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包節所撰《陜西行都司志》是明代唯一的一部行都司志。《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肅志六序》，此《甘肅志》即《陜西行都司志》。該志《四庫全書總目》收入“史部地理類存目”中，后世諸家目錄即不見載，《隴右方志錄》斷定已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也沒有收錄。但其資料被大量保存在清順治十四年重刊的《西鎮志》、《涼鎮志》、《甘鎮志》、《肅鎮志》和〔乾隆〕《甘肅通志》等地方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典籍中，其他如《禹貢錐指》、《水經注疏》等地理學著作也有引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之《陜西行都司部匯考》即由《陜西行都司志》刪削篡改而成。該志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我們期待著輯本的成書出版。

　　關鍵詞：《陜西行都司志》；保存；散佚；史料價值

　　作者單位：酒泉職業技術學院

　　都司衛所為明代地方軍事機構，在不設府、州、縣的地區也兼理民事，具有行政職能，為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組成部分。終明一代，先后設立5個行都司，即山西行都司（洪武八年置）、福建行都司（洪武八年置）、四川行都司（洪武二十七年置）、湖廣行都司（成化十二年置）和陜西行都司。陜西行都司于洪武七年（1374）設于河州（今甘肅省臨夏市），原名西安行都衛，翌年改為陜西行都司（全名為“陜西行都指揮使司”）。洪武九年（1376）罷撤。洪武十二年（1379）在莊浪（今甘肅省永登縣）恢復其建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從莊浪移治甘州（今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先后轄甘州左、右、中、前、后五衛及肅州衛、山丹衛、永昌衛、鎮番衛、莊浪衛、西寧衛、涼州衛共十二衛，并直轄鎮夷、高臺、古浪三個守御千戶所。

　　明代各行都司中，只有陜西行都司曾編修志書，這就是諸多傳世文獻著錄或引述的《陜西行都司志》，有時簡稱《行都司志》。關于此志，從未有學者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討論。前輩學者邵國秀曾撰文略述甘肅地方志，有所涉及，但僅略引《四庫全書總目》而已[1]。近年，上海大學郭紅談明清衛所方志，也曾論及《陜西行都司志》：“陜西行都司在洪武二十六年后控制今甘肅、青海的大部分地域，全為實土衛所，是明朝西北的門戶，該志應是人們了解陜西行都司的一部重要文獻，惜已散佚。”[2]對其價值有所認識。吳浩軍“河西古舊方志研究”系列之二《張掖古舊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3]一文將其列為條目考述，但限于體例和篇幅，沒有能展開討論。本文首次全面考證它的保存和散佚情況，并兼述其體例內容和史料價值，以引起學界關注，并請方家教正。

一、包節、《甘肅志》與《陜西行都司志》

　　《陜西行都司志》，《四庫全書總目》有錄：

　　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作包節撰。考節字元達，華亭人，占籍嘉興。嘉靖壬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劾守陵大珰廖斌不法，反被誣下詔獄。謫莊浪衛，卒于戍所。隆慶初，追贈光祿寺少卿。事跡具《明史》本傳。此書紀事止于嘉靖，且莊浪衛正陜西地，當即節書矣。凡分《地理》、《建置》、《官師》、《兵防》、《歲計》、《人物》六門，而以所屬各衛分載其中。能闕所不知，故簡陋而不荒謬。凡例謂學校、祀典不立類，以建置大端，惟此二事，故統置于《建置》之下，例殊未允。自郡縣、山川、人物以外，無一不從建置起，能全附之《建置》乎？[4]

　　關于包節生平，除上引《四庫總目》簡介之外，張世美《包侍御集序》所敘較詳：“少負俊才，總角游鄉校，弱冠取甲科，有大志，欲以文章勛業名天下。”“少孤，與其弟南侍御吳石君鞠于母氏。母教甚嚴，自少學以至于長，有內程以督其課業，無外交以引其心志。故君與弟皆早成于學，踔厲振發，視天下事無不可立就，故立志太銳，任事太勇，嫉惡太嚴，竟為讒者中傷，遠戍以卒。”[5]從其《苑詩類選后序》“余戍湟中之明年丁未，得友從所寄楚刻《苑詩類選》”[6]之語可知，他謫戍莊浪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史》稱其在莊浪戍所，雖居“敗屋頹垣，處之甚安”[7]。大約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左右卒于戍所，終年五十歲。2年后，其子包杞等刊刻《包侍御集》。該集共6卷，“前二卷為《臺中稿》，官御史時作；后四卷為《湟中稿》，戍莊浪時作。二編皆兼載詩文”。[8]

