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郁達夫南洋時期的政論文，是其后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以往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缺少全面性和系統性。本文希望在以下幾點上做進一步的探索：1、對郁達夫南洋時期政論文進行全面系統的歸納與分析；2、論述郁達夫南洋時期政論文的特色及成因；3、對郁達夫抗戰“速勝論”的新看法；4、探求郁達夫戰斗精神的來源。

　　關鍵詞：郁達夫；南洋；政論文；速勝論；戰斗精神

　　作者簡介：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2009級碩士研究生

　　應《星洲日報》的邀請，1938年12月18日，郁達夫離開福州遠赴南洋。正如他所說，此次南來的目的是“把南洋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在海外先筑起一個文化中繼站來，好作將來建國急進時的一個后備隊。”[1]郁達夫南來后，主持過《星洲日報》的《晨星》、《繁星》、《文藝》，以及英國情報部創辦的《華僑周報》等報紙副刊。郁達夫對編輯工作充滿熱情，寄予了無限希望。他希望借助報紙副刊，“發出新的力量來，助我們國家民族復興的成功。”[2]此時的郁達夫已不僅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和文藝評論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論家。

一、郁達夫南洋時期政論文的主要內容

　　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共寫文章462篇，其中政論文104篇。這些政論文內容涉及多個方面，本文主要從以下四點進行歸納與分析。

（一）

　　對日本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揭露與批判，通過敵我力量的分析，指出抗戰時期應注意的問題。

　　郁達夫嚴厲的批判了日本帝國主義卑劣的侵略行徑。他寫道：“敵閥自從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以來，三年之中，對我非武裝平民，尤其是對我老幼婦孺之奸淫殺戮，已造成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最惡毒之記錄。”“敵人的濫炸我不設防城市，及非軍事要區，以及徹底破壞我文化機關，與第三國之教會，醫院，使領館等暴行，更為自有國際公法以來之絕無現象。”[3]“最殘酷、最惡毒、絕無”，可見他用詞之重，痛恨之深。

　　軍事上，主要有《抗戰兩年來的軍事》、《敵在浙閩的攻勢》、《第二期抗戰的結果》等文。他認為要在軍事上取得主動，須采取“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變敵人的后方為前方”的戰略。“在面積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敵人所占的，誰也曉得，只有幾個據點，和幾條時斷時續的游絲似的線。”[4]他堅信，在后方游擊戰和前方正規軍作戰的配合下，失地將會一一收復。

　　經濟上，主要有《關于租稅及南洋商聯會問題》、《傀儡登臺以后的敵我情勢》、《抗戰兩年來敵我之經濟與政治》等文。他認為敵人在進行武力侵略之先，必以經濟和文化侵略為前導，而決定戰爭勝負的很大成分在經濟。郁達夫指出，“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專賴輕工業和不正當營業以維持命脈的國家”。他寫道：“敵國國內經濟崩潰，產業界破產，兵源斷絕，因惡性通貨膨脹，亂發赤字公債，物理增稅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極度不安，且食糧不足，頻年荒旱。”[5]并警醒到，“今后的傀儡們唯一的任務，就是在欺騙中國民眾，向民眾搜刮，而去分別報效日軍閥的私囊。”[6]

　　政治上，主要有《地大物博 人口眾多》、《第二期抗戰的結果》、《抗戰兩年來敵我之經濟與政治》、《敵寇政治進攻的兩大動向》、《敵閣的倒潰》、《敵內閣又將改組么？》等文。郁達夫認為中國過去失敗并不是軍事和物質的失敗，而在于政治的不澄清，民眾的不訓練與不組織和國是國策的不確立。日本之所以能夠富強在于法治精神，現在其法治精神已破產，而“中國自民元以來，絕不能做到的全國統一事業，卻鐵樣的做到了。”敵人利用漢奸成立傀儡政府，其政治進攻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和中央政府爭取民眾，二是破壞法幣信用。因為稍有血性的同胞是不會傾向于敵人，而法幣的壁壘又是非常堅強的，所以這兩個目標都會失敗。

