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奇特處，《離騷》稟賦有二：一是作為一部地方文志，其情思也妖冶恣肆、其文辭也華麗奇幻、其物典也生疏冷異；二是《離騷》帶有鮮明的個人紀傳色彩，成古今中外第一部自傳與心靈自陳書。這樣一部奇文字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伯庸曰皇考”開篇，在高低起伏的音韻中娓娓盡道自己平生不忿之意，后自白于重華、占卜向靈氛，歷經遠離塵囂的幻境而不渝篤行善身之矢志。

　　詩篇分上下，中間以“女媭”一角登場，完成整個視角場景的轉換。由此可見“女媭”一角分量的舉足輕重。于燈影絢爛斑駁的舞臺上，“女媭”恰似香芷兩岸間、廖水寒潭上的輕舟一片，在申申其言中，渡屈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也使得詩中布景從真實走向想象、由外在駛入內心。陳本禮《屈賦精義》言，“借女媭為中峰起頂，以下陳辭上征，占氛占咸， 總從此一詈生出章法奇幻”。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第一位在詩人摸索精神的道路上亮相并與之對話的主角，卻長年不得以其真面目示人。兩千年來，對于“女媭”這個角色的探佚從未絕蹤，但莫衷一是。凡有所依憑以釋 “女媭”身份又較有影響的，有這樣三種說法：一者，王逸為楚辭作注，稱其為“屈原姊也”；二者，劉永濟治楚辭與楚語得“女媭亦靈巫之名”；三者，張云傲引《文選集解》云“須者賤妾之稱”。不論內容若何，此三者均借助地方志、史書來詮釋“女媭”形象，所承方法不過以文字符號為媒介，校對其名稱進而自圓其說而已。其中，《說文》又承《章句》“原之姊”的說法。作為字書，這種特殊的語言工具無形中擴大了王逸之說。

　　于文字上，若三者有其一能考其詞源流，得其字始發之意，則不應存疑。豈不知文辭之釋義亦多為文辭哉？既為文辭，則必依其言語情境（dialect environment）。 于“女媭”一詞，亦復如是。自王以后，解“女媭”者，朱熹亦為其中之一，其作《楚辭集注》以“媭”為“賤妾之稱”，并臆造“以比黨人”。后凡有閱《集注》者莫不哂然，以其一生布道宗經，言辭均不離道德二字。屈既見逐，遂遠離于朝廷，又為何使小人尾隨而至，反復詈之？足見其釋義偏頗無理。朱子之解，固不可信。然又何能托信于其他三者乎？余治言語文字以來，于理論尚不大通，但牽強附會略微可辨其解之，固托言于是。

　　屈氏被逐于漢北。其時，自言曾歸鄉一遭，族中親友遂悉來探望，來者中有一女名曰“女媭”，屈氏言其則曰“嬋媛”二字。心中雖懷有憂思，然女子既未泣涕漣漣，亦未長吁短嗟，反而一次三番的責備屈子，問道：“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紛獨由此姱節”，“世并舉而好朋兮，夫何焭獨而不予聽”。此女隨一干親族而來，且三番責問屈氏。王逸遂將“女媭”視為屈原之姊。《章句》云：“女媭，屈原姊也。”后，許氏依傍此種說法，《說文》中則有：“媭，女字，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媭，前漢有呂媭。”洪興祖于《補注》中引《說文》，沿襲女媭為屈原姊說。

　　不止訓詁，此種說法也見于史書。《后漢書.和帝紀》中云“十二年，秭歸崩”附有注云：

　　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山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秭歸’。“秭”亦“姊”也。

　　袁崧之與王逸說法無異，實乃沿襲王氏之說。校注史書，亦借王氏之論。

　　若云“女媭”為屈原之姊，王逸無非依字于“媭”也。湘楚沿江地方言，以“媭”稱姐妹。《易.歸妹》記：“六三，歸妹以須”；《史記.高后紀》載：“太后女弟呂媭有女為營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陳涉世家》復載：“樊噲…且又乃呂后弟呂媭之夫…”。不僅于古，時至今日，此習亦未嘗易。韓少功有《女女女》一書，言鄉里有以“媭”字入女名之俗，比如“婉媭”“珍媭”等人名。朱季海《楚辭解故》中亦有此言：

　　《方言》第十二：“娋，姊也。”錢繹箋疏：“《廣雅》：娋，姊也。《玉篇》作稍，云：姊也。《廣韻》：齊人呼姊。《說文》：媭女字也。引楚詞《離騷》曰：“女媭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子為媭。王逸注：屈原姊，媭，娋語之轉。”……“逍搖”與“須臾”相通，“須搖”亦與“須臾”相通，楚語皆無分別，故女媭亦可謂之女娋，姊之義……”

　　以方言考之，“媭”字是存在于湖湘方言中的稱呼詞，言“媭”者，猶言姐妹。于家族間的稱呼詞而言，此詞表性別而不表長幼，類似于英語中的sister。能表性別者系言“媭”則能與兄（哥）、弟相區分；不能表長幼者則不能以其稱呼斷定其言系姐（姊）或妹。現代漢語中，言姐（姊）或妹則有長幼之序，長者為姐（姊），幼者為妹。日語亦是如此，長者為“姉（ねえ）さん”，幼者為“いもうと”。“媭”不能包涵其作為稱呼詞的年齡指代，既能指代姐（姊），亦能用來稱呼妹。因此，王氏釋“媭”為姊，則有失偏頗。后來，鄭玄注《易》以“歸妹以須”，言“女媭”乃為屈原之妹。此亦在尋常之中。

