的杰作《神滅論》等都表現出史識的高遠。

　　三是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書中除引文外俱不用當時流行的駢體文，而以散文書寫，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清代史學家趙翼稱贊《梁書》對歷史的表述“行墨最簡”，文字“爽勁”。姚察文章“精彩流贍”，時人稱為“宗匠”；姚思廉則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學士”，這同他們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沒有關系。

　　該書的缺憾是充斥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因果報應、以及神怪異聞；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后矛盾的地方；也存在著曲筆增美諱惡的毛病。對于一些權貴，歪曲史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同時撰寫的《南史》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突出一些。

　　姚思廉（557～637年），本名簡，以字行，雍州萬年（今陜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稱。陳時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陳滅后入隋，任秘書丞，隋文帝楊堅命他繼續修撰早已著手的梁、陳兩代歷史。大業二年（606年）姚察死，遺囑思廉繼續完成這兩部史書。貞觀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后官至散騎常侍。三年（629年），奉詔撰梁、陳二史。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梁書》于貞觀十年撰成，終于實現了他父親的遺志。這一年，他八十歲。第二年即去世。

　　姚思廉的史學事業，除了撰成《梁書》和《陳書》而外，他還是唐初第一個撰述本朝國史的人。劉知幾說他在貞觀初年撰紀傳體國史，“粗成三十卷”。成為唐代撰述國史的先聲。當代人稱贊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學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余風勵俗”。

18、《陳書》

　　《陳書》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自陳武帝 陳霸先即位至陳后主陳叔寶亡國前后三十三年間的史實。亦為姚思廉所著。《陳書》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紀六卷，列傳三十卷，無表志。成書于貞觀十年（636年）。《陳書》內容比不上《梁書》那樣充實，本紀和列傳都過于簡略。這可能與陳朝封建政權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特別的建樹有關。

　　《陳書》的史料來源除陳朝的國史和姚察的舊稿外，還有陳《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歷史材料以及他人撰寫的史書。

　　《陳書》中，我們只見到有兩卷本紀的后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姚察在陳史撰述方面遺留給姚思廉的舊稿比梁史少得多。《陳書》在內容上和文字上都趕不上《梁書》，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學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陳朝時期各方面狀況的江河日下。

　　但是，《陳書》所記載的歷史內容，有些還是有意義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鞏、清朝的趙翼都認為；《陳書》在記述陳朝“其始之所以興”、“其終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陳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陳后主的“躭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艷妻之孽”方面，還是有它的歷史價值的。另外， 《陳書·皇后傳》記后主張貴妃干預朝政，“內外宗族，多被引用”；《江總傳》記江總位當權宰，不持政務，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著陳后主在后庭游宴，時人把他們稱為“狎客”。這對于后人了解陳朝末年的政治腐敗，提供了生動的材料。《文學·何之元傳》載何之無所撰《梁典》一書的序文，在史學上是一篇有一定價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從這篇序文中了解這部書的體裁、體例和內容。《陳書》在總體上雖不如《梁書》，但它在編次上卻有超過后者的地方，顯得更加嚴謹、合理。以上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19、《魏書》

　　記載北魏王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本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

　　《魏書》的作者是北齊魏撰。天保二年（551）魏收奉詔撰魏史。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鄧淵編寫《代記》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都采用編年體。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參加修史，始改為紀傳體，大概編寫到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后，邢巒、崔鴻等先后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起居注。魏收的《魏書》即取材上述史書。天保五年《魏書》完成。其間雖有高隆之任總監，房延佑等六人協助斟酌，主要由魏收執筆。上述史書今皆亡佚，唯《魏書》獨存。

　　《魏書》有一個明顯的優長：它是我國古代 “正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魏書》記述了我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四世紀末北魏道武帝葉至六世紀中葉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包括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實現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朝的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關系的歷史。其中的《魏書·序紀》還追敘拓跋氏的遠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卻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魏書》不僅是中國歷史乃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見證，也是中華文化是以一元為主、多元組成的的實績證明。

　　其次，《魏書》新增《官氏志》、《釋老志》兩篇。《官氏志》首記官制，后敘姓族，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釋老志》記佛、道二教，以記佛教為主。它敘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指責，僅劉知幾《史通》，批評魏收及其《魏書》就有數十處之多。實際上這正是魏收的史識所在，因為重姓族，崇佛教，這正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時代特征。魏收認識到這一點并加以真實地記錄反映，這正是魏收的高明之處。