　　文化教育上，主要有《抗戰中的教育》、《敵人的文化侵略》、《抗戰兩周年敵我的文化演變》、《侵略者的剿滅文化》等文。郁達夫指出，“一批軍部御用的學者文人也頂賣氣力的文化進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敵人用以滅我種亡我國的一個最毒辣的計劃。”[7]而“教育，誰也曉得是抗戰建國中最重要的一個政治設施。”[8]郁達夫比喻道：“侵略者，譬如是野火，被侵略的文化譬如是長江大河的流水，水流決不會絕塞，被火燒得沸了，反會得躍出流程，來消滅火種。”[9]

　　民眾方面，郁達夫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徑只是一幫政客、軍閥的一意孤行，“日本除了軍閥以外的人民，是如何地在厭戰，如何地在希望戰事的早日能結束。”[10]而我國的民眾則同仇敵愾，保家衛國的信念日趨堅定。

　　面對日本的國內狀況和侵略形勢，他呼吁，要重振“聞勝勿驕，遇挫勿餒”的精神，勿懈勿弛，堅持初衷，爭取取得第一階段的成功。并且越是抗戰的緊要關頭，越不能有半點的松懈。

（二）

　　探討奪取勝利的有力條件，號召精誠團結，反對分裂，反對妥協投降，增強必勝的信念。

　　郁達夫指出，敵閥和中國搏斗三年最成問題的是人的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枯竭，而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國民生活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國共合作，日漸堅強，人民團結，也日臻穩固。”[11]但他認為這還不足以保證抗戰的勝利，要打倒侵略者還須精誠團結。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團結的重要性：“要打到侵略我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對內，只有集中意志力量，精誠團結。”[12]“抗戰到底，精誠團結的這絕對不會搖動的一個大決心。”[13]不僅是國內民眾、黨派要團結，他還號召國際間的團結。“民主國家間，若沒有進一步之團結與表示，恐怕世界人類的自由，平等，正義與文化，便要淪入萬劫不復之慘境。”[14]

　　在團結的基礎之上，他表示要堅持抗爭，決不妥協。他在去新加坡的船上撰寫的《必勝的信念》中寫道：“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他以自己親臨其境的所見所聞，堅信“我們的勝利，是決無問題的”。他不懈地向民眾傳達必勝的訊息，堅定抗戰的信念。“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絕不會動搖。”[15]“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管敵閥的和平進攻，來得如何猛烈，也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動搖的。”[16]同時，在《倭閣新政體制和我們的反攻》、《“九一八”九周年》、《軸心國聯盟與中國》、《歡迎美國記者團》等文中都有必勝信心的表述。他呼吁，越到最后勝利之時，困難越會增加，越要加強團結，“但須萬眾一心，立定意志，堅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最后勝利，必屬于我也。”[17]

（三）

　　分析國際局勢的變化，要爭取國際援助，更要自力更生。

　　郁達夫密切關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歐戰的局面，在目下似乎是很錯綜復雜，且也大有劍拔弩張，危機四伏的樣子。”[18]對于意大利是否參戰，他表示“與歐戰大局的關系還不大；不過因意大利的一動，而使美國與蘇聯也同時撐起腰來，那時的世界大局，才有一個大大的變動。”[19]就美倭取消商約一事，他認為，鑒于日本是美國第三大商業關系者，在美國還沒有預備好補償方法之時，大約總還有繼續商業往還的無約時期。

　　他善于將復雜的國際局勢和國內抗戰聯系起來，使民眾意識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下，中國軍民的抗戰并不是孤立的。“我們的抗戰，事實上早已和英美的反法西斯戰爭溶合在一道……援英運動，同我們援助祖國的運動是不可分的。”[20]郁達夫認為，影響軍器的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國際的援助，二是對外經濟信用的有無。所以，“對外，只有聯合凡能助我的國家，或精神上，物質上對我表示同情，于我有利的無論哪一友邦，共同奮斗。”[21]

　　雖然郁達夫強調獲取國際支援的重要性，但他更注重自力更生。他多次寫道：“然而要想收到旁人助我之實益，還須先求我們自助得力才行。”[22]“我們的抗戰，自當本自力更生的精神。”[23]“固守著自力更生的信條，才有生路。”[24]“我們的抗戰，所持者是自力更生的信念。”[25]可見，他對自力更生的重視。

