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以吳嘉紀為主體的“淘上詩社”，是清初泰州遺民詩群中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團體。借助于對地方文獻的深入挖掘，可以對該詩群的形成背景、主要成員、形成與消亡的時間、詩學淵源、家族特征與獨特詩風進行詳細考證與論述。在此基礎上，能進一步分析出該布衣遺民詩群的獨特地域文化意義和文學價值。

　　關鍵詞：清初；泰州；淘上詩社；考論

　　作者簡介：錢成，男，1977年生，江蘇泰州人，文學碩士，講師。主要從事明清文學研究。

　　共同的時代苦難、相近的人生境遇與處世態度，使得清初遺民詩人在審美選擇上有著基本一致的趨向。基于這一原因，清初以宗社為組織形式的遺民詩群數量，相對前代大大增加。其中，泰州“淘上詩社”遺民詩群，正如嚴迪昌先生在《清史詩》中所言：“文獻罕見載錄。但史籍失載當，并非等于這一史實的不曾存在。”[1]作為泰州遺民詩群中存詩量最大、詩作也最具特色者，“淘上詩社”遺民詩群，在清詩史和泰州地域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淘上詩社”遺民詩群形成背景考

　　今屬江蘇東臺市的安豐鎮即明清時期的泰州東淘。安豐，成陸于漢代，古稱東淘，意為東去淘金之地。據清劉鈐等編修《道光泰州志卷》記載，東晉時隸屬于海陵郡寧海縣（縣城位于東臺西溪），鎮始建于唐朝開元元年（713）。宋朝名相范仲淹在東臺任鹽倉監時，為擋海潮泛濫成災，修筑捍海堰，后人敬稱范公堤，自此東淘改稱安豐，寄寓民安物豐之意。明清時期成為聞名天下的“淮南中十場”鹽場之一，是歷史上鹽賈密集之地。　

　　1644年明王朝滅亡后，清兵揮師江南。南明督師史可法列陣揚州，阻擊清軍，殊死一戰，兵敗城破。清軍進城后縱兵屠城十天，史稱“揚州十日”。隨后薤發令下，聲稱“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為避兵亂，不少明朝遺民避鋒鄉下，歸隱于被稱為吳頭楚尾的泰州民間。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明末清初的泰州雖系鹽業要地，但畢竟地處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圍，又遠離當時抗清烽火的浙閩沿海。作為政治較為寬松的地域，在四周更有僻冷貳又相對繁華介乎城鄉之間的地區如東淘，已是處于江頭海角了，在地域上有著天然的隱居優勢。

　　所以，明末清初東淘的地理態勢，不管是對有志于恢復行動、還是韜光晦跡者，都是絕好的遁世淵藪。在明末清初，地處東海之濱的東淘一隅，各色遺民詩人草野潛處，而這也正是吳嘉紀置身于中并進而得以茁壯成長的環境氛圍。

二、“淘上詩社”遺民詩群成員考

　　張兵先生在《清初泰州遺民詩群的社會結構與創作特征》一文中指出的，在這一時期泰州地區遺民詩群中影響最大的，則是以“淘上詩社”成員為主體的東淘遺民詩人群體。[2]

　　據東淘遺民周京《閱賓賢社兄詩集因懷之》（見《陋軒集》附錄六，以下所引吳嘉紀詩同）[3]云：“吾友十一人，君獨拔其類。”稱吳嘉紀為“社兄”，可見是一個詩社，又表明了這一詩社主要成員有十一人。而民國東臺袁承業《明遺民王太丹先生小傳》云：“（王）絕意仕進，歸則與同里吳嘉紀、沈聃開等結社于淘上，互相唱和。”據袁承業《擬刻東淘十一子姓氏》載，這一詩群的主要成員“萃生于萬歷年間，同處東淘左右。國變后，隱居不仕，沉冥孤高，與沙鷗海鳥相出入”。他還明確這十一人的名字：季來之、吳嘉紀、王大經、周莊、沈聃開、王言綸、王衷丹、王劍、傅瑜、徐發莢、周京。并說：“右諸子皆為明儒，萃生于萬歷年間，同處東淘左右。國變后，隱居不仕，沈明孤高，與沙鷗海鳥相出入。結社于淘上，有所懷抱，寄托詩文。其流風余韻、德行文藝，三百年來，猶膾炙人口。”[4]
按袁承業所言，除去吳嘉紀外，該詩群尚有十人。筆者據《擬刻東淘十一子姓氏》，參閱卓爾堪《明遺民詩》、韓國鈞《海陵叢刻》以及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和錢仲聯《清史紀事》（明遺民卷），考訂其余十人生平及相關著作：