　　再次，魏書是現存敘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而且敘事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深廣，鉤沉致遠。獲得不少史家的稱贊：唐初，許多史家認為《魏書》“已為詳備”；李延壽更是稱贊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沉致遠”。 李延壽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書的節錄。隋唐時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載而下，諸家盡亡，《魏書》獨存，說明它是經得起歷史的選擇的。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齊鉅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15歲已能屬文，顯露才華。入仕后，曾任太學博士等職。26歲遷散騎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在東魏，官至秘書監，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齊,任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也頗富文學才華，與溫子升、邢劭文譽齊名，并稱“三才”。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詔撰魏史，五年（554）完成。

　　《魏書》的撰成，在北齊統治集團中卻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有人抱怨《魏書》“遺其家世職位”，有人又說，“其家不見記載”，或是攻擊《魏書》記事“妄有非毀”等等，一時間“群口沸騰”，鬧得北齊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繼過問此事。這場風波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是在以后十幾年中，魏收兩次奉命對《魏書》作了修改；二是在“眾口渲然”中《魏書》被有些人稱作“穢史”。直到今天這種影響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這些問題，是后人研讀《魏書》所必要的。

20、《北齊書》

　　記載北齊王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唐朝李百藥撰。共50卷，其中紀8卷，列傳42卷，記載時間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續北魏分裂、東魏立國、北齊取代東魏，下迄北齊亡國，前後約五十馀年史實。到南宋時，五十卷的《北齊書》僅剩一卷帝紀、十六卷列傳是李百藥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據唐代史家李延壽所撰《北史》抄補修成的。《北齊書》成書時原名《齊書》，為區別于南朝梁蕭子顯所撰的《齊書》，始改稱為《北齊書》，而稱后者為《南齊書》。

　　《北齊書》成書于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之前前李百藥曾先后于貞觀元年和三年兩次奉詔繼續完成乃父撰寫《齊書》遺稿，并參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編年體《齊志》。北齊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開國事業是由高歡和高澄奠定的。《北齊書》在本紀中首列《神武本紀》和《文襄本紀》，追敘北齊建國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齊建國的歷史起源，又可補充北魏晚期的歷史事實，是很得史學要領的。這種寫法創始于陳壽的《三國志》，魏收寫《魏書》改造運用了這一方法。李百藥把它運用于《北齊書》的撰寫之中，體現了他歷史見解的卓越。另外，敘事簡要，下筆不茍，對于瑣言碎語及一些荒誕不經的史實，作了大量刪削，也是本書的一個很大優點。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緣故，撿起芝麻丟了西瓜的情況，在書中是存在的，這又成了書中的一個缺點。對此劉知幾、王鳴盛、趙翼等史家都曾作過評論。

　　李百藥（565年－648年），字重規，定州安平（今屬河北）人，唐代史學家。李百藥父親李德林是北齊的史臣，參與撰“國史”；后來也是隋朝名臣，奉詔繼續撰《齊史》。隋文帝時李百藥官太子舍人、東宮學士，頗得文帝賞識，一時朝中奏議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筆。隋煬帝時受到排擠，出任桂州司馬，遷建安郡丞。后仕唐朝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散騎常侍，曾參加了制定《五禮》及律令的工作。李百藥人品耿直，在政治上有作為。曾直言上諫唐太宗取消諸侯，為太宗采納；輔佐太子李承乾之時，對承乾漫游無度的行為數有匡正；對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時提出自己的看法，李百藥也很有文學才華擅長詩文。現存詩20余首，文章13篇。

21、《周書》

　　記載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唐令狐德棻主編，參加編寫的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等人，史論多出于岑文本之手。成書于貞觀十年（636年）。共50卷，其中本紀8卷、列傳42卷。

　　《周書》作者的視野極為開闊。《周書》不只是記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內容兼顧了同時代的東魏、北齊、梁與陳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對于帝位更迭、重大動亂，皆詳加載明，反映了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及紛繁的歷史事件。《周書》的這一特點，不僅《梁書》、《陳書》、《北齊書》趕不上，就是后來李延壽所撰的《南史》、《北史》與之相比，也還有一些遜色的地方。這顯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實上負責“五代史”的編撰工作有關，使他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況能夠有一種全局的觀點。