　　《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肅志六序》。甘肅，為元代所設行省，治在甘州。明初廢，于其故地置甘肅鎮和陜西行都司。正統元年（1436），置甘肅巡撫，駐甘州衛。轄甘肅一鎮，統甘肅兵備、西寧兵備、莊浪兵備三道，陜西行都司之甘州左右12衛、鎮夷等3所城堡，赤斤蒙古等6衛，朵甘等衛及宣慰招討等司，西海丙兔諸部貢市。

　　明代著名學者胡纘宗《鳥鼠山人集》也收有《甘肅志序》。胡纘宗，秦州秦安縣（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嘉靖十八年（1539）從河南巡撫任辭職，歸田著書。《鳥鼠山人集》刻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有原刻本存世。從序文可知，此《甘肅志》為甘肅巡撫趙錦、傅鳳翔先后編修，分巡西寧道（駐甘州）鐘鑒纂輯。以纂修者仕履考察，約成書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此志雖久佚，但據胡纘宗序言可約略知其體例和內容：凡置《地理》、《建置》、《官師》、《人物》、《田賦》、《兵防》、《祀紀》、《祥異》8志，所記為河西事。[9]

　　包節卒于戍所，去趙錦等纂修《甘肅志》已有11年。他所序《甘肅志》，凡分《地里》、《建置》、《官師》、《兵防》、《人物》、《歲計》6門，與胡纘宗所序《甘肅志》有異，而與《四庫總目》所錄《陜西行都司志》同；其中《建置》一門，除“署宇”、“郵置”及附載“禪釋”而外，還有“庠校”、“祠祀”2小目，亦與上引《四庫總目》“凡例謂學校、祀典不立類，以建置大端，惟此二事，故統置于《建置》之下，例殊未允”之語相合。所記內容均為河西——即今之甘肅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湟水流域，與陜西行都司轄境也大體相同。并且序中無一語及他人；玩其語氣，也屬本人撰著，與他人無干。[10]凡此種種，均可證明，包節《甘肅志六序》所序《甘肅志》非趙錦等修《甘肅志》，而正是《陜西行都司志》。

二、《陜西行都司志》已經散佚

　　《陜西行都司志》最早見錄于明代黃虞稷（1626~1692）《千頃堂書目》，其后張廷玉修《明史》，其《藝文志》系據《千頃堂書目》刪削而成，也著錄：“包節《陜西行都司志》十二卷。”[11]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四庫館臣撰《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列在“史部地理類存目”中。據此可知，該志于此時尚存于人世，并為原12卷，唯已“不著撰人名氏”。此后諸家目錄即不見載，到民國時期，西北著名方志學家張維撰《隴右方志錄》，即標以“佚”字[12]。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亦不著錄。經遠程檢索，全國各大圖書館，如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地方文獻室等都沒有此書。

　　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除抄錄收入的3461種，以及被明令禁毀的以外，還有一部分書籍只給它撰寫了提要，收入同時編纂刊印的《四庫全書提要總目》，這部分書籍總數為6793種（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到1993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準立項，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至1997年出版面世。該叢書共收書4508種，比原《四庫全書》列入存目類的少了2285種。這少了的2285種書籍，除“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及時拍攝制版的，約有一百多種”外，“絕大部分已找不到，恐怕已經失傳了”，[13]《陜西行都司志》即其中之一。

　　另外，從對《陜西行都司志》引用情況看，1891年，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記》時，已無片言只語提及。而陶氏精研西北史地，光緒辛卯年隨父西行，隨行大車十輛，裝書籍五車，沿途隨時翻閱前人地理著作，仔細觀察，廣采博聞，認真記錄，撰成西北史地學名著《辛卯侍行記》。陶氏西行，途經故陜西行都司轄境各地，詳記其建置沿革、城池山川、村鎮道路、驛站津梁、祠廟寺觀和民族人口，征引資料宏富，可以說搜羅廣博，巨細靡遺，卻獨不見《陜西行都司志》。[14]