　　逸于“媭”做姊妹二解講，理應知曉，卻立言其為“姊”，無非是因為“女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之句中言“女媭”“申申其詈”。申申乃做重復講，《尚書.太甲》：“伊尹申申告于王”；詈作責備說。既然能夠再三的來責怨屈子，可見其位之重，重于屈子哉。因而以“女媭”為屈妹講，似乎行不大通。即便屈子再為落魄，也不至于被年幼于其者訓導。

　　況且，“女媭”發言則曰：“鯀婞直以亡身，終然夭乎羽之野”。鯀是顓頊之后，亦稱為檮杌（《史記集解.五帝本紀》賈逵注），檮杌在楚為史官，《周禮》云，“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志記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檮杌之父，顓頊稱帝之后乃名屈子口中之“高陽“（《史記.楚世家》）。顓頊主水占北，生鯀（檮杌）。“鯀”字從魚，藉意生于水中。由此可見，“女媭”開口即言“檮杌”并非出于偶然，實為訴屈氏家史也。此舉大有長者之尊，故言“妹”不妥。

　　言妹一說，自不可立。然安能存原“姊”一說？做《離騷》時，屈原已有六十二歲（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既逾耳順之齡，已然垂垂老矣。其姊必年長于他，稱其為老嫗也不為過。一個老婦人，言語怎能如此利索，行動怎能如此麻利，并占盡“嬋媛”二字的美好之態？郭沫若先生最不妥協此種說法，因此毫不猶疑得把歷史劇《屈原》中伴那個詩人遠行、過顛沛流離生活的女子改編成一個年少美麗、性情真摯，名曰“嬋娟”的女子。郭沫若先生借詩屈氏之口直呼，這樣考解“女媭”：我的弟子啊，我的女兒！

　　由此可見，以楚地之方言，注“女媭”為屈原姊之王說似有不信。王之言既不足征，可言“女媭”為巫者否？劉永濟言：“《離騷》之文，大都托意神靈致其怨慕，重華、蹇修、靈氛、巫咸皆是，女媭亦靈巫之名，不得謂為原姊。”引《漢書.廣靈厲王傳》：“廣陵歷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注云女須者，巫之名也）”。此處，劉氏視“須”同“媭”，亦解的通，“媭”實為楚之地方字，至漢無媭字。姜寅清亦言：“作‘須’者聲借字，作‘媭’者后起分別字，蓋自聲借字又轉為專字也。”

　　“女媭”作為“女須”不假，“女須”于漢為女巫亦不存疑。但可否說《離騷》中“女媭”中即為女巫呢？劉氏并立女媭、重華、靈氛、巫咸。《尚書》載帝舜曰重華，舜是五帝之一，其形象攜帶了始祖神性；《山海經.大荒西經》載“靈山有十巫于此升降”，中有巫朌，認為靈氛即巫朌（聞一多《離騷解詁》）；《易》載，“巫咸古之神巫，善于筮吉兇者”。三者身份雖有不同，然三者都沾帶神性。至于巫，《易》引孔子言注：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鄙賤之徒也。于尚神崇巫之風甚為濃厚的楚國，巫之職雖不至于鄙賤，但還不至于能與神相提并論。若等“女媭”為女巫，其身份不過是靈媒，終究擺脫不了肉眼凡胎的人間屬性，人性大于神性，自然不可和諸神相提并論。

　　此外，《水經注.江水篇》復引袁崧言，曰歸縣有屈原故宅：“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媭廟，搗衣石猶存。”按袁氏理解，此廟為女媭所立，為屈原姊也，前文已述此言之不足信。然而能使楚民為之立廟者，則不應為一般平民或者女巫。女巫也不至于能反復責怪流放中的大臣。故而，女巫之說亦不足信。

　　除此之外，尚存“女媭”為妾或女侍的解釋。陸氏注《易》云：歸妹以嬬，今作須。嬬，妾也。后，張云璈引《文選集解》，媭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沈德鴻則言女媭為屈原的女侍。沈氏所言女侍又可作“婢”講。以字形觀“妾”猶如侍立一旁的女子，故作立女也。同樣地，“婢”也是女性奴仆，不論是侍妾或者侍女均是地位卑下的女子。屈氏之姊妹尚不能對其反復苛責，如何能言其妾其婢為此？再看“歸妹以嬬”一釋，若“嬬”字聲“須”，是為形聲字，“嬬”字從女從需，以“女”成形、假“需”以聲。然“嬬”字實念“弱”以為“弱女”也。陸釋義《易》經，其版極似誤本。此外，除陸釋《易》錄“歸妹以嬬”，他本均無有此說。若是誤本，我以為該本似以“嬬”之成字也同“媭”之軌。

　　由上可見，自有解“女媭”一角來，其釋義往往都有偏頗，不能全信。對“女媭”的解釋還在探索之中，有待地下文獻重見天日時能還原其原本面目。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