（四）

　　反對貪官污吏，對無恥漢奸和附逆文人進行譴責和鞭撻。

　　郁達夫認為沒有取得勝利的“根本問題，總還是在政治的不良。”他指出，“使我國之國脈垂危，招致強鄰壓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國歷來官吏之貪污。而其次，則正值當局之度量狹窄，排擠國家有用之人才。”[26]“貪污官吏，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漢奸更加一等矣。”[27]他痛斥道：“這些人渣，簡直是連衣冠也不穿上的禽獸。”[28]

　　郁達夫對無恥漢奸、附逆文人進行了筆伐。汪精衛等人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他斥責道：“痛恨之中，尤覺得切齒的，是號稱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個生長在烈士們埋骨之鄉的汪逆。”[29]他指出傀儡政權是敵人“用以來作剝削我民眾，欺騙我同胞，分散我力量的爪牙子計”“是亡我國，滅我族的一個最毒辣的陰謀”[30]。他期望“不久的將來，我們總可以看到一個絕大的變革，把過去的貪污不懲，賞罰不明，虛名是務的種種弊政出去，而實施抗戰建國的政治。”[31]當得知張資平叛變的消息之后，他氣憤地寫道：“文化界而出這一種人，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32]

　　郁達夫的這些政論文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對內號召民主團結，對外爭取國際援助，強調自力更生，呼吁抗戰到底，提高了民眾的抗敵意識，激發了群眾的抗敵熱情，增強了民眾抗戰勝利的信心。

二、郁達夫南洋時期政論文的特色及成因

　　郁達夫認為“個人的戀愛，個人的生死，以及個人的感情的起伏，在這一個大時代里，當然再也喚不起大眾的注意來了。”[33]他強調文學與時代、政治及大眾的關系，“在政治飛躍的時代（大戰或大變動的時代），太高的純藝術是趕不上時代的；其二，是以后的文藝，與政治及大眾，更須發生密切的關系才行。”[34]郁達夫把文藝和抗戰緊緊的聯系在了一起。郁達夫政論文的特色，大致有以下三點：

　　（一）視野開闊，目光高遠

　　郁達夫對歐洲各國、日本、美國、蘇聯和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情況了然于心，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立場上，將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國內抗戰聯系起來。《英國實際上已是我們的盟友》、《美倭商約廢止期屆以后》、《軸心國聯盟與中國》、《美派軍事代表團來華的意義》等文章都十分嚴謹，體現了郁達夫作為一位政論家的廣闊視野和真知灼見。

　　（二）擊中要害，明察秋毫

　　劉尊棋說：“他能獨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個轉折中的弱點，擊中敵人要害！”郁達夫以充足的材料和具體的數據為依據，旁征博引，具有說服力。如《地大物博 人口眾多》一文中對失敗原因的分析，《第二期抗戰的結果》中對抗戰弱點的解析，《財聚民散的現狀》中對財富集中狀況的認識，《美倭之間》對其經濟關系的辨析，《抗戰兩年來敵我之經濟與政治》對敵我政治經濟狀況的透視等，都彰顯了郁達夫作為一位政論家的睿智。

　　（三）國民至上、飽含深情

　　郁達夫的政論文愛憎分明，斬釘截鐵，蘊藏著對祖國深厚的感情。他對日寇侵略的本質、陰謀手段、奸淫殺戮等暴行進行徹底的揭露，對傀儡政府、無恥漢奸與幫兇文人進行嚴厲的批判，支撐他的是一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正如他所寫：“國即予命也，國亡，則予命亦絕矣。”[35]

　　郁達夫政論文之所以具有這些特色，首先和中華民族深厚而優秀的傳統文化熏陶是分不開的，對祖國人民的愛使他具有了高尚的民族情操與強烈的愛國熱情。其次，郁達夫長期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畢業，獲得經濟學士學位。他博覽群書，熟知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對日本有長期的觀察和親身的體驗。再次，郁達夫和日本許多政治、文化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且有深入的往來。第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戰爭的殘酷使他燃起了獻身抗戰的熱情，加深了對祖國的愛和對侵略者的恨。郁達夫政論文之所以解剖的犀利、分析的到位，都與此有著緊密的聯系。

