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隍信仰是一種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信仰文化，其信仰范圍不僅在中國，也流傳到東南亞國家。臺灣與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都源自于中國本土，但在持久的社會變遷中，卻又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面貌。本文擬將探索兩地城隍信仰的基本形態，勾勒其基本輪廓，并作相關比較。

　　關鍵詞：臺灣；新加坡；城隍信仰；比較研究；社會變遷

　　中國本土的城隍信仰[1]源遠流長，根據正史記載，祭祀城隍最遲在齊梁之際（公元6世紀60年代）已經出現，城隍是城池保護神。唐代以來，城隍的故事廣泛流傳，奠定了城隍信仰的發展基礎。宋元以來，城隍神祠已遍及天下，城隍被納入道教神系。明清以降，城隍被納入國家祀典，成為強制性的天下通祀，具有擴散到全國的合法地位。清亡以后，中國歷經五四、文革…等運動，中國本土的城隍信仰幾乎成為一種逝去的信仰文化，而臺灣與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仍然活力十足。[2]

　　臺灣與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雖然同源，但卻不盡同流，他們在持久的社會變遷中逐漸塑造出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從城隍信仰在臺新兩地的建立、轉變，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予以探析，并比較其中的差異，勾勒基本輪廓。

一、移神運動的塑造：城隍信仰在臺新兩地的建立

　　城隍信仰在臺灣與新加坡的建立主要是受移神運動的塑造。清代，中國東南沿海掀起了一股移民東南亞的浪潮，這些移民將自己的信仰帶到移民地，移神和移民幾乎同時進行。臺新兩地的城隍信仰即是在此背景下建立，但兩者建立的時間、原因，以及主導力量各不相同。

　　臺灣納入清代版圖后，便開始了官方的移神運動。清代沿襲明代舊制，將城隍列入國家祀典，規定每個城市必須設置一間城隍廟，以象征帝國政權對當地社會的控制。因此，臺灣的城隍信仰在建立初期主要由官方主導，它的信仰基礎是從中國本土大量移殖而來的漢人，他們將自己的風俗習慣融入日常生活，把臺灣復制成了一個傳統的中國社會。

　　由于臺灣是新附地區，一切尚屬草創，待地方事務步入正軌后，地方官員就必須竭盡所能建造城隍廟。[3]臺灣最早的一座城隍廟建于明鄭時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臺灣建立一府三縣，該廟被確立為臺灣府城隍廟。臺灣縣城隍廟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171），諸羅縣城隍廟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鳳山縣城隍廟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這些寺廟多由當地知縣和士紳捐建。[4]此后，隨著地方建置的擴增，各縣、廳也陸續建造起了城隍廟，一直到光緒年間，仍在建造城隍廟。清領時期的臺灣城隍廟還是官府發布示諭的場所，借用城隍信仰來推行實際政務。[5]

　　除官祀城隍廟外，臺灣還有民祀城隍廟的情況，這也是臺灣城隍信仰建立的另一支力量。臺灣的民祀城隍廟主要由移居臺灣的大陸移民所建，他們往往從原鄉攜帶香火或神像渡臺，建造分靈城隍廟。如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重寮安溪城隍廟……等都是私祀城隍廟。這些城隍接近于鄉土保護神，更符合人民需求。并且，私祀城隍廟的慶典活動比官祀城隍廟更為熱鬧活潑。[6]于是，臺灣的城隍信仰在官民的雙重移神運動中得以建立。

　　而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建立要比臺灣晚得多。當19世紀30年代中國移民大規模進入新加坡時，新加坡已是英國殖民地，因此，對于新加坡的移神運動主要是民間自發行為。中國移民來到新加坡后，往往會根據他們的方言和習俗分成若干幫派[7]，建造供奉他們信仰神明的廟宇，成為同鄉活動、聯絡感情和解決地方事務的場所。新加坡的城隍一般被供奉在這些幫權廟宇之中。[8]

　　據現有文獻記載，新加坡最早供奉城隍神的廟宇是創立于于道光八年（1828）的恒山亭，其與臺灣府城隍廟（1684）相比，相差近一個半世紀。在19世紀的鄉村或叢林地區，也有一些村民在簡單的亞答屋中供奉城隍，他們大部份是由華僑從中國祖籍地分靈而來。[9]這一時期，城隍與地域色彩濃厚的主祀神明[10]相比，其地位并不突出，但仍被視為保佑家鄉的神明，并且每年都會有盛大隆重的祭祀儀式舉行。[11]直到1905年，新加坡市區才建立了一間主祀城隍神的星洲城隍廟。[12]其與臺灣府城隍廟相比，相差兩個多世紀。

