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文學研究，近二十年來，確實有很大的進展。前兩年，董乃斌、趙昌平、陳尚君三位學者，曾就史料、視角和方法等幾個方面，總結性地談到20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進程，一致認為，唐代文學，最好的研究成果，還是出在最近二十年（注：見《世紀之交的對話——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文學遺產》編輯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這當也為學界所共識。

　　但任何一門學科，或具體一個學術領域，有時總也會出現某些不足之處。我們對學科建設，最好能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要盲目樂觀。我個人認為，目前唐代文學研究，從大的范圍來說，似還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進展不平衡，有些課題現在還很少有人涉及，成果極少，有些則無論觀點表達與材料運用，多有重復；二是經常出現事實陳述的錯誤。特別是對一些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韓愈、李商隱等，每年至少有好幾十篇文章，好幾種專著，而有些論著為了顯示特色，就硬造出一些新見，實際上卻常常出現事實性、常識性的失誤。

　　現在我想舉近些年來關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事例，就我們現在治學如何加強基礎知識的修養，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

　　《文學遺產》1994年第6期曾刊有一文，題為《論白居易思想轉變在卸拾遺任之際》（作者王謙泰）。此文發表后，曾受到學界的注意和重視，《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5、1996年合輯（注 ：廣西師大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中《元白研究概況綜述》特為之介紹，說：“建國以來的文學史著作與諸多的白居易研究著述大都認為，白居易的思想與創作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積極進取，后期消極獨善，而其左遷江州之際則為這種轉變的分界線。王文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左遷江州’說的‘劃界法不符合實際’，應為‘元和五年卸拾遺任之時’。”后《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又有一文：《白居易的歷史使命感與家族責任感》（注：此文也見于《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9）中《元白研究》概況綜述，廣西師大出版社2000年5月版。）（作者嚴杰），文中認為：“元和三年（808）任左拾遺，對于白居易來說是積極參政的好時機”，由此也同意這樣的論斷：“左拾遺任滿，是白居易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后來有些文學史論著也同意并轉述這一說法。

　　應當說，王謙泰、嚴杰兩位學者的文章，是有值得肯定之處的，特別指出過去的不少論著把白居易思想與創作的轉變只限定在左遷江州之際，未免簡單化。這樣說有助于對白居易思想變化與創作進展的深入思考。但王謙泰先生的正面論述，卻大可商榷。

　　為便于論析，這里先把王文的論點大致轉述于下，即：元和三年白居易任左拾遺，這是一個近職，有機會直接對皇帝講話。白居易在三年諫官任中，對于自以為朝廷處置失當應該匡正的各種大事，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出過意見和建議。與此同時，他寫了大量激烈干預社會現實的詩。這樣就引起執政者的不滿，白居易也無奈，請授京兆府判司。這樣，就任京兆府戶曹參軍，就離開近臣行列，丟掉了直接參預朝政的權利。接著文章就明確下了這樣的結論：“從開始做官到卸拾遺任，是向上的，進取的；一任拾遺，觸怒皇帝，得罪了權貴，受到疏遠，意識到壯志終于難酬的時候，退步抽身思想便取而代之，成為他仕宦思想的主流。貶江州后每下愈況。”文章最后又說：“他的理想撞碎之日，就是拾遺秩滿重新處置之時”。

　　表面看來，這樣的論述，從邏輯上是說得通的，但這里著者卻回避或疏忽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白居易在那幾年主要是任翰林學士之職，并不存在拾遺卸任不卸任的問題；文中沒有準確理解與正確解釋左拾遺與翰林學士的關系，因此出現了不應有的常識上的失誤。