　　季來之（1594—1667），字大來，原名應甲，號綺里，泰州安豐場人。師事伯祖季存海，得王心齋之傳。明崇禎壬午年鄉試舉人。乙酉年清兵揚州七日屠殺后，江南盡失。季來之知道清兵南下之勢不可擋，于是潛居東淘一樓中，堅決不肯剃發，服先朝之服，禁足不出門十余年。遺稿散佚。

　　沈聃開（1615—1673后），字亦季，著有《汲古堂詩存》、《爾爾詞》。

　　王大經（1621—1692），號石袍，著有《獨善堂文集》等。

　　周莊，字元度，號蝶園，著有《桴窩草》、《蝶園詩草》。

　　王言綸，字鴻寶，號鈍夫，著有《棘人草》、《望岱吟前后集》、《卯辰出游草二集》等。

　　王衷丹，字太丹，著有《朝尋集》。

　　王劍，字水心，后為僧，改名殘客，著有《逃禪集》。

　　傅瑜，字琢山，著有《雨軒集》。

　　徐發莢，字萁階，著有《嶺云集》、《默庵詩稿》等。

　　周京，字游吉，號柳隱，有《默庵詩》。

　　上述諸人與吳嘉紀一樣，均為明末清初泰州遺民，可惜多數湮沒無傳。

　　上述該詩社成員中，王劍與王衷丹最值得我們注意。

　　據袁承業《明遺民王水心先生小傳》說王劍“耽吟嗜飲，國變，痛哭，大飲”。王水心卒在順治末康熙初，略后于王衷。他曾為抗爭清廷，楚發為僧，“八載走山川，緇衣備勞瘁”，回東淘后，“親朋還隔絕，故妻終擯棄”，寄跡在荒寺里。吳野人和王大經曾駕扁舟“沿村呼姓字”找其回來。他的《逃禪集》未曾刊刻。

　　吳嘉紀有《哭王水心》一首說：“同里有四人，異姓稱兄弟。鄭僑急友難，七尺早徇義。道人王衷丹，肅默古松類。學佛忽有得，中歲謝塵世。論齒君最長，羸軀寒惴喘。”又說他們結盟的背景：“吾輩為樵漁，始自乙酉歲。”“垂老苦饑寒，去覓刀錐利。其術豈不善，不是腐儒事。孤身宿逆旅，竟與匪人值。踟躕歧路間，華發傷心剃。”

　　筆者據姜堰王氏《三水家乘》知，王衷丹則字太丹，安豐場人，王艮的五世裔孫。崇禎年間為諸生，乙酉福王立都南京，他獻過策，力圖中興。后來見事已難為，遂隱去。靠賣字糊口。他卒于順治末年，僅四十七歲。其《朝尋集》今已不傳。[6]
此外，據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編撰《清史館傳稿》（第7512號）云：王大經字倫表，號石袍，一號待庵居士，江蘇東臺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清世祖順治中前后在世，年七十二歲。家貧，年二十，始肆力于學，通六經子史百家言，為古文有奇氣。明末，以布衣談天下事，多奇中。明亡后，授徒養親。康熙間，御史魏雙鳳見其文，道：“當世軼才也”！薦之，不起。又詔舉“博學鴻儒”，亦不就。晚歲，筑獨善堂于淘水之東。自號廬阜逸史。卒，門人私謚文介先生。

　　根據這一信息，筆者經查《重修靖江縣志》和泰州圖書館藏王大經著《獨善堂文集》，發現其人生卒年為1621—1692年，明崇禎十四年（1641）后開始定居東淘。少以文詞顯，且博涉經史諸子，時稱“王武庫”。存世著作除《獨善堂文集》八卷外，還有《哀生閣初稿》四卷（泰州圖書館藏）、《哀生閣續稿》三卷（國家圖書館藏）、《重修中十場志》十卷（康熙影抄本，泰州圖書館藏）、《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光緒五年重刻本，常州圖書館藏）。

　　此外，筆者經查閱泰州圖書館藏康熙八年刻泰州汪懋麟絕妙辭齋《陋軒集》，發現其中所載王鴻寶《與賓賢過虎墩訪曹僧白，同楊二集之、楊四倫表、沈亦季、家弟訒次集中弟為憲齋中》詩，有“七子生淘上，三更聚虎墩”句。這說明吳嘉紀等人經常是“七子”相聚。而詩題中所提及的諸人，與上述“十一子”則多有不同。