　　由此可知，中國本土的城隍信仰在臺灣與新加坡的建立都與移神運動有關，移神和移民幾乎是同時進行，但臺灣城隍信仰的確立時間要比新加坡早近一個半世紀。臺灣的移神運動主要由入主臺灣的清政權推動，移民起輔助作用。城隍納入國家祀典，城隍信仰成為官方主導的信仰，幾近官方宗教，并且在民間也有私祀城隍的現象。而新加坡卻是英國的殖民地，并不具備臺灣那樣的先天優勢，城隍信仰只能在民間流行，臺灣比新加坡更具適合城隍信仰發展的文化土壤。[13]

二、隱形力量的沖擊：城隍信仰在臺新兩地的轉變

? 臺灣與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在建立之后，在歷史長河中都受到了隱形力量不同程度的沖擊，并發生了不同方式的轉變。臺灣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日治時期（1895—1945）因政權鼎革而發生轉變，而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新加坡獨立（1965）因佛道組織的影響而發生轉變。

　　日治時期，臺灣的城隍信仰因政權鼎革，其官方宗教的地位被國家神道或內地佛教所取代，而成為完全的臺灣民間信仰。政權鼎革后，新政權帶進優勢的武力、文化和宗教，將臺灣傳統的宗教信仰一概視為“舊慣習俗信仰”，城隍信仰由此失去了正統地位和國家支持。[14]為了應對危機，臺灣的城隍信仰迅速轉入民間，經常舉行民間化的廟祭和迎神廟會，只是在表現方式和信仰內涵上有所變遷。

　　日治初期，殖民政權對民祀城隍廟的影響較官有城隍廟小，大稻埕城隍廟在1897年，就恢復了迎神繞境的傳統。1898年以后，全臺各地的城隍慶典活動逐漸恢復，各地城隍廟紛紛仿照稻江城隍廟模式，舉行繞境活動。1908年，臺灣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臺灣傳統的廟會節慶活動打破地域疆界的限制，逐漸擴展成全島性的活動。但1915年發生“西來庵”事件[15]后，日本采取比較嚴厲的宗教政策，將臺灣的舊慣信仰斥為“迷信”，但仍不能阻擋這種潮流。中日戰爭之前，全島各地的城隍廟會活動大多能引起相當的盛況，并且融入了日本文化。中日戰爭爆發后，島內掀起了皇民化運動，對原有寺廟進行整理，但島內的廟會活動并沒有遭到立即行和全面性的禁止，大稻埕、新竹、嘉義…等地依然照常舉行。[16]

　　新加坡的情況與臺灣大有異趣。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內部宗教多元和種族多元。建國后，新加坡政府采取了靈活的宗教政策[17]，為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新加坡早期中國移民以信奉道教或佛教為大多數[18]，并且基本上佛道不分。但新加坡獨立之后，隨著佛教組織和道教組織的日益完善和壯大，信徒開始對佛教和道教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出現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兩種發展道路[19]。在這場民間信仰佛道分流的過程中，新加坡四大城隍廟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都城隍廟“由僧到俗”，雙林城隍廟“佛道并立”，韭菜芭城隍廟和楊桃園城隍廟“由俗入道”。

　　都城隍廟由僧人瑞于法師創立，一開始就帶有深厚的佛教色彩，但他1953年圓寂后，城隍廟由俗家弟子接管，他們把非佛教的儀式帶都進城隍廟，使其佛教色彩越來越淡，而民間信仰色彩越來越濃，并以舉辦“冥婚”出名。其在市區重建計劃中沒有順應時代潮流，成為公共社團，這座百年老廟現在淪為一間家族式的小廟。雙林城隍廟原為廣福宮，是一間鄉間小廟，后因在蓮山雙林寺修建在其地段上而被雙林寺歸并，成為其管轄下的廟宇。雙林城隍廟雖屬雙林寺管轄，但從信仰的性質上看，仍屬于道教俗神信仰。雙林寺是新加坡佛教最大叢林，其在新加坡建國后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作為雙林寺的依附性建筑，雙林城隍廟內常常舉行佛教儀式，這也顯示新加坡佛教對于民間信仰的包容性。韮菜芭城隍廟的城隍是福建安溪主神“清溪顯佑伯主”的第五副身，在1918年左右隨安溪移民分靈新加坡，而楊桃園城隍廟則是由韮菜芭城隍廟分靈而產生，這種分靈行為是城隍信仰流傳的常態，帶有強烈的地緣認同[20]。韭菜芭城隍廟在城市翻新運動中申請為合法社團[21]，并和鳳玄宮組建為聯合廟，由此變身為公共機構，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空間。韭菜芭城隍廟還積極向正統的道教靠攏，并一躍成為新加坡道教總會會長。而楊桃園城隍廟在向道教的靠攏過程中，既承認城隍信仰屬于道教，又不想失去佛教徒，于是在旁邊建立了一間更為宏偉的佛寺，成為佛道并重的廟宇。[22]