　　按白居易于德宗貞元十六年（800）春進士及第，年二十九，但并未入仕。貞元十九年（803），與元稹等參加吏部書判拔萃科試，通過后任秘書省校書郎（元稹也任同職）。這樣一直過了三年，于憲宗元和元年（806）春，就與元稹同罷校書郎，閉戶累月，準備“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的制舉試，同年四月通過后，他擔任周至縣尉（周至在長安西郊，時為京畿縣）。就在這年十二月，與友人陳鴻等同游縣里的仙游寺，作有《長恨歌》，出了名。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四日，自周至尉入京應試，召入為翰林學士。這年他三十六歲。元和三年（808）四月二十八日，仍任翰林學士，而由周至尉改為左拾遺。元和五年（810）五月，因秩滿，白居易自請，由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同時仍任翰林學士之職。元和六年（811）四月，因其母卒，白居易丁憂，就出院，同時也罷去京兆府戶曹參軍。自元和六年至九年（814），他就退居于京郊渭南下邽村。元和九年冬，因丁憂期滿，又出任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上朝時為方鎮所遣之刺客殺害，白居易第一個上疏請捕刺客，卻蒙越職言事之罪，出貶為江州司馬，時年四十四歲。這是白居易前半生的大概仕歷情況（注：參見兩《唐書》本傳，及朱金城《白居易年譜簡編》（見《白居易集箋校》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讀者可以看到，自元和二年十一月至六年四月，白居易一直是在翰林學士院，而在翰林學士任期內，先是帶著周至尉原官銜，后改為左拾遺，后又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這里就有個問題，這幾個官，即周至縣尉、左拾遺、京兆府戶曹參軍，與翰林學士是什么關系呢？很可惜，現在搞文學研究的人，很多對此是不大清楚的，這就造成論述中的種種疏誤。

　　按翰林學士建立于唐玄宗期間，它是唐朝中期后知識分子參預政治的最高層次，對文士生活、思想及文學創作，都有較大影響。在盛唐時設置的這一頗有文采聲譽的職務，一直延續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紀初。宋朝開始，翰林學士的職責逐漸與政治疏遠，明清時則更與朝政無關，但其名望卻一直是很高的。明代時，“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明史·選舉志》）；在清代，殿試后只有一甲中式前三名，才能進入翰林院修撰、編修，“翰林官七品，甚卑，然為天子文學侍從，故儀制同于大臣”（朱克敬《暝菴二識》卷二《翰林儀品記》）。從唐代開始，這一延續一千二三年百年的歷史現象，與科舉制一樣，是中國古代士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值得探討。但可惜長期以來，我們從文學或文化的角度對此進行研究，還很不夠，以致與翰林學士有關的文人生活和創作，不少學者還很陌生。

　　杜甫于天寶時曾有一詩送當時的翰林學士張蒥，稱為“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贈翰林張四學士》）。（注：《錢注杜詩》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德宗貞元二十年（804），王涯由長安郊區藍田縣尉入為翰林學士，這時劉禹錫在京任監察御史，其官品（正八品上）要比王涯高好幾階（藍田縣尉為正九品下），但他在京城的路上見到王涯，就特地寫了一首詩《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稱譽為“廄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劉禹錫后于文宗大和二年（828），在華州作有一詩，稱曾為翰林學士的錢徽、李絳、崔群等為“天上草詔人”（注：以上皆見《劉禹錫集箋注》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杜甫和劉禹錫都把翰林學士贊頌為天上人。韓愈于貞元二十一年（805）秋，剛由陽山貶所北上至衡陽，在赴江陵途中，就馬上寫一長詩給當時在長安的王涯、李建、李程三位學士，希望他們為他的不幸遭遇求情。之所以如此，因為他認為這三位是“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協心輔參圣，致理如毛輶”（注：《赴江陵途中寄贈……》，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版。）。這就是說，這三位是皇帝身邊的人，能夠輔佐參議，使新登位的君主有一番新政。

　　事情還不止如此，在唐代，也有并非翰林學士而仍稱之為學士的。如李白于天寶初召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并非翰林學士，但范傳正于憲宗元和十二年（817），裴敬于武宗會昌三年（843），先后作有李白墓碑碑文，都公然稱之為“翰林學士李公”。又如柳宗元于元和四年（809）在永州貶所，曾有信寫給京中的兩位友人，一是李建，一是蕭俛。李建于貞元末至元和初曾任翰林學士，此時則已出院任殿中侍御史；蕭俛于元和六年（811）才入為翰林學士，此時則為右拾遺。也就是，一個是已不任學士，一個是尚未任學士，可是唐宋人所編的柳宗元文集，都把這兩封書信題為《與李翰林建書》、《與蕭翰林俛書》（注：《柳宗元集》卷三○，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點校本。）。可見當時人的心理，總是想把文人盡可能往翰林學士的稱號攀附的。