　　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明代西北邊防及都司衛所制度，撰寫和發表了一批論文。如陳梧桐《明太祖與明成祖對西北民族地區的經營》[15]，梁志勝《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陜西行都司》[16]、《“碾伯守御千戶所”辨析》[17]，田澍《明代甘肅鎮邊境保障體系述論》[18]，郭紅《明代衛所移民與地域文化的變遷》[19]、《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20]等，都沒有引用到《陜西行都司志》。其中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馬順平稱：“（2004年）整個暑期我泡在北圖，搜集了相當可觀的關于明代衛所的史料，打算以都司衛所制度為契入點，對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明代西北地區作一政治、經濟、文化諸層面的綜合考察。”[21]但在其碩士學位論文《明代陜西行都司及其衛所建置考實》和公開發表的同題論文[22]中也無引用《陜西行都司志》。

　　凡此種種均表明，《陜西行都司志》的亡佚是確定無疑的了。

三、《陜西行都司志》被引錄保存情況

　　但又沒有盡亡。首先，明萬歷年間創修，清順治十四年重刊的河西各鎮志多有引用。包節編纂《陜西行都司志》幾十年之后的萬歷末年，陜西行都司所轄衛所曾經有過一次大規模的修志活動，產生了一批地方志書，但由于明政府很快處于風雨飄搖的滅亡階段，這批志書沒有能夠普遍刊行。清朝初年，出于借鑒歷史經驗，經營西域的需要，于順治十四年（1657）重新刊刻印刷了這批志書，這就是保存至今的《西鎮志》、《涼鎮志》、《甘鎮志》和《肅鎮志》。這批志書都沒有以其軍事和行政建制為名，而均以“鎮”為名，乃因甘肅鎮為明代九邊重鎮之一，在西北邊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各志所記地域區限均在甘肅鎮管轄之內。[23]既統一創修于明萬歷四十年（1612）前后，又統一重刊于清順治十四年（1657），故有整齊劃一的名稱。這批志書對《陜西行都司志》的內容有不同程度的迻錄和保留。如《甘鎮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一句即“陜西行都司：《禹貢》：雍州之域。”在這一部分中包括了“武威郡縣十”、“酒泉郡縣九”、“敦煌郡縣六”。[24]《疆域》一目則有“東界黃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據居延，廣一千七百四十五里，袤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加以羈縻之地，無慮數千里”，“本司內轄甘州左、右、中、前、后五衛，外轄山、永、涼、鎮、莊、西、肅七衛。鎮夷、古浪、高臺三千戶所，隸右軍都督府”等語。[25]此外，《物產》一節中，多有涉及西寧、酒泉、武威的內容。如“梨：河西皆有，唯肅州、西寧獨佳。”“紅花：各衛皆有，唯西寧者佳。”“鎖陽……出鎮番。”“無鱗魚……各衛俱有，唯鎮番與西寧碾伯多”[26]等從整個河西及青海的角度記載的材料。這些內容應該都是《陜西行都司志》原文。而《肅鎮華夷志》李應魁序言正有“披閱再四，總之不離《行都司志》者”[27]之語。

　　其次，顧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陜西部分大量引錄。正如復旦大學王文楚先生所言，顧炎武編纂《肇域志》“懸的甚高，力求完備，故征引史料浩瀚，數量之多，超過《寰宇通志》、《明一統志》”，“凡閱志書一千余部，所摘錄的明代及清初方志至今有不少已失傳，由于《肇域志》的轉引，賴以保存下來”[28]。所以被譽為“明代方志資料的大集成”[29]。《肇域志》大量引錄地方志雖然多未加注，但大多都能辨真資料來源。其中出自《陜西行都司志》的就有原書第二十六冊之《陜西行都指揮使司》和《陜西行都司》兩部分，共27目（其中內容不同而目題重者6目），約2萬余字。原陜西行都司所轄十五衛所俱全，并有關外六羈縻衛所之沙州衛。[30]