　　臺灣與新加坡城隍信仰的轉變都某種隱性力量的沖擊，但他們在這種社會變遷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三、時代精神的要求：城隍信仰在臺新兩地的影響

　　進入現代以來，城隍信仰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民間信仰，已經走出廟宇深刻著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這主要表現在城隍信仰的社會功能和信仰網絡上。

　　臺灣的城隍信仰從日治時期開始，就經常舉行融入了宗教、民俗、商業、娛樂…等元素的廟會活動，這些活動大多著眼于商業利益，且彼此間相互模仿改良，呈現出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特點。[23]近些年來，很多城隍廟陸續恢復了這些俗世的傳統，臺北霞海城隍廟即是其中的典型。臺北霞海城隍廟每年都會舉行慶祝城隍圣誕的迎神廟會，有“五月十三人看人”之說。臺北霞海城隍廟還會根據現代人的需求在廟宇內添加神明，月下老人即是其中之一，受到青年男女的特別青睞。這反映了現代人對美好姻緣的期待。[24]臺北霞海城隍廟還一直朝著宗教和文化結合的方向轉型。自1996年起，為了響應迪化街“年貨大街”活動，每年都要供應約二十萬杯平安茶，并舉辦弄獅陣、寫春聯、捏面人等民俗活動。又為了使廟宇和小區有良好的互動關系，經常舉辦“大稻埕逍遙游”的歷史古跡導覽活動。[25]體現其社會功能。

　　另外，臺灣的城隍廟還加強與其祖廟的聯系。如臺北霞海城隍廟經常組團到其祖廟福建后溪霞城城隍廟進香謁，鹿港城隍廟也經常組團到其祖廟福建石獅祖廟拜祖進香[26]，建立起謁祖網絡，加深了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

　　新加坡的情況和臺灣頗為相似，但也各有特色。新加坡城隍信仰的發展屬于后起之秀，以韭菜芭城隍廟最為典型。韭菜芭城隍廟原本是鄉間小廟，自注冊為財團法人后，發展迅速，并一躍成為新加坡道教總會會長。韭菜芭城隍廟不僅和城隍廟系統交流廣泛，而且和中國道教團體聯系緊密。在新時期，韭菜芭城隍廟不僅進行商業化運作，還根據信徒需要增設神明，擴大信仰網絡。其在1993年從北京白云觀元辰殿分靈六十尊太歲神供奉在太歲殿，2007年從四川青城山請來武財神趙公明，自2004年以來每年舉行大規模的祭孔活動。[27]在社會功能方面，還特別成立城隍慈善基金會，除分發獎助學金、教育基金，還與基層小區合作成立社會服務與慈善機構。

　　韭菜芭城隍廟從1990年開始，還加緊與祖廟福建安溪城隍廟建立聯系，以確立其城隍信仰的正統性。韭菜芭城隍廟通過其優勢的經濟力量逆向控制了祖廟的分靈事務。在祖廟的支持下，韭菜芭城隍廟不僅獲得了豐厚的宗教資源，而且還利用其掌握的分爐權建立城隍信仰的跨國網絡。在其主導下，福建安溪城隍廟恢復了城隍春巡活動，韭菜芭城隍廟每年都會派出龐大的謁祖進香團，以保持和鞏固它在這個跨國網絡中的優勢地位。[28]這種活動加深了中國大陸與臺灣和新加坡的文化交流。

　　如今城隍廟習俗已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年都會有國際城隍文化學術論壇和世界城隍廟聯誼大會舉行，中國大陸、臺灣和新加坡等地的文化交流必然更加廣泛，同時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做出重要貢獻，更為三地之間的文化交融做出重要貢獻。