　　這種情況，是與唐代翰林學士的職責有關的。唐前期中樞機構實行三省制，各有所分工，即中書省掌握出令權，門下省掌握覆勘權，尚書省則為政務執行權，共同組成最高政權機構。中書省屬下的官員中書舍人，即根據皇帝的命令起草重要政令（即“詔誥”），是很重要的職務，從太宗朝起，就選取有文名才氣的朝臣擔任此職。據中唐時韋執誼所撰的《翰林院故事》，唐玄宗即位后，鑒于政令繁多，中書舍人忙不過來，就在宮中設置近臣，“以通密命”，建立翰林院，選擇朝官中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并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當時一些有文采的大臣，如張說、張九齡，以及呂向、尹愔等，都擔任過這種職務。不過當時還稱作翰林供奉或待詔翰林。至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又有新的措施。據李肇《翰林志》、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及《新唐書·百官志》，開元二十六年，于翰林院之內另建學士院，設立翰林學士，“專掌內命”，意謂從這一年開始，原來的一部分翰林供奉選入為學士，專門為皇帝起草文告，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即集賢學士不再掌制誥，主要管“刊緝古今之經籍”（《舊唐書·職官志》一）。至于另一部分翰林供奉，則仍留在翰林院內，“但假其名，而無所職”。

　　翰林學士地位之重要，主要在于與中書舍人分工。中唐時，特別是憲宗元和初即明確規定，凡朝中的重要命令，如“赦書、德音、立后（即封皇后）、建儲（即立太子）、大誅討、拜免三公將相”，都由翰林學士起草，“余則中書舍人主之，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為兩制”（注：見《冊府元龜》卷五五○《詞臣部·部序》，及李肇《翰林志》。）。也就是說，起草政令的層次明顯分開，原來中書舍人的一部分重要職務為翰林學士分去。而且，學士院與中書省的地理環境也不同。中書省雖也是中樞機構，但總是在外廷，即宮城以外，而學士院則在宮城以內，且與皇帝所居之地甚近，“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后。”（注：見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根據近二十年來的考古研究，所謂銀臺門即在大明宮西側，學士院可有一小門與大明宮內部相通。翰林學士值班即在皇帝居地附近，皇帝可以經常召學士至宮中商議時事，有時還可親自去學士院探問。如德宗時，“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賜赍無所不至。”（注：見李肇《翰林志》。）德宗時一位學士韋綬，夜間在學士院值班，已就寢，德宗卻帶著妃子韋氏去看他，見他已睡，且冬天甚寒，就特地命韋妃把所帶之蜀袍覆蓋他身上，“其待遇若此”（注：見《新唐書》卷一六九《韋綬傳》。）。

　　德宗時另一翰林學士顧少連于貞元十九年（803）卒，其友人杜黃裳曾為其作一神道碑，碑文中稱其任翰林學士時，為“贊絲綸之密命，參帷幄之謀猷”（注：杜黃裳《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這可以說是對翰林學士職能的極為確切的概括。前一句是說起草重要政令，起草前還可參與商議；后一句是說充當皇帝的參謀顧問，能對一些重大政事提出商榷意見，也就是杜牧所說的：“豈唯獨以文學，止于代言，亦乃密參機要，得執所見”（注：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制》，《全唐文》卷七四八。）。與白居易同時，一起在學士院供職的錢徽，因得到憲宗的信任，憲宗曾單獨召見他議事，錢徽則“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造，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得到憲宗的認可（注：見《新唐書》卷一七七《錢徽傳》。）。

　　以上關于翰林學士的建置及職能，對于我們進一步了解白居易的政治表現及詩歌創作是有用的。這里還有一個常為人忽視的問題，且直接涉及所謂白居易卸拾遺任一事，即翰林學士本身是否即是官位，它在任期內如何遷轉？

