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系》，吳淑玲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2月第一版，25.00元

????《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系》選擇了一個已經擁有一定成果但仍有許多值得開拓的內容的課題進行研究，對驛傳與唐詩發展的關系做出了很多新的闡釋。

????已有成果李德輝《唐宋時期館驛制度及其與文學關系之研究》于200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著詳細探討了唐宋時期的館驛制度，與館驛制度相關的文人在驛館的文學活動，館驛題壁詩的內容，還進行了館驛詩的個案研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游的館驛詩），另外通過館驛詩窺測了唐宋驛路的綠化等問題。淑玲的《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系》與李德輝著作有很多不同，她著重探討驛傳體系怎樣傳遞詩歌、驛路詩歌的內容和藝術特質、驛傳體系在詩歌團體形成過程中的價值、驛傳體系對詩歌風格的深度影響等，因此，兩書雖然題目接近，但努力方向有不同。

????作為一名女性學人，淑玲發揮了她對文學有敏銳感悟的優勢，對驛路詩歌的生產方式、情感內涵和藝術特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是以往相關研究中沒有進行過統籌觀照的內容。尤其是對驛路詩歌情感內涵的揭示和對驛路詩歌的文學特質的探討，有比較新穎的觀點。她認為，驛路上變動不居的生活，長年在外的飄泊，使得很多唐代士人不得不以館驛為家，驛館、驛路，成為他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乘驛的詩人入驛之前和入驛之后，生活和心態都會發生很多變化，其所創作的詩歌，也與常態生活下的創作有很多不同，其羈旅行愁之作、思鄉戀家之作、留別送行之作、酬唱應和之作等類型的作品，都有不同的情感內涵，這對理解行驛之人的心態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代某一方面的社會生活的深刻內涵。她對驛路詩歌的文學特質從風物描寫的寫實性、內容與現實的疏離性、情感審美的悲涼性等層面展開，深化了對驛路詩歌的研究。比如在“情感審美的悲涼性”部分談及驛路詩歌“因異鄉感生成的悲涼格調”，她引用楊發的《宿黃花館》后說：“館驛的生活，與‘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的生活當然迥然不同，與‘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的溫馨畫面更是相去甚遠，獨處的詩人所能關注到的，也盡是一些令人傷感的畫面：稀疏的槐葉，蕭條的孤館，薄暮的蟬聲，送人的場景，都足以令詩人切身地感受到一種自身不歸的傷感，諸多的帶有傷情的風物，組成一幅幽凄悲涼的畫面，映襯著詩人仰望‘迷鴻’的無限彷徨和相伴‘數點殘螢’的可憐兮兮。”這樣的探討，既給驛路詩歌的情感特征定性，同時也給學術著作增加了很多文學意味。

????雖然有些地方寫得很細膩，但這本書的特點卻是思路開闊，不太受已有成果的束縛和限制。書稿擺脫了李德輝《唐宋時期館驛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關系》的束縛，對驛傳體系的傳詩功能、更加具體的傳詩方式、驛傳與詩歌團體形成的關系、驛傳對詩風的影響，都進行了探討。尤顯創見的是最后兩章。第五章探討唐代驛傳與唐代詩歌團體形成的關系，認為驛傳在唐代詩歌團體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不同地域的詩人的聚合、相距較遠的文人之間詩歌觀念和詩藝的互相影響，都需驛傳之功，是驛傳使得遠距離的詩人們能夠較好地溝通彼此之間的詩歌觀點，是驛傳讓他們互相寄送詩歌以實現詩藝的互相切磋，是驛傳把一些詩人從四面八方連接到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夠形成遠距離詩人之間詩風的共同律動并進而形成詩歌團體。第六章探討了驛傳與唐代詩歌風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唐代驛傳的快捷使得唐詩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快，使得唐代的詩人影響唐代詩人的詩歌創作得以實現，某一階段的唐代詩人的創作影響同時代或稍后時代的詩歌風格。因為驛傳速度和范圍關涉詩歌的影響力，比如元稹、白居易的詩歌能夠達到天下共追隨的盛況：“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驛傳受阻之時，受阻之地就不能與唐代主流詩歌協同變化，如敦煌陷蕃時期就未能及時接受唐詩的影響。驛路覆蓋范圍廣，也能促使唐詩在當時產生影響的范圍很廣，敦煌的唐詩寫本實例告訴我們，內地的詩歌風尚都能直接影響到邊遠地區，如著名陷蕃詩人馬云奇的詩歌就頗受邊塞詩歌的影響；驛路風物和風土人情直接影響詩歌的風格，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入蜀詩歌都各自呈現出怪異的風格，就與蜀道難行有關；鄰近地域的詩人或關系密切的詩人之間容易在詩風方面互相影響，白居易、元稹、崔玄亮之間的“三州唱和”為鄰近影響，白居易、元稹的“通江唱和”則是關系密切的詩人之間的互相影響。

????淑玲的書稿用大量的事實和詩例，坐實了李肇在《國史補》中所說的“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的觀點，彰顯了驛傳與唐詩發展的密不可分割的聯系，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努力。希望她能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致考證每一個詩歌團體中的驛傳因素（如孟浩然主要是以驛路詩歌參與了盛唐山水詩歌的建設），讓這部書稿更加扎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