　　《周書》的作者具有干練的史才，將一些復雜的事實處理的簡明恰當。如對西魏史的表述。北齊承東魏，故以東魏為正統。魏收在北齊撰《魏書》即以東魏為正統、以西魏為僭偽，因而于東魏所記甚詳，于西魏則斥而不書。唐代史學家撰寫北齊史，只須上承《魏書》就可以了。然而，唐代史家撰北周史卻無法上承《魏書》，不能在北魏、北周之間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這樣一個“正統”的繼承關系，也為了解決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難，令狐德棻等便在《周書·文帝紀》中以西魏皇帝年號記事，詳細記述了西魏文帝、廢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軍事大事。《周書》中的一些人物傳記，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經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關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書·蕭詧傳》及其眾多的人物附傳，記載了后梁政權的歷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蕭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個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屬地僅有江陵附近數縣，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傳三世，歷三十三年（555—587年），滅于隋。應當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陳朝那樣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不把它的歷史寫入《梁書》而載入《周書》，這種在體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書》作者的匠心。

　　《周書》的文筆簡潔爽勁，為后人所贊許。清代史家趙翼說它“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人物形象氣韻生動，頗富文學氣息。如《王羆傳》記王羆守荊州時與將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倉促間乃“袒身露髻徒跣”迎擊敵人的氣概，以及“老羆當道臥，貆子安得過”的決心，都寫得簡潔有力，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又如《韋孝寬傳》記韋孝寬守玉壁之戰，作者把他的機智、膽識和慷慨激昂的精神也都寫得栩栩如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華原（今陜西耀縣）人，在唐初頗有文名，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高祖武德五年（622），任秘書丞，建議修梁、陳、齊、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納其意見，但因人事變遷，修史事業未能成就。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總領其事，貞觀十年成書。高宗龍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齡，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家。

22、《隋書》

　　記載隋代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志三十卷。本書由多人共同編撰，由魏征“總知其務”。現行《隋書》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紀傳部分，由魏徵主編，成書于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另一部分為史志部分，始修于貞觀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是由長孫無忌監修的，前后共歷時三十五年而成。

　　《隋書》是現存最早的隋史專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一是因為當時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參加編寫的孔穎達、許敬宗、于志寧皆名列貞觀時期著名的“十八學士”之列；顏師古是當時名垂一時的經史大師；負責修撰天文、律歷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學家李淳風。這樣，《隋書》的修撰，便得到了學術上的保證。二是因為修史當時離亡隋時間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資證。如隋人王劭撰的《隋書》八十卷，便保存著許多隋王朝的詔策。此外，當時也還存有數十卷《開皇起居注》等。許多隋朝遺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過訪查直補史事。還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過，有著親身的經歷，因而史實也就較為準確。三是作為主編的魏徵，歷史上素稱諫臣，號為“良史”，他主編修史時一般能堅持據事直書，不像后代史書的一些紀傳有那么多的忌諱。

　　《隋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全書貫串了以史為鑒的思想。主編魏徵在給唐太宗上書時曾經說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愿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為鑒，所以對隋是如何滅亡的，對隋君臣上下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謂有淋漓盡致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對隋煬帝大興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實的敘寫。又因為魏徵等編書者有意寫出人民對隋王朝的反抗情緒，因此在《隋書》中也較多地敘述了隋末農民起義的史實，這在《煬帝紀》兩卷中記載最為具體。據統計，在紀傳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貨志》、《五行志》里，記載了有關農民起義的情況。

　　《隋書》還有個優點，就是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征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曲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于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虞世南在唐朝已成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紀傳中寫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惡時，絲毫不加掩飾；盡管裴矩、何稠等人已為唐臣，但對他們在隋朝的作為，也不加任何掩飾。這些方面都是《隋書》勝于其它史書的地方。

　　再次，《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幾朝的政治、經濟、及科技、文化制度，保留了豐富的資料。南北朝時期，留下來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極少，而《隋書》的史志部分，多達三十卷，包括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十志。這十志不僅敘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陳、北齊、北周的政治、經濟情況，有的甚至追溯到漢魏。例如《食貨志》記載了自東晉以來的等級制度和貨幣制度；《地理志》記載了南北朝以來的建置沿革；《律歷志》和《天文志》總結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來天文學方面的成就；關于祖沖之的圓周率的詳細記錄，也保存在《隋書》中。《隋書》的《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錄書，敘述了自漢至隋凡六百年我國書籍之存亡、學術之演變，是對我國古代書籍和學術史的第二次總結，也是對我國學術文化史的一大貢獻。《隋書·經籍志》將各類書籍標出經、史、子、集四大類，其下再分四十小類。這種圖書分類法，為后世遵用達一千余年。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漢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臺市巨鹿縣，又說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曾先后陳諫200多次，勸戒唐太宗以歷史的教訓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一不被采納。史載每進切諫，雖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貞觀十三年(639)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魏徵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里。

