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有四始，關于此“四始”各家說法不一：一、一般指“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二、指“風”﹑“小雅”﹑“大雅”﹑“頌”。《<詩>大序》：“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疏引鄭玄《答張逸》云：“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三、指“大雅”的《大明》，“小雅”的《四牡》﹑《南有嘉魚》﹑《鴻雁》。《<詩>大序》：“是謂四始。”孔穎達疏：“《詩緯泛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托之。”

　　《詩經》的“六義”。最早記載于《周禮·春官》，漢代《毛詩序》中明確提出：“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對于“六義”的解釋，有著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唐代孔穎達提出了“三體”“三法”的說法，也就是將“六義”分為兩組，“風”“雅”“頌”這三者是指體裁，“賦”“比”“興”這三者是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