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體詩，就是指《離騷》一類的詩。騷體，亦稱楚辭體，在《漢書?藝文志》屬“詩賦”一類。它起于戰國時的楚國，是屈原創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詩人用這種文體寫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這類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氣息，篇幅、字句較長，形式較自由，句尾多帶“兮”字。這也就是騷體詩的基本特征。

　　這種“騷體詩”，較之于屈原以前的詩歌形式，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詩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體，如《詩經》，特別是其中的國風民。但是，這種四言句式，畢竟節奏短促、單調、容量也有限。倒是國風中的那些雜言體，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國、吳越民間流傳的《徐人歌》、《越人歌》、《滄浪歌》等，由于字句參差、節奏自由，在抒發思想感情上顯出了長處。

　　初看起來，“騷體”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個字，但它的作用卻是小看不得。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擴大了許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長于五言時說的那樣，由于“每句多兩字，故轉折而不迫促”，更適宜于“言情出韻”。因此，屈原“騷體”長句句式的創造，實在是對四言體的一個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詩歌，如《詩經》里的國風，一般都采用分章疊唱、反復詠嘆的形式；許多詩，只在每章中變動幾個字，來表現場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遞進（如《芣苡》、《將仲子》等）。這種形式，與詩歌合樂有關，是樂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記唱和加強情緒的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使全詩的容量相應縮小了。

　　屈原所創制的“騷體詩”，雖然也合樂，但章法卻已大為不同。他放縱自己的思濤，在詩中自由奔瀉；或陳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責；情之所至，筆之所到，全不拘古詩的章法。宋人錢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這一革新，明確指出：“古詩有節有章”，屈原之賦卻“有節無章”。屈原“騷體”不拘于古詩的章法，卻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詩，有發端，有展開，有回環照應，甚至還采用“亂曰”的形式結尾，對全詩內容或主旨進行概括和總結，其脈理是極其分明的。這顯示出屈原詩歌既具有“憑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創造精神，又具有“以意運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變化”的特點
。

　　從句式上來說，《離騷》所用的就是“騷體詩”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長句，但又摻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參差多變，在節奏上比較舒徐，適合于抒發詩人那沈郁頓挫、悱惻纏綿的感情，表現出回腸蕩氣的情韻。而《九歌》，則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見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的句式，節奏輕快、跳躍，適合于表現娛神歌舞的歡樂、婉轉的情調。在《懷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亂詞”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頓、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節奏短促相承，語氣勁捷有力，表現出強烈感情的突然迸發。

　　正是由于屈原這富于革新勇氣的創造，我國文學史上一種既區別于先前的《詩經》，又有別于后起的五、七言詩的詩體出現了。它的出現，給春秋以來的詩歌體式帶來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吳景旭說：“經之后、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