參考書目：

1. 鄧嗣禹，〈城隍考〉，《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臺北：食貨，1980）。
2. 凌淑菀，〈臺灣城隍信仰的建立與發展（1683-1945）〉（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3.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廟宇。
4.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藝文。
5. 周鐘瑄，《諸羅縣志》，卷十一，藝文志。
6. 李丕煜，《鳳山縣志》，卷九，藝文志。
7. 徐李穎，《佛道與陰陽：新加坡城隍廟與城隍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8. 王斯福，《帝國的隱喻 》（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李焯然，〈社群流徙與信仰遷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與城隍廟的分靈活動〉，《成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六號，2009.6。
9. 石秋宏，〈石獅城隍信仰及其在臺灣、東南亞的傳播〉，《閩臺文化》第四期，2000。

注釋：

[1] 對城隍的歷史，鄧嗣禹有了更為細致的考證，本文采納其說法。鄧嗣禹，〈城隍考〉，《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臺北：食貨，1980），頁55-95。

[2] 凌淑菀，〈臺灣城隍信仰的建立與發展（1683-1945）〉（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40。

[3] 在城隍廟建造之前，地方官員一般會在厲壇祭祀城隍。中國本土的城隍信仰自明代以來有壇祭和廟祭并存的現象，但在臺灣，壇祭由每年三次改為每年一次。同樣的，“三巡會”活動也由每年三次改為一次。在中國本土，城墻、官署、孔廟通常比城隍廟建設得早，但在臺灣，除各地官署早于城隍廟被建置外，城墻和孔廟未必有先建的趨勢。同注2，頁42-44。

[4]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廟宇。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七，藝文。周鐘瑄，《諸羅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李丕煜，《鳳山縣志》，卷九，藝文志。

[5] 地方官員努力建造城隍廟出了城隍信仰具有神道設教的功能外，還具有鞏固和強調政權的正統性的功能。同注2，頁51，60，64。

[6] 同注2，頁74，77-78。

[7] 當時主要有五大幫派，以福建幫人數最多，勢力最大，潮州幫次之。

[8] 徐李穎，《佛道與陰陽：新加坡城隍廟與城隍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頁17。

[9] 同注8，頁60。

[10] 主祀神明主要有媽祖、大伯公、注生娘娘、觀世音、清水祖師……等等，他們主要為福建人和廣東人所崇祀。

[11] 轉引自李焯然，〈社群流徙與信仰遷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與城隍廟的分靈活動〉，《成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六號，2009.6，頁59。

[12] 星洲城隍廟由瑞于法師創立，后改稱丹絨巴葛都城隍廟，簡稱都城隍廟。瑞于法師在新加坡佛教界有重要地位，并且和華人精英集團來往密切，因此都城隍廟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頗有影響力。同注8，頁60。

[13] 如前所述，中國移民入臺后，在臺灣復制了一個傳統的中國社會，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而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在文化土壤上與臺灣相比顯得勢單力薄。

[14] 同注2，頁5，81。

[15] 此事件是臺灣人民利用扶鸞、道教法術、天命觀…等舊有的信仰思維，對日本政權進行的武裝反抗運動。同注2，頁87。

[16] 同注2，頁95-120。

[17] 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展開了“居者有其屋”計劃，這項土地法令造就了很多聯合廟。1989年又頒布了宗教和諧政策，對華人民間廟宇起到了規范和引導作用。同注8，頁24-28。

[18] 同注11，頁58。

[19] 佛教化和道教化是徐李穎提出的概念，相對于佛教和道教對城隍信仰的影響力而言。同注8，頁59。

[20] 韭菜芭城隍廟早期以福建安溪社群的敬仰與推崇為主，帶有強烈的地緣色彩。福建社群在新加坡華人群體中最有影響力，他們掌握著龐大的物質資源，集資興建城隍廟、贊助酬神活動，通過推崇城隍信仰來表達對家鄉的思念。同注11，頁62。

[21] 廟宇在注冊為社團成為公共組織后，由社團組織管理并受國家監督，廟宇的收入必須公開透明，資金的流向也要得到國家認可。同8，頁101。

[22] 這四間城隍廟分別為都城隍廟、雙林城隍廟、韭菜芭城隍廟、楊桃園城隍廟，都建于20世紀初期。同注8，頁64-114。

[23] 同注2，頁98,108。

[24] 據廟方指出，僅2002年一年，月下老人就幫助了1638對男女成為終身伴侶。

[25] 同注2，頁165。

[26] 石秋宏，〈石獅城隍信仰及其在臺灣、東南亞的傳播〉，《閩臺文化》第四期，2000。

[27] 同注8，頁31。

[28] 同注8，頁196-19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