三、對郁達夫抗戰“速勝論”的新看法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郁達夫曾經說：“世間的事情，大抵理有所必然，勢有所必至”“可是預言也有時會不中”[36]。郁達夫在對某些形勢的估計與判斷上也存在著失誤，如他夸大了英美的實力，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缺乏預見性等。特別是郁達夫的抗戰“速勝論”，研究者更是多有著墨。但如果僅看到“速勝論”這一點，顯然是不全面的。因為，郁達夫還有“持久”抗戰的觀點。

　　郁達夫關于速勝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估敵》、《必勝的信念》、《第二期抗戰的成果》、《倭武人的神化》、《“八一三”抗戰兩周年紀念》、《紀念“九一八”》、《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華中大捷與色當戰役》、《敵國目前的致命傷》、《敵寇南進的積極步驟》、《簡說一年來的敵國國情》、《倭閣新政體制和我們的反攻》、《美蘇接近和遠東》、《歐戰的持久與擴大》和《敵寇又來求和》這15篇文章中。如《估敵》：“一九三九年，便是我們復興建國的更勝年。”《簡說一年來的敵國國情》：“我們歡迎這一個抗戰勝利的一九四一年”。《歐戰的持久與擴大》：“最后勝利，將不出一年；但依我們的觀察，恐怕這期間還會得縮短至一半”等。

　　今天來看郁達夫當時的這些預測，不免覺得片面。在以往的論著中，也多指出“速勝論”是其缺點，而對其“持久”抗戰的觀點有所忽視。為了更明晰的論述，現將其“持久”抗戰的表述做以下歸納：

　　《送峇華機工回國服務》：“長期抗戰，以后必須繼續下去。”（《繁星》1939年2月18日）

　　《和從哪里講起》：“中國只教長期抗戰下去，日本的民眾和士兵，一定會看穿軍閥們的惡毒。”（《星洲日報半月刊》1939年4月1日）

　　《從蘇芬停戰說到遠東》：“現在的中日戰爭，就無異于龜兔的賽跑，我們只有從努力持久的一法，來爭取最后的決勝。”（《晨星》1940年3月20日）

　　《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至于我們的策略呢，是長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我們的戰略，在持久，在消耗敵人的兵種與資源。”（《晨星》1940年5月15日）

　　《今后的世界戰局》：“不過我們相信，戰爭若一持久，則德意必敗。”（《晨星》1940年6月25日）

　　《華北捷訊與敵閥之孤注》：“我西南國際交通路線，滇越與滇緬兩處，雖被封鎖，對于我只持久抗戰，仍無絲毫影響。”（《星洲日報》1940年8月28日）

　　《歐戰的持久與擴大》：“我們就早已看出，歐戰非持久不可”“戰場愈擴大，決戰亦愈不易，循環因果相往復，歐戰就又得因擴大而持久。”（《星洲日報》1940年9月27日）

　　《歐戰重心的轉移》：“英國之戰德意，同我們的戰敵寇一樣，只教時間可以持久，最后勝利，就毫無疑問。”（《星洲日報》1940年10月5日）

　　當時，面對來勢兇猛、揚言三個月亡華的日本侵略者，“亡國論”的調子到處彌漫，特別是身處海外的僑胞更是缺乏抗戰勝利的信心。郁達夫在接編《晨星》副刊時說：“《晨星》這一塊小園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變作光明的先驅，白晝的主宰，那豈不是祖國之光，人類之福？”[37]在接編《繁星》副刊時他說：“以后的建國中興與自強，到處都在要求我們全民族的精誠團結與互助。今后的繁星的讀者投稿者，希望也能發揮這一種國民至上的團結的精神。”[38]如何才能給民眾帶來光明、使民族精誠團結呢？只有讓民眾看到勝利的希望（而他也確實看到了敵人的色厲內荏和中華民族的無限潛能）。所以，他以“焦急”的心情，翹首企盼著抗戰的勝利。隨著抗戰的進行，郁達夫意識到作為小國的日本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匱乏，而中國地大、物博、人多，他認識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意義，認識到只有經過長期抗戰才能最終戰勝侵略者。這就導致了“速勝論”和“持久”抗戰的兩種觀點，并且從時間上看，這兩種觀點是交替出現的。

