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人小令對后世的影響

　　元人小令對后人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第一，元人小令作家們玩世的態度，諷世抗世的行徑成為明清以還某些名流行為的榜樣。據記載，清乾隆年間，黃景仁在北京就“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粉墨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明代才子楊慎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滿頭，門生諸妓，輿以過市。”另一位才子唐伯虎則于大雪中游虎丘，“效乞兒唱蓮花落”。黃景仁等人這種“逾間蕩檢”，對抗禮法的浪子行為，與元人小令作家們玩世、諷世之作是一脈相承的。至于元人小令中的言情之作，尤其是偷情、私奔等反抗舊禮教的愛情方式，那種直白，大膽又熱烈的言情風格，那種新穎奇特、出人意表的傳情手段，幾乎成為明清山歌的主流。

　　第二，自元人散曲開此先河，散曲這種文學形式從涓涓細流成為滔滔江河，成為中國韻文中一支重要的生力軍。明代散曲以不衰的勢頭光耀于文壇。散曲作家中，有繼承元代豪放派傳統的康海、王九思、李開元、常倫、馮惟敏，有繼承元代清麗派作風的王磐、金鑾、楊慎、唐寅和陳鐸。明代末年，南曲興盛，出現了梁辰魚、沈璟等南曲作家。清代散曲創作隊伍更為壯大，涉足散曲創作的作家有三百多人，數量上超過了前代。朱彝尊、吳錫麟、沈謙、厲鶚、許光治、徐大椿、趙善慶等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外，像洪昇、蒲松齡、曹雪芹等人的戲劇、小說中也都有杰出的曲詞之作。

　　第三，從元代散曲開始，這種合樂歌唱的藝術形式，在元、明、清三代歌壇上盛行了六百多年，成為當時文藝表演、歌會宴請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元、明、清三代的社會生活尤其是娛樂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瓶梅詞話》中不止一次描寫了演唱散曲的場面；《紅樓夢》中那曲“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至今仍傳唱不衰。據朱彝尊《日下舊聞》記載，明武宗嘗于中秋夜與諸妃泛舟太液池，宴飲之中，令宮女唱張可久的《一半兒》小令。可見這種市井之曲，經過三百年的流淌，已浸入皇家苑囿、宮闈深處。文人墨客、市井里巷之間更自不待言了。

　　第四，元人散曲也影響著當時以及后代的民間歌謠及民間曲藝的創作。散曲是在民間俚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過文人染指和文學色彩的注入，使它逐漸成熟。散曲創作中的鋪陳白描手法，句法上的可加襯字，多種對仗手法的運用等，反過來又影響了后代民歌。作為可以合樂的詩歌，散曲中的正字、襯字配合使用，突破字數限制，自由靈活的演唱特點也影響了同為演唱藝術的民間曲藝。南方的評彈、木魚書，北方的鼓子詞、子弟書等都從散曲中借鑒了藝術手法，成為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