　　如曹僧白，東臺李家堡人，明遺老，善詩能文，遺稿散佚。順治十一年死。

　　楊集之，原名王大成，與吳嘉紀、王大經、沈聃開合稱“東淘四逸”。明亡后托跡于醫。吳嘉紀《挽楊集之》詩有悼念其人“喪亂芳年過，追隨往日頻。看山垂淚眼，蹈海獨醒人”的詩句。袁承業《明遺民王鴻寶先生小傳》云：“楊集之，本姓王，幼從外戚姓，諱大成，安豐人，博學能文章。明亡，隱居淘上，托業于醫，所著書多不傳。”

　　另外，吳嘉紀《送澹生游南梁，兼懷謀伯、公燿、寧士諸同社》詩又確切地稱所提及的“澹生、謀伯、公燿、寧士”四人為“同社”。

　　又吳嘉紀《挽王秀才斌》詩云：“傳經多子弟，結友半屠沽”，說王斌與同里文人在淘上詩酒唱和。按楊積慶《吳嘉紀詩箋校》引《康熙重修中十場志》和《雍正兩淮鹽法志》中《王斌傳》對該詩所箋：“王斌，字為憲，安豐人，明諸生，能詩，善屬文。……結社淘上，與諸老互相唱和。”

　　由此可見，以吳嘉紀為中心的這一詩社人數應更多，至少還包括楊集之、曹僧白、楊倫表、王斌等袁承業未提及的九人。

　　另外，吳嘉紀《哭王水心》詩回憶說：“同里有四人，異姓稱兄弟。鄭僑急友難，七尺早殉義”，并列出四人中除王衷丹等上述諸人外急友難殉義的鄭僑。據此，楊積慶先生認為鄭僑（絳州）亦為吳嘉紀淘上詩社社友。

　　此外，據楊積慶先生考，《陋軒集》尚有“續集二卷，則多為順治初，與同里王太丹、王鴻寶、方麗祖諸人結社淘上之什”，可見該詩社還應有方麗祖。[3]袁承業《明遺民王鴻寶先生小傳》則云“先生明季諸生，高才卓識，非尋常人。鼎革后，棄舉業，遠塵俗，隱居偏僻樊村，離淘之西二十五里，嘯歌自得。吳嘉紀、沈耽開、方一煌諸先輩扁舟來訪，詩酒相頡頏。”吳嘉紀則有《同麗祖舟過大樊莊訪鴻寶》一詩，并云“樹生村落近，犬吠老朋迎”，可見方麗祖（一煌）確為該詩社成員。

　　所以，根據現有史料，袁承業據周京詩中的“淘上詩社”成員只有十一人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僅不完全統計，該詩社成員至少就有二十二人。況且，作為一個文學社團，其成員也可能是不斷增加的。周京《閱賓賢社兄詩集因懷之》只說明某一時期該詩社可能有十一名成員，而不是對該詩社全部成員的統計。袁承業的考證限定在十一人之內，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三、“淘上詩社”遺民詩群存在時間考

　　關于該詩社的具體存在時間，尚未見任何論述，但綜合吳嘉紀及詩社其他成員詩作，可以限定在順治朝初期至康熙朝中期。

　　從現存諸家所選《陋軒集》看，其中與季來之、王言綸、王太丹、王劍、沈聃開幾人的唱和之作（徐發莢、周京只有寄吳嘉紀之作）基本集中于詩集的前半部，時間均為康熙五年前。其中最早提及到“淘上詩社”諸子的詩作為順治乙酉年，即順治二年（1645）。

　　另據泰州圖書館藏清陸舜《雙虹堂集》可知：明崇禎十四年（1641），吳嘉紀隨其師劉國柱參加泰州詩人陸舜、張幼學、張一喬在泰州東鄉所結曲江詩社。至清順治三年（1646），陸舜、張幼學鄉試中舉，曲江詩社解散。吳嘉紀等遺民另組詩社互相唱和。所以，“淘上詩社”的結社時間應在順治二年或三年。