　　郁達夫之所以在“速勝論”與“持久”抗戰之間搖擺，除與個人對戰爭的知識儲備、對戰爭形勢發展的判斷、希望取得抗戰勝利的民族自尊心等因素有關外，還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特有的內在矛盾有著密切的關系。“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一個尷尬的處境……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看見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輪廓，卻沒有光，你渴望信它，懷疑又攫住你——這就是小資產階級搖擺病。”[39]郁達夫生活在一個充滿著極其復雜的社會矛盾的動亂時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本身的階級局限性，在他的政論文中留下了深深的投影。

四、郁達夫戰斗精神的來源

　　王觀泉在《頹廢中隱現輝煌——郁達夫》中曾這樣說道：“郁達夫，已經不是準確意義上的文學家，他是新聞記者、政論家、軍事評論家、組織工作者、外交家和溝通中國抗戰與世界聯系的報紙編輯……這些全部匯合在郁達夫一個人身上，使他的智慧和才干在關系到中華民族和人類生死存亡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充分的發揮。”郁達夫曾說“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而此時的他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戰士。“作家與戰士在緊張的實踐中統一起來了”[40]那么，曾經“感傷”的郁達夫，其戰斗精神源自何處？

　　（一）入世情懷

　　郁達夫說：“我現在跑來跑去，并不覺得是戰時的行役。我只覺得是在作一對犯罪者予以正當懲處時的助手，這犯奸犯殺的大罪人，這攪亂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當的懲罰之前，我總覺得是不能平心靜氣地在一處安住下來。”[41]可見，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入世力量在推著他走向社會。這種入世情懷在其早年的日記中有所表現：“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為中國雪數十年之積辱。”[42]郁達夫于1936年應當時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赴閩任省政府參議、省政府公報室主任，1938年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任設計委員。郁達夫認為，“官猶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當然是沒有什么的。”[43]“官者，人盡其責之謂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對社會，對國家有點貢獻，不貪污，不敲吸民間的膏脂，這是正當的官，像這種官，也大可做得。”[44]在《為已與為人》中他寫道：“我們求學問，一面原是為了想增進自己的德業，一面原也是為想服務于社會人類。孔子也曾說過，‘學而優則仕’，仕是為社會國家，當無疑義。”郁達夫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傳，成為文藝界乃至新聞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曾擔任新加坡文化節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工作干部訓練班主任，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文化節抗日聯合會主席等職務，積極的推動了文化界的抗日活動。

　　（二）國仇

　　夏衍曾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早在郁達夫留日時期，其日記中就寫道：“……午前，為日人某所嘲弄，笑我國弱也。此后當一用功，以圖報復耳……”[45]“山東半島又為日人竊去，故國日削，予復何顏再生于斯世！今與日人約：二十年后必須還我河山，否則予將哭訴秦庭求報復也！……”[46]“以后我要奮斗，要為國家而奮斗。”[47]他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隨著抗戰的爆發而加深了。他表示，“匈奴未滅，家于何有，我們這些負有抗戰建國重任的男兒，終于是不能在這窮鄉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復一點，布置稍稍就緒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厲，重上戰場去盡我們的天職。”[48]

　　（三）家恨

　　“須知國破家何在，豈有舟沉櫓獨浮？”[49]對于日本侵華的暴行，郁達夫有著切身之痛。1937年11月，日軍攻陷富陽縣城，他的母親陸氏因不肯離開家鄉，拒絕為日軍做苦役，躲入鸛山，于12月31日受凍餓死。因故鄉已陷入敵人的鐵蹄下，他只好在福州光祿坊劉宅景屏軒寓所設靈堂祭奠。他親手寫了一副對聯：“無母何依”“此仇必報”，表達了內心的悲痛和對侵略者的憎恨。1939 年11月23日，郁達夫的長兄郁曼陀，因擔任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長時，嚴懲賣國漢奸，在上海寓所門前遭到槍殺。郁達夫得悉噩耗后，寫了《悼胞兄曼陀》一文，表示“死者的遺志，卻總要我們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總賬！” 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使他相繼失去兩位至親，他化悲痛為力量，把故鄉殉國的老母、孤島殉職的胞兄，當做自己的表率和精神上的指導者，為國、為家復仇的意志變得更加堅強。