　　長孫無忌（約597年-659年），字輔機，河南省洛陽人。先世乃鮮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為長孫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內兄，文德順圣皇后的哥哥。隋朝義寧元年（617年），李淵起兵太原。無忌進見，淵愛其才略，授任渭北行軍典簽。自此輔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權，是唐朝的開國功臣，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后徙趙國公。武德九年(626年)，參與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歷任尚書仆射、司空。為人謹慎，改任司徒。貞觀十一年（637年）奉命與房玄齡等修《貞觀律》。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煙閣，長孫無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冊封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與律學士對唐律逐條解釋，撰成《律疏》（宋以后稱《唐律疏議》）30卷。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為許敬宗誣構，削爵流黔州（今重慶市彭水縣），自縊而死。有詩三首。

23、《南史》《北史》

　　前人稱《宋書》、《齊書》、《梁書》、《陳書》為南朝四史，《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為北朝四史。《北史》和《南史》即是刪削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而成，或稱為上述八書的簡編本。作者皆為唐初的李延壽。《北史》從北魏登國元年（386）至隋義寧二年（618）。其中本紀12卷，列傳88卷，共100卷。《南史》從劉宋永初元年（420）至陳禎明三年（589）。其中本紀10卷，列傳70卷，共80卷。

　　李延壽的《南北史》，是在刪削八書以及乃父已經整理過的舊稿基礎上完成的，“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穰詞，過本書遠甚”（《舊唐書》本傳）。清代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對八書和南北史的得失有個品評：“八書中尤要者，宋、隋兩書，次則魏書、南齊書、梁書”，“以陳書及北周書為最下：蓋思廉頗拙于文。梁書多因其父，經歷兩世，纂集既詳，議論亦美。陳書則殊草草，且一意主簡，事跡多缺。北周制度文章，多擬古昔。德棻又志矯浮靡，頗刊綺辭，而綜核未精，甄審失當，又篇簡殘缺尤甚他書。然《南北史》多以一家合傳，意重譜系，致時代不分，先后失序。故八書必不可少”。李慈銘認為八書中沈約的《宋書》和魏征主編的《隋書》寫得最好，最差的是姚思廉的《陳書》和令狐德棻主編的《梁書》。盡管姚思廉寫的《梁書》尚好，那是他老子的功勞。姚思廉本人缺少才華，又一味想簡略，再加上不認真，所以《陳書》“最下”。北周主張復古，其制度文章多擬古代。令狐德棻對此為細加考察辨析，為人文辭又講究綺靡，資料收集又不全，故此主編的《周書》也只能列為下等。至于《南北史》，李慈銘批評他為圖簡略，在列傳中將“一家合傳”，導致“意重譜系，致時代不分，先后失序”。其實，《南北史》還有個更大的弊端就是自亂體制，《南史》從宋到陳，《北史》從北魏到隋，這不是斷代史，但書中又只有“紀”、“傳”，又不符通史體例。

　　但《南北史》還是有其史學地位的。除上述的《舊唐書》中對其文筆上的贊揚外，其資料和觀點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南北朝時代的各個朝代，一是有胡人政權，有漢人政權，二是交錯或同時存在幾個對立的國度，且南北對立；三是王朝存在時間都較短。這樣所修的史書就存在民族偏見：“南方謂北方為索虜，北方謂南方為鳥夷”；另外就是“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且褒貶失當”。李延壽的《南北史》努力改正以上偏向。所以八書和《南北史》不可偏廢，皆入“二十五史”之列。我們閱讀《南北史》時，也要注意與八書對勘，前人以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便利：明末的李清，仿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將八書中不同于《南北史》的資料，分注于《南北史》之下，成《南北史合注》191卷。省去讀者對讀檢閱的煩勞。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河南安陽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后任御史臺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除獨立撰有《南史》、《北史》外，還有《太宗政典》(已佚)。《太宗政典》寫成后不久即去世。調露年間，唐高宗讀了《太宗政典》，“嘆美久之”，給了李延壽后人許多獎賞，并命人抄寫了兩部，一部由皇家圖書館收藏，一部賜給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