　　至于“淘上詩社”的消亡時間，限于史料，筆者現今尚不能下肯定性結論。

　　但據吳嘉紀《賣硯行——為王太丹賦。時王太丹病劇》和《哭王太丹》及《王太丹死不能葬，吳次嚴、汪次朗贈金發喪感泣賦》等詩則明確說明其人年四十七而卒。盡管我們不知道王太丹究竟卒于何年。因王太丹生于明萬歷年間（萬歷元年為1619年），所以其卒年不會最晚不會遲于康熙五年（1666）。

　　此外，王劍卒于王太丹之后，但《陋軒集》中編年很靠前的《七歌》詩中云“王劍為僧身亦死”。王劍其人在甲申國變后“八載走山川，緇衣備勞瘁”，后回東淘不久即亡故。據此推算，王劍卒年也應不晚于康熙十年（1671）。

　　另據泰州遺民宮偉鏐《草堂別集》可知，季來之卒于康熙六年（1667）。《陋軒集》中對沈聃開活動的最晚記載則是康熙十二年（1673）。因此，按常理而言，該詩社的活動至康熙十年前后應已停止。

　　當然，也有可能這一詩社存在時間更長。但由于清順治十八年后，隨著與周亮工的訂交，吳嘉紀的交游中心已走出東淘。康熙二年后，在周亮工和王士禛等名流的揚譽下，如王士禛《陋軒集序》所言:“野人之名，不脛而走，名馳大江南北。”吳嘉紀事實上長期定居揚州。所以，筆者認為“淘上詩社”的下限至多延續至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

　　綜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測該詩社應是吳嘉紀早期參與組織的一個地方性詩社，成員均為東淘當地遺民詩人。隨著入清時間的增長，季來之、王太丹、王劍、沈聃開主要人員亡故，王大經康熙初年流散金陵，吳嘉紀康熙二年后遠游維揚，這一詩社也逐漸歸于沉寂。

　　當然，該詩社具體的消亡時間尚待考證。

四、“淘上詩社”詩學淵源考

　　據清嘉慶刻本周右總纂《東臺縣志》載，吳嘉紀原籍蘇州。其祖上吳休遷徙至安豐，吳休為吳氏安豐支始祖。吳嘉紀三世祖吳謙，“幼讀書，有智略，工騎射，元成宗朝以文武全才，舉為兵馬都轄。”吳謙去世后，家道中落，兒子顯卿，仕元為嘉、松提舉司，亦有善政。吳嘉紀的祖父吳鳳儀，泰州庠生，“少從王艮游”，后直接受業于王艮次子王襞。

　　吳嘉紀幼承家學，稍長，即成了祖父的學生劉國柱的弟子。據袁承業編《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7]的排列，吳嘉紀為王艮的四傳弟子。由此可見，吳嘉紀一生為人為文的師承淵源，正如清人所言：“野人之詩即心齋之道。”[8]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泰州學派王氏三賢的詩歌較宋儒和同時代王學諸子外，除了數量增加、題材擴大等顯性變化外，其詩歌創作中還暗藏著一條發展變化脈絡: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詩說理味最為濃厚；王棟亦持此風格略有變化；到王襞，則逐漸有淡化說理走向抒情的傾向。此種發展變化主要與創作主體人生經歷與人生理想有關，而這對吳嘉紀以及“淘上詩社”成員的詩歌創作影響甚大。

　　王襞，字宗順，號東厓，是王艮的次子，生于明正德六年（1515），卒于萬歷十五年（1587）。王襞在繼承和傳播王艮學說、擴大泰州學派思想影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袁承業《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9]（卷2）收錄王襞詩歌共126題196首，王其詩作大多是通過對現實描繪，表達自身對時光荏苒、生命垂暮的情感體驗。

　　與王襞詩歌情感一致，吳嘉紀在《贈別李艾山》中對自己詩歌的風格總結為：“哀樂不能已，寄情詩與歌。時俗昧其本，紛紛競詞華。盛極詩乃亡，徒爾如鳴蛙！江河流滾滾，何繇挽逝波？”