　　第三，〔乾隆〕《甘肅通志》多有所引。〔乾隆〕《甘肅通志》于雍正七年（1729）由甘肅巡撫許容等監修，乾隆元年（1736）刊刻竣工，由川陜總督查郎阿等具表上之。“其書雖據舊時《全陜志》為藍本，而考核訂正，增加什幾六七，與舊志頗有不同”[31]。增加部分中很多內容即來自于《陜西行都司志》。

　　其他如胡渭《禹貢錐指》、馮焌光《西行日記》等史地著作也都多有所引。前者成書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是一部地理學名著，在考證白亭海時引《陜西行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子，五澗谷水（石羊河）流入此海。蓋誤以休屠澤為白亭海也。”[32]后者撰著于光緒三年（1877）馮氏出塞伊犁，負父靈柩東歸途中。其“八月二十一日癸卯”條記述到達烏鞘嶺時引《行都司志》：“嶺北接古浪界，長二十里，盛夏風起，飛雪彌漫。”[33]“九月初一日癸丑”條述及黑河時再引《行都司志》：“河徑祁連山下，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居延海。”[34]這些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陜西行都司志》的內容。

　　而對該志最晚的征引見于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該著卷四十“合黎山”條引《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同石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卷二考證湟水流經區域及鄯州時引：“今西寧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衛城。考《陜西行都司志》，謂自衛城西至南，迤東約八里余乃古城，信矣。”卷三亦有引用。[35]楊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藝術家、泉幣學家、藏書家，有83種著作傳世，《水經注疏》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該著初成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后經其門人熊會貞及熊會貞同鄉好友李子魁繼踵其事，至1948年才有第一卷刊出。如前所述，《陜西行都司志》在《四庫總目》之后即不見錄于公私目錄，馮氏所引，當為轉引自他書；或者，此時尚有存世者，亦未可知。而如眾所周知，楊守敬是著名的藏書家，儲藏之富，當代罕儔。1880至1884年又曾東渡扶桑，致力于搜集國內散佚書籍，以廉價購古籍３萬余卷而歸，并撰有《日本訪書志》15卷。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國地方志最多的國家之一。早在9世紀中后期已有地方志在日本流傳，明末至清咸豐間，即日本江戶時代，中國方志更是大批量地輸出日本[36]。而楊守敬又是嚴謹的學者，撰著《水經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參證，對前人之失多所指正；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出典。于此可推知，他自己所引諸書，當非道聽途說，都是有本可據的。那么，楊守敬在引用《陜西行都司志》時，手中可能是有原書的。只是楊氏藏書命途多舛，雖其大部已于1914年由當時的國務院收購，庋藏于故宮博物院，成為我國歷史文獻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流散亦不少，其中或即有《陜西行都司志》一書。

　　由上可知，《陜西行都司志》于乾隆年間以后，即不見于人世。查《清代禁毀書目》，無該志信息，故其亡佚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有沒有關系，詳情不得而知。但清康熙、雍正兩朝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其《方輿匯編·職方典》中有《陜西行都司部匯考》。與諸書所引《陜西行都司志》核對可知，此即據其所竄改刪削者。《陜西行都司志》原12卷，入《陜西行都司部匯考》后歸納為第577、578兩卷。原書分《地理》、《建置》、《官師》、《兵防》、《歲計》、《人物》六門，被改編為第577卷的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關梁、公署、學校、賦役、風俗、祠廟諸考和第578卷的驛遞、兵制、物產、古跡、藝文考。其他方面的改動還有：紀事下限由明嘉靖年間延至康熙年間。歷史沿革加“皇清因之”四字，刪去回鶻據有河西的歷史；對吐蕃亦略有提到；“番”、“夷”、“戎”、“虜”四字全部改以他字，如將“鎮番衛”改作“鎮邊衛”，“鎮夷所”改稱“鎮彝所”等等，但又沒改徹底，有些地方仍作“鎮番”和“鎮夷”。[37] 1932年，余姚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談及乾隆修《四庫全書》時的情況說：“當時改易之風，幾于凡違皆改，無礙不易。館臣為謹慎將事，免于得罪，亦采寧枉毋縱之手段，寧可多所改易而得旨更正，不敢不改而轉陷于文字之嫌。”[38]以《古今圖書集成》對《陜西行都司志》的竄改刪削看，這種情況在康熙、雍正朝就開始了。故此，若論《陜西行都司志》的亡佚，《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者實為罪魁禍首。

