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謚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中第四名進士，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知縣。舒州（州治在今安徽潛山縣城）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初，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對詩歌創作用力甚勤，現存詩約1600首。楊蟠說他“于詩尤極其工，雖嬰以萬務，而未嘗忘之”（見毋逢辰大德本序引）。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河北民》、《白溝行》《登飛來峰》、《泊船瓜洲》、《梅花》、《明妃曲二首》、《書湖陰先生壁》、《商鞅》、《元日、《北山》、《葛溪驛》、《示長安君》、《金陵懷古四首》《郊行》等。

　　王安石散文主張“以實用為本”，“務為有補于世”（《上人書》）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其政論文直接為變法服務，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如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以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等，體現出犀利透辟、反復剖白、深中肯棨等特色。其書札文，議政論學居多，長于說理而感情色彩不濃，如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答曾子固書》。但其哀祭文則與之相反，感情濃郁、真摯、深沉，如《祭歐陽文忠公文》、《祭王回深甫文》等。姚鼐曾說祭悼之文“后世唯退之（韓愈字）介甫而已”（《古文辭類纂·序目》）。其記敘體散文不多，但立意深遠，卓有度識，不專主敘事，而在于借題發揮，因事明理，如《游褒禪山記》、《傷仲永》等。

　　王安石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其代表作有《桂枝香·金陵懷古》、《浣溪沙》、《南鄉子》、《漁家傲》、《菩薩蠻》、《千秋歲引》等。其《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總的來說，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如著名散文《游褒禪山記》亦如此。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古人有一些登覽詩，它的主旨并不在登覽的本身，而在于從中領悟出某種人生哲理。唐代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和宋代詩人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都屬此類。只不過《登鸛雀樓》意在說明只有登高才能望遠，所以要繼續登攀；《登飛來峰》則說已站到了最高處，故能高贍遠矚，無所遮礙，重在表現胸襟和氣度。

　　飛來峰，又叫靈鷲峰，在今杭州西湖靈隱山東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詩人在鄞縣（今浙江寧波）任滿返回故鄉江西臨川，途經杭州在登臨中寫下此詩。詩的首句點題：“飛來峰上千尋塔”，先交待登臨之地點一一飛來峰和峰上的千尋塔。古代八尺為一尋，千尋，極言其高，這也是為下面的極目遠眺和抒發感慨作好鋪墊。按登覽詩的常規作法，下面就應描繪登臨中所見了。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就是如實地描繪登臨者東西瞻望所見之實景。唐代另一首著名的登樓詩一一岑參的《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也是如此；“下窺指高鳥，俯聽若驚風”一一寫俯視時所見所聞，“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一一寫極目遠眺；“青松夾道馳，宮觀何玲瓏”一一寫注目細看。而王安石的《登飛來峰》卻一反常規，他不但不去描繪登臨時的所見所聞，相反卻去描繪一個登臨中沒有實見的傳聞：“聞說雞鳴見日升”。作者為什么要特意選擇自己并未見過的這一景致呢?我想可能與詩人當時的年齡、理想、抱負有關，詩人當時只有三十歲，胸懷大志，朝氣蓬勃。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有“矯世變俗之志”（《宋史．王安石傳》），在任鄞縣令時又多有作為，很受朝廷賞識，鄞縣任滿不到半年即提為舒州通判。此時正是詩人躊躇滿志、風帆正滿之時，所以唯有那光芒四射的朝陽可以用來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這就象李商隱的名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柳永的名調“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一樣，都是他們各自的處境、心緒和精神狀態的體現。當然，詩人在此也是巧妙地化用了前人詩句。傳說泰山日觀峰是“雞初鳴時見日出”，孟浩然的《天臺詩》也云“雞鳴見日出”。宋人喜歡以才學為詩，但象王安石這樣融前人語如己出還是不多見的，這也是王安石絕句的一個重要特色。

　　以上兩句是敘登臨之事，描傳聞之景。下面兩句則是在此基礎上的議論，只不過它仍然是采用描景的形式。“浮云”，喻讒邪小人；“遮望眼”，指讒邪避明。漢陸賈《新語·慎微篇》云：“故邪臣蔽賢，猶浮云之障日”。在王安石之前的一些詩人，也常在詩中對這種惡勢力托物諷喻，但調子均比較低沉，如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遮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柳宗元的《柳州城樓》：“驚風亂貼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惟有王安石在詩中豪邁地回答：“不畏”！這“不畏”二字，把詩人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勇氣和膽識表現得淋漓盡致！詩人在執政后給神宗皇帝所上的奏章中曾提出有名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且不管舊黨怎樣反對，他始終不屈不撓地推行新法，看來，這種精神在他早年的《登飛來峰》一詩中即已露出端倪。那末，詩人又何能“不畏”呢?回答是“只緣身在最高層”。這又是個雙關句。從表面上看是說他站在千尋塔上，浮云在其下，故能極目遠眺，不為所遮，實際上是說他在政治上能高瞻遠矚，認清潮流所向，實質所在，因而不致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為一些小人的干擾而罷休。這首詩看似描景詠物，實則是在揭示一個人生哲理，是一首哲理意味很濃的登臨詩。據南宋李壁《王荊公詩文箋注》所稱，飛來峰上起初根本沒有塔，后來雖有座小塔，所見也不遠。可見這首詩意在闡發上述人生哲理，并不在于觀賞風光，描摹景物。詩中的這些景物是詩人著意選取出來為上述主題服務的。它們或是傳聞，或干脆就是詩人的想象，并不一定是真實存在著的客觀事物。今日的宋塔在飛來峰下而不是飛來峰上，亦可作為側證。

杭州靈隱寺側飛來峰和飛來峰下今日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