　　此外，今存泰州圖書館的康熙刻本王大經《獨善堂文集》卷二《沈亦季詩稿序》則云:“夫詩之貴于性情尚矣。然靈心獨運，而非馭之以才，輔之以學，參之以識，其究至于馳騖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非軌于大道。若夫才逸矣，學裕矣，識瑩矣，性情深厚矣，而不從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纖悉皆歷試而遍嘗之，則又不足以窮其變而盡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詩者，弗深考于此而區區于文字之間而強從而分別之，曰若者為漢魏，若者為六朝，若者為隋，若者為唐，而于唐之一代又從而區別之，曰若者為初，若者為盛，若者為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變，今人之事變也。舍吾身之性情與當前之事變，而上從漢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則作者、讀者、選者亦猶然文字之見耳。”[10]
由此可見，明末清初東淘“淘上詩社”遺民詩群直接繼承了“淮南三王”詩歌從對真性情的強調的創作理論。這一詩歌創作理論，正是當時吳嘉紀、王大經等遺民詩人的“性情觀”對“王學左派性情觀”的發展，是在明末“宗杜”詩風大旗下，為自身詩歌創作拋棄明中葉以來摹擬主義的束縛，在主客觀的結合中不斷向現實題材開掘，從單純說理逐步走向通過現實情境，表達生命真實情感的拓展。

五、“淘上詩社”遺民詩群家族特征考

　　蔣寅在《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一文中曾指出：“世家文化依賴于地域”、“其核心是優美之門風（家風）與因襲之學業（家學）”，“二者影響甚至決定著當時的政治與社會”。他認為地域文學流派的興衰，每決定于文化世族的能量。這種世族群體網絡把親族、姻族、師生、鄉誼等聯結一起，組構成或緊密或松散的文學文化群。于是，地域的人文積累，自然氣質與具體宗親間的文化養成氛圍，以及家族傳承的文化審美習慣相融匯，形成各式各類的群體形態的審美風尚。而清代詩學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鮮明度和覆蓋面，均遠較前代突出。[11]
基于此，具體到清初泰州遺民特別“淘上詩社”遺民詩群而言，除具有明末清初遺民文人的結社習慣外，這一特征十分明顯。

　　筆者據《（道光）泰州志》、《（民國）續纂泰州志稿》、《（民國）泰縣志稿》、夏兆《泰縣氏族略》、陸銓《泰縣著述考》等，稽考出明初以前遷入泰州的氏族有15支，其中來自蘇州8支，湖州1支，宜興1支。在這些家族中，包括擁有眾多遺民詩人的海陵宮氏、興化李氏、姜堰黃氏、安豐王氏等詩學氛圍濃厚的文化世家。

　　據姜堰王氏《三水家乘》載，安豐（東淘）王氏家族，原籍為太原郡姬姓王氏。南宋遷新安，元末遷蘇州，居閶門外王家莊。明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遷東臺安豐場為灶籍。據不完全統計，該家族僅明末清初就曾出現女性詩人王崇蕙、王蕙貞、王蘭等近十人。而“淘上詩社”中的王大經、王言綸、王衷丹、王劍、王斌等均為該家族成員。

　　上文曾言，吳嘉紀的祖父則為王艮的弟子吳風來，而吳嘉紀的妻子王睿（？——1683），字智長，清代著名女詞人。她的父親王三重，則系安豐王氏家族南分姜堰后又遷居泰興的后裔。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吳嘉紀納入該家族。由此，僅本文所認為的“淘上詩社”成員中，就有接近一半屬于該家族。

　　又如吳嘉紀和姐夫袁漢儒同屬清初東淘遺民。吳嘉紀《臘月四日，贈袁姊丈漢儒》云：“余亦衰年為釣叟，愁來無處見先民。漁竿在掌作雄劍，往往遺笑尋常人。”《自城中歸東淘，哭袁姊丈》云：“海岸凄涼又落暉，出門何處覓相知。……黃昏形影燈前寄，白首知交地下多。”兩詩鮮明地表達了二人之間的“白首知交”情誼。而吳嘉紀、王睿與袁漢儒三人之間，則具有鮮明的姻族特征。

　　所以，明清泰州地區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的家族文化因素，對“淘上詩社”遺民詩群的形成有著十分直接的影響，甚至可以認為是其形成的直接原因，這也成為其區別于同時代其他遺民詩群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六、“淘上詩社”遺民詩群獨特詩風考

　　嚴迪昌先生《清詩史》中曾指出:“失缺了遺民詩，沒有承續自遺民詩所浸潤深透的家國興亡之感，特別是那種深層潛在的摻合于故國之哀的民族憂患、民胞物與意識，一代清詩必將銳減其歷史價值”。[12]所以，布衣遺民詩人應該視為中國詩史的一個重要現象，而清初遺民群中的布衣詩人尤值得關注。

