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汾之學是隋末大儒王通在河汾之間講學的活動，這個講學活動對后來的貞觀之治有著直接的影響。

　　王通，隋河東郡龍門縣萬春鄉（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鄉）人，生于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其家世代以儒學傳家。文帝仁壽元年（601），王通十八歲，舉秀才高第，次年，授蜀州司戶，辭不就官。仁壽三年，王通至長安（今陜西西安），見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悅，而公卿不悅，故不得用，遂賦《東征之歌》而歸。王通親見隋政已壞，不可救藥，因此守道不仕，躬耕自養。王通隱居河汾十馀年間，續修六經，講學授業，門弟子數百人。講學之地點，一是龍門縣萬春鄉，一是龍門縣北黃頰山。史稱隋道衰，文中子之教興于河汾之間。隋室四度征召，王通始終不仕。王通一生的志事，是面對人文傳統失落已久，隋朝政治腐敗暴虐的現實，毅然奮起，承當起為千載以上往圣繼絕學，以道德文化扭轉現實政治，為千載以下生民開太平的歷史文化使命。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五月十五日甲子，王通遘疾終于龍門縣萬春鄉甘澤里第，終年三十四歲。門人考行，取《周易?坤卦?象辭》“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之義，謚之為文中子。

　　王通所續六經已佚，但王通與弟子對話錄《文中子中說》，則流傳至今。

　　王通河汾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重新發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的人性思想，和民本民貴君輕、君權有限合法性、君臣關系相對性的政治思想，扭轉了漢儒以來性善惡混及人性三等說、屈民伸君說、君權神授說、尊君卑臣說的歧出；重新發明和發展了先秦儒家的依據道創造歷史新運的自作天命的政治思想；重新發明和發展了先秦儒家的道高于君的道統思想。河汾之學開啟了唐代中葉和宋代的新儒學。

　　王通面對隋末暴政，特別提出了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中說?述史篇》記載：“子贊《易》，至于《革》，嘆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王通不僅表彰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而且準備親自擔當使天下有道的時代使命。王通的遺愿，是由他的弟子和他的學說來實現了。

　　王通門人及問學者，參與唐初開國創業及達成貞觀之治并作出杰出貢獻，文獻確實可考者，有薛收、魏徵、陳叔達、杜淹等人。其中，薛收在政治、軍事上為唐初開國創業和開貞觀諫議風氣之先，作出杰出貢獻，陳叔達、杜淹、魏徵皆是貞觀時期之宰相。魏徵對達成貞觀之治，作出決定性貢獻。在貞觀君臣決定唐朝政治方向是采取儒家民本仁政，還是采取法家高壓統治的辯論決策中，魏徵所依據的由王通重新發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發生了決定性作用。在整個貞觀之治中，貞觀君臣在儒家君權有限合法性、君臣關系相對性思想上，達成了一致共識。此為漢代政治史上所未有。可以說，河汾之學重新發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貞觀之治則大體落實了河汾之學重新發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就貞觀之治的文化品質而論，可以說，唐源流出于河汾。

　　在中國歷史上，一種良好的學說，落實到一代良好的政治，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之關系，是最佳典范。

　　王通之弟王績，王通之孫王勃，都是唐代著名文學家。王績獨立正直的人品，為唐代詩人樹立了一個典范。王績的詩歌，是唐詩優秀的開端。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至今膾炙人口。從王通到王績、王勃，河汾王氏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作出了不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