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規(guī)，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qū)的治安，并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jù)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并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范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如果把發(fā)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guī)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于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yōu)游從容的常規(guī)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guī)，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么在叫魂危機發(fā)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fā)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wǎng)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于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fā)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fā)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并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于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xù)了好幾個月，在制造了無數(shù)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歷)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并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fā)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xiàn)更讓他憤怒和失望，并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滿軒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并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并不亞于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tǒng)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zhàn)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zhèn)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guī)，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zhàn)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并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xù)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yōu)E捕充數(shù)，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xù)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并未處罰過一個官員，并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后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于發(fā)現(xiàn)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xié)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xiàn)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后。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xiàn)了相當?shù)牡赖掠職狻Ｇ‘吘惯€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xiàn)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制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于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在講完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后，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后的歷史意蘊。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tǒng)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在傳統(tǒng)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兩個方面。官僚的職責是維持帝國政治機器的日常運轉，管理帝國的各級行政。官僚就其本性來說，傾向于按常規(guī)辦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發(fā)展，但其消極方面則是助長官僚主義的惰性。官僚制常規(guī)權力的發(fā)展必然對君主的專斷權力造成威脅。在傳統(tǒng)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權力是專斷的和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機器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朝常規(guī)理性(和惰性)的方向發(fā)展，君主就會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專斷權力，成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爭論說，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guī)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規(guī)。

　　但是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guī)權力并不一定格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處之道。因此他把傳統(tǒng)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guī)權力是如何和平相處，特別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實現(xiàn)其對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過對叫魂妖術危機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孔飛力強調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guī)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guī)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并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因為在常規(guī)情況下，一切行政事務都可以、而且應該照章辦事，專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這些行政則例所定下的游戲規(guī)則，這種常規(guī)的管理給君主的活動留下的空間有限)。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現(xiàn)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的。

　　雖然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但我覺得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否認韋伯關于君主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guī)權力此消彼長的立論。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君主的權力應該是絕對的，他對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應是常規(guī)框架之內的安排，而無須借助政治罪這樣的非常事件來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來強調他的專制權力，這已經表明他無法在常規(guī)領域內對他的官僚實行有效控制。孔飛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乾隆時期滿清政治的發(fā)展已到了這樣的階段，這時君主要“實現(xiàn)對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變得十分困難”，因而政治罪就成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達到其“不如此就無法達到的目標：對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從常規(guī)控制到非常規(guī)手段的這種轉變不正說明，面對官僚體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逐步削弱嗎?事實上，到了帝國和王朝的后期，專制君主運用政治罪那樣的非常事件來強化對官僚的控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少見。乾隆以后，類似的叫魂恐懼又曾在民間發(fā)生多次，但沒有一個滿清君主抓住它們大做文章。除了形勢境遇的不同外，難道就沒有韋伯的“咒語”在起作用嗎?

　　與其對傳統(tǒng)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覺得作者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分析更為精彩，雖然書中這部分的篇幅遠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懼為什么會演變成這樣丑惡的社會歇斯底里?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tài)和行為有關。讀《叫魂》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彌漫的社會敵視。”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后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xiàn)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并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于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并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fā)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斗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下面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的真實寫照：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fā)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壯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注：孔飛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頁。)

　　值得悲嘆的是，這種丑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xiàn)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有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里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于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