　　作為東淘先賢的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沒有參與明王朝的統治活動，是正宗的布衣之身。他開創的泰州學派，不拘一格育人才。他的弟子有農夫、樵夫、陶匠、灶丁等下層人。始終接近勞動人民，這也是泰州學派的特色。
王艮長期住在安豐場月塘灣東淘精舍內，他講學的地方，叫“勉仁堂”。吳嘉紀曾寫有《謁勉仁堂》詩一首：“先儒樂道外，明月寒塘出。枯樹晚啼鳥，頹垣春長棘。余亦生此鄉，水濱訪其室。獨往意悠悠，沙禽起衡泌。”孫枝蔚在為吳嘉紀《陋軒詩》作序時已看出了王艮理學與野人詩作之間的關系，并說:“心齋能為嚴苦峭厲之行，而賓賢憂深思遠，所為詩，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陳璨《重訂陋軒詩后序》也有類似的說法。可見，吳嘉紀甘于窮苦的人生境界與平民作風，以及其詩作的內容與風格，均打上了王學左派思想的“布衣”印記。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吳嘉紀幼年聰穎優異，孩提時代已受家學影響專攻科舉，欲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后來吳嘉紀也以鄉試第一的成績獲泰州庠生。但正當其躊躇滿志，意欲仕進之時，明朝滅亡。他親眼看到明王朝的覆亡，接著清兵南下，沿海居民，慘遭屠殺。他從此居處海濱，絕意仕進，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他不交達官貴人，只與少數能詩善文的明代遺民相往來，惟以吟詩渡日，正象孟郊所說“以詩為活計”者也，靠教書及友人的接濟維持生活。家居近鹽場，自題居室名為“陋軒”，“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灶盡塌”，他卻苦吟不輟”。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的族人吳苑考中進士，他去拜訪時說他與吳苑雖是同志，但“競罔出處殊，我實由自棄，”并表示對自己不仕決不后悔，“老馬甘鹽車，老死何是傷”，決心一生終老于布衣之身。[13]
縱觀整個“淘上詩社”遺民詩群，其成員全是以布衣終老。其中著名布衣遺民詩人如王衷丹、王劍等均為吳嘉紀之至交。吳嘉紀生性耿介，重品格，對那些權貴和富商等，決不攀附阿諛：“曉寒送貴客，命我賦離別，髭上生冰霜，歌聲不得熱”（《送貴客》）。對一些庸俗的、豪華奢侈的鹽商，他說“廣陵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披紈素，極意媚微躬，歡樂成昏愚，不幸財貨豐”。他在《后七歌》中寫道：“朝來得與顯者遇，賓客笑我言詞拙。男兒各自有須眉，何用低頭取人悅！”

　　所以，孫枝蔚《將之屯留省五兄大宗留別賓賢羽吉舟詞》中說“吳生性孤直，知交惟數子。”汪楫《陋軒詩序》中也說:“野人性嚴冷，窮餓自甘，不與得意人往還。”

　　同時，吳嘉紀的“布衣詩風”對其該詩社成員也有十分明顯的的影響。如吳嘉紀《對雪選鴻寶詩》講王鴻寶曾請吳嘉紀幫他刪選詩集，云“況以平生心，盡寄野人選”，吳則“閑刪子所歡，更去人所戀”，刪減了一些大眾化的作品，留下的“日夕庭鳥稀，白雪隨一卷”。這既是對景物的描寫，又是對所選詩風的形容，可見吳嘉紀布衣詩風對詩友的直接影響。

　　又如吳嘉紀曾說王劍作詩“一字不孤冷，終夕弗肯置”。由此可見，“孤冷”的布衣詩風，是整個該詩群的群體風格趨向，并非野人詩所獨具。

　　所以，“淘上詩社”遺民詩群上承杜甫以及宋詩傳統，直接吸收王學左派思想而具有了“寒苦與真樸”的獨特布衣詩風。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遺民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成就者當為詩歌。尤其是明末清初遺民詩，不僅是清詩的主流，在中國古代詩史上更有著相當重要的位置。所以，作為泰州遺民詩史中存詩量最大、詩作也最具特色者，清初“淘上詩社”遺民詩人群體及詩作的地域文化意義和文學價值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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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王大經.獨善堂文集[M].泰州:泰州圖書館藏.清嘉慶22年（1817）刻本:卷二.

[11]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J].中國社會科學，2003（5）:167.

[12]嚴迪昌.清詩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43.

[13]（清）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57.

說明：本文系泰州市歷史文化研究所立項資助課題（編號：WYS0902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泰州師專歷史文化研究所，江蘇泰州，22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