　　最早來說明這一問題的還是與白居易同時的李肇，他于憲宗元和后期也曾作過翰林學士。他根據親身見聞，寫有《翰林志》，是唐代最為全面記述翰林學士的專書。他在書中說：“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這就是說，翰林學士都是由別的官員充任的，上自尚書各部侍郎（官階為正四品下），下至校書郎（正九品下），不管品階差得很遠，都可入任。這是唐代的特殊現象，因此引起宋人的注意，宋葉夢得特別提出：“如翰林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身”（《石林燕語》卷五）。這里明確提出翰林學士只是一種差遣之職，并非官名。因此清代學者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中有幾處就說及：“學士無品秩，但以它官充選”，“學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卷四四）；“亦系差遣，無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則有品。官有遷轉，而供職如故也”（卷五八）。

　　官與職的區別，我們還可以舉白居易自己所寫的一篇文章來作佐證。白居易友人李建，于貞元末、元和初曾為翰林學士（前已述及），他于穆宗長慶元年（821）卒，白居易特為其作一碑文：《有唐善人碑》（注：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一。）。碑中概述李建的仕歷，把官、職、階、勛、爵分得很清楚：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御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勛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

　　這是當時人敘當時事，應當說是可信的。由此可見，如校書郎、左拾遺等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等是職。而凡翰林學士，都須帶有官銜。如代宗時翰林學士于益，據清王昶所編《金石萃編》卷九三著錄的《大唐故左武衛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并序》，于益撰，所署為：“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四，說唐代翰林學士，其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他據其家中所藏唐碑，引錄兩個例子，一是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為“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一為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為“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就是說，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要帶官銜的。這是因為，翰林學士本身是一種職務，他必須帶有其他正式的官職名稱，這樣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而同時，不管所帶的是什么官銜，他仍在內廷供職，承擔翰林學士的職能，并不去做所帶官銜的職務。

　　翰林學士在任期內，按照規定，經考核，官位是有遷轉的，但進度有快有慢。德宗朝時，表面上看起來，宰相的任期很短，翰林學士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因此在貞元末有人把翰林學士稱為“內相”。事實上德宗朝的翰林學士，其官位升遷是很慢的。李肇《翰林志》說，有些甚至十三考（年）也未有升遷的。像衛次公，于貞元八年（792）以左補闕入院，直至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后才加以司勛員外郎，有十四年。同時的鄭絪也是如此。憲宗即位，元和時期，情況有所改進。如與白居易同時的幾位翰林學士，李絳于元和二年四月自監察御史（正八品上）入，四年四月加為司勛員外郎（從六品上），五年五月，進為司勛郎中（從五品上），不久又升為中書舍人（正五品上）。又如崔群，元和二年十一月自左補闕（從七品上）入，三年四月加庫部員外郎（從六品上），五年五月，加庫部郎中（從五品上），七年四月遷中書舍人（正五品上）。但不管他們所帶是何種官銜，都仍在學士院內，即仍在宮中供職，并不因任監察御史、左補闕、尚書諸曹，以及中書舍人，就改至外廷做事。
從這一大環境，我們就可準確地了解白居易在任期內遷轉的實況。元和元年（806）四月，他任周至縣尉。元和二年（807）十一月五日召入為翰林學士，仍帶周至縣尉。周至為京畿，其縣尉為正九品下，是相當低的。不到半年，元和三年（808）四月，遷為左拾遺（從八品上），升了兩階。盡管在入院初幾個月中他所帶的官銜是周至縣尉，但并不去周至縣任職，以后為左拾遺，也是如此。拾遺、補闕，都屬于門下省。據《舊唐書·職官志》（二）“門下省”，其所屬之官“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就是說，補闕、拾遺，都是諫官，可以向上諷諫，但他們都處于外廷，不可能親自向皇帝進言，只能書面上奏；所謂廷議，也是在朝廷群臣場合議事。王謙泰先生的文中，說白居易“元和三年被拜為左拾遺，這是一個近職，有機會直接對皇帝講話”，這是不合左拾遺官制的。白居易有《初授拾遺獻書》，是元和三年五月八日上奏的，說“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因此又謂：“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注：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八。）。這就明顯表示，他雖官為左拾遺，但并不到外面的門下省去值班，其本職還在“中禁”的學士院。直至元和五年（810）五月，自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他在《謝官狀》中仍說：“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注：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九。）還是說這四年是“居近職”，并非在外廷。