　　（四）排遣感情紛擾

　　郁達夫的南來與其家庭變故有很大關系。然而，到了新加坡以后，出現裂痕的夫妻關系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加惡化，兩人最終協議離婚。1940年8月，王映霞離開新加坡只身返國。在新加坡成為危城之時，郁達夫將郁飛托人送回國內，自己繼續留在南洋。妻離子散的哀傷，感情上的痛苦，使他無法釋懷，他在宣傳抗日救亡的時代大潮中尋求到了解脫。

　　郁達夫的轉變是巨大的，也是自然的。“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于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范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50]個人情感屈服于民族情感，小我讓位于大我，郁達夫在面對外來入侵時作出的自覺選擇，體現了一個文人的民族大義和氣節。

　　郁達夫在政論中呈現出的對日本侵略者的憎惡和仇恨，對貪官污吏、無恥漢奸以及附逆文人的憤慨和斥責，對宣傳抗戰的無比熱情與堅信抗戰必勝的信心，這一切都表明，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始終是站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正義的立場上，高揚著反對分裂，反對磨擦、反對妥協的旗幟，彰顯了他偉大的人格與文品。

注釋：

[1] 郁達夫：《關于溝通文化的信件》。

[2] 郁達夫：《接編<文藝>》。

[3] 郁達夫：《歡迎美國記者團》。

[4] 郁達夫：《抗戰兩年來的軍事》。

[5] 郁達夫：《傀儡登臺以后的敵我情勢》。

[6] 郁達夫：《傀儡登臺以后的敵我情勢》。

[7] 郁達夫：《敵人的文化侵略》。

[8] 郁達夫：《抗戰中的教育》。

[9] 郁達夫：《侵略者的剿滅文化》。

[10] 郁達夫：《倭敵已在想絕計了》。

[11] 郁達夫：《歡迎美國記者團》。

[12] 郁達夫：《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

[13] 郁達夫：《紀念“九一八”》。

[14] 郁達夫：《遠東情勢變化的預測》。

[15] 郁達夫：《估敵》。

[16] 郁達夫：《田中奏折和近衛國策》。

[17] 郁達夫：《“八一三”抗戰紀念前夕》。

[18] 郁達夫：《錯綜的歐局》。

[19] 郁達夫：《華中大捷月色當戰役》。

[20] 郁達夫：《英國實際上已是我們的盟友》。

[21] 郁達夫：《抗戰現階段的諸問題》。

[22] 郁達夫：《滇緬路重開與我抗建的步驟》。

[23] 郁達夫：《美倭商約廢止期屆以后》。

[24] 郁達夫：《“九一八”九周年》。

[25] 郁達夫：《美派軍事代表團來華的意義》。

[26] 郁達夫：《廿九年雙十節的前夕》。

[27] 郁達夫：《滇緬路重開與我抗建的步驟》。

[28] 郁達夫：《估敵》。

[29] 郁達夫：《今年的“三二九”紀念日》。

[30] 郁達夫：《今年的“三二九”紀念日》。

[31] 郁達夫：《政治與軍事》。

[32] 郁達夫：《“文人”》。

[33] 郁達夫：《戰時文作品的題材與形式等》。

[34] 郁達夫：《倫敦<默叩利>志的停刊》。

[35] 引自郁達夫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日記。

[36] 郁達夫：《高樓小說·說預言》。

[37] 郁達夫：《<晨星>的今后》。

[38] 郁達夫：《<繁星>的今后》。

[39] 王安憶：《啟蒙時代》。

[40]《郁達夫海外文集》，三聯書店，1990年12月，第709頁。

[41] 郁達夫：《必勝的信念》。

[42] 引自郁達夫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日記。

[43] 郁達夫：《高樓小說·說我的做了官》。

[44] 郁達夫：《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45] 引自郁達夫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記。

[46] 引自郁達夫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日記。

[47] 引自郁達夫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記。

[48] 郁達夫：《國與家》。

[49] 郁達夫：《<秋興>四首》。

[50] 郁達夫：《悼胞兄曼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