　　如前所述，陜西行都司是有明一代所設五個行都司中唯一編修過志書的行都司；《陜西行都司志》相當于當時甘肅行省的通志，因其側重于軍事方面，故對于我們了解明代行都司軍事和行政職能、內部結構、運作機制等方面的情況都是無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所幸上述諸書對《陜西行都司志》內容多有迻錄和征引。近年來，古籍整理成績斐然，新一輪的古書輯佚熱潮正在興起。與《陜西行都司志》相關的舊志，如〔萬歷〕《西寧衛志》，由西北民族大學的王繼光教授輯佚成書[39]，這為河西地區明代其他衛所散佚志書的輯佚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輯本《陜西行都司志》的成書出版，這將成為西北史地研究、西北民族關系研究、明代西北邊鎮邊備和都司衛所制度研究以及河西方志史研究領域中新的材料。

注釋：

[1]參閱邵國秀：《甘肅省地方志考略（續完）》，《圖書與情報》，1994年第2期，第47-51頁。

[2]郭紅：《別具特色的地理單元的體現——明清衛所方志》，《中國地方志》，2003年第2期，第80-84頁。

[3]參閱吳浩軍：《張掖古舊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圖書與情報》，2007年第6期，第117-120頁。

[4]《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43頁。

[5]〔明〕包節：《包侍御集》卷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88頁。

[6]〔明〕包節：《包侍御集》卷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78頁。

[7]《明史》卷207《包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478頁。

[8]《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587頁。

[9]參閱〔明〕胡纘宗：《鳥鼠山人集》卷2，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地方文獻室藏嘉靖三十三年鳥鼠山房刻本。

[10]參閱〔明〕包節：《包侍御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80-683頁。

[11]《明史》卷97《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10頁。

[12]張維：《隴右方志錄》，北平大北印書局印，民國23年，第116頁。

[13]黃永年：《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2期，第70-72頁。

[14]參閱〔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364頁。

[15]陳梧桐：《明太祖與明成祖對西北民族地區的經營》，《民大史學》，第1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65-396頁。

[16]梁志勝：《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陜西行都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輯，第165-175頁。

[17]梁志勝：《“碾伯守御千戶所”辨析》，《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第98-104頁。

[18]田澍：《明代甘肅鎮邊境保障體系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27-38頁。

[19]郭紅：《明代衛所移民與地域文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2輯，第150-155頁。

[20]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

[21]馬順平：《明代陜西行都司衛所建置考實·跋》，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22]馬順平：《明代陜西行都司及其衛所建置考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2輯，第109-117頁。

[23]高啟安：《〈肅鎮華夷志〉的名稱及版本考辨》，《酒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68-70頁。

[24]〔清〕楊春茂撰，張志純等校點《重刊甘鎮志》，（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5-17頁。

[25]《重刊甘鎮志》，第22頁。

[26]《重刊甘鎮志》，第96-100頁。

[27]〔明〕李應魁撰，高啟安、邰惠莉校注《肅鎮華夷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28]王文楚：《點校本〈肇域志〉前言》，顧炎武撰，譚其驤等點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頁。

[29]吳杰：《顧炎武〈肇域志〉的內容及其抄本的流傳》，《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94期，1982年9月。

[30]參閱顧炎武撰，譚其驤等點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25-1537、1558-1574頁。

[31]《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08頁。

[32]〔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1頁。

[33]〔清〕馮焌光：《西行日記》，《西北行記叢萃·寧海紀行》，（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頁。

[34]〔清〕馮焌光：《西行日記》，第128頁。

[35]〔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57、169、219頁。

[36]巴兆祥：《明清時期地方志東傳日本的歷史過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3輯，第151-159頁。

[37]參閱《古今圖書集成》卷577、578《方輿匯編·職方典·陜西行都司部匯考》,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2911-12933頁。

[38]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第126頁。

[39]〔明〕劉敏寬、龍膺篡，王繼光輯注〔萬歷〕《西寧衛志輯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

（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