　　元和五年五月，白居易由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這在王謙泰的文章中，說是白居易仕歷中由近疏遠的關鍵。文中認為，白居易在任拾遺時，觸怒了皇帝，又受到腐朽勢力的痛恨，“不愿拔擢重用他”，這樣使白居易“就任戶曹參軍，離開近臣行列，丟掉了直接參預朝政的權利”。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記：“五年五月五日，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依前充。”所謂“依前充”，就是依舊任翰林學士，這樣直到六年（811）四月，因母喪丁憂，才外出。從五年五月至六年四月，還有近一年的時間，仍在學士院，并沒有離開近臣行列。

　　至于由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據《舊唐書》本傳，是白居易自己請求的：“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按姜公輔于德宗建中元年（780）自左拾遺入為翰林學士，《舊唐書》卷一三八《姜公輔傳》記云：“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尹戶曹參軍，特承恩顧。”對此，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六○曾有解釋，說：“蓋拾遺雖為兩省供奉官，秩止從八品，京府參軍秩正七品，俸給較厚。”姜公輔的請求完全是從實利出發的，當時德宗皇帝很看重他，特為批準，并仍留在學士院內。而且不久又擢升他為宰相，可見姜公輔并非因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不再任左拾遺，而受到德宗的疏遠。現在白居易援姜公輔的先例，也得到憲宗皇帝的允準，因此特地寫了《初除戶曹喜而言志》一詩（注：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說：“詔授戶曹掾，捧認感君恩，感恩非為己，祿養及吾親”。因為這樣一來，“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因此，友人來賀喜的也多：“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為貪，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賀客，客容亦歡欣。”白居易這樣寫，應當是如實的。這時，元稹貶官在江陵，聞訊后也特地寫了一首《和樂天初授戶曹喜而言志》詩，說：“君求戶曹掾，貴以祿奉親。聞君得所請，感我欲霑巾”，并自稱“我實知君者，千里能具陳”（注：見《元稹集》卷六，中華書局1982年8月版。）。元、白為知己之交，元稹因此而高興得流淚，并沒有因所謂離左拾遺之近職而表示憂憤。這應當說都是實情。

　　事實上，如前論翰林學士職能所述，白居易這時雖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但仍如姜公輔那樣，依然在學士院任職，并不外出至京兆府做事。而且在五月以后，他還照常向皇帝言政事，如《請罷兵第三狀》，即元和五年六月十五日進，痛斥宦官吐突承璀向河北諸道進兵，時間已長，“竟未立功”，根據當前情況，“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言辭是相當耿直的。元和六年初，又有《論嚴綬狀》，認為江陵節度使趙宗儒“眾稱清介有恒”，而嚴綬則“眾稱怯懦無恥”，現在卻要使嚴綬去接趙任，正是“大乖人情，深損朝政”（注：以上二文均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九。）。這樣說，確是無所畏懼的。《資治通鑒》卷二三八于元和五年六月曾記：“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名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圣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這些都說明，白居易在元和五年五月由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以后，仍然照前一樣據直言事，并在內廷；憲宗有時雖不高興，但因其他學士為之申述，仍待之如初。

　　應當說，翰林學士上書言事，是與所帶官銜無關的，這是翰林學士本身的職能。如白居易《論（吐突）承璀職名狀》云：“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此為元和四年作。又《論元稹第三狀》（注：以上二文均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九。）云：“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群等再已奏聞。”元和五年作。這兩年，李絳、崔群都同在學士院，一為司勛郎中，一為庫部郎中，這兩種官都屬尚書省，并非如白居易那樣為左拾遺，但照樣經常向皇帝議政。由此可見，白居易自左拾遺改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并不是卸左拾遺之任，而是照樣盡翰林學士之職。

　　上世紀40年代，朱自清先生曾為林庚先生《中國文學史》一書作序，序中曾提到“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學科作根據，主要的是史學”。結合關于白居易卸左拾遺一事，重溫朱先生之說，確為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