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現代“龍學”的萌芽期

　　“龍學”界把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看成是現代“龍學”誕生的標記，但是對于這個《札記》產生前前后后的故事，探索者不多，我們在研究百年“龍學”的時候，不能只著錄成功者的花環，也應該著錄失敗者的眼淚。我們細究現代“龍學”產生、發展的路徑，發現它也像其他事物發展一樣，一路走來，經歷了前赴后繼的歷史。知道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是他在北京大學教書期間的講義稿，但是對于這份講義最初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學界沒有形成共識，只籠統的說是“黃侃1914至1919年任教北大時的講義。”我也只能把資料擺在這里，讓大家自己判斷。

　　（一）黃侃講《文心雕龍》的時間問題

　　羅家倫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說：

　　我和孟真是民國六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認識的。他經過三年標準很高的北大預科的訓練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國學問的基礎很好，而且瀏覽英文的能力很強。這是一件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條件。我是從上海直接考進文科本科的學生，當時讀的是外國文學，和他的中國文學雖然隔系，可是我們兩人在學問方面都有貪多務得的壞習慣，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選科，弄到同班的功課很多，就在哲學系方面，也同過三樣功課的班。……就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是要舉發這些錯誤，學生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處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于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這是由學生們自己發覺的，并且似乎要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詰之風，于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那時學生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擔負這個責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起來了，分擔的人回答的頭頭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聲不發，學生們也一聲不發，一鞠躬魚貫退出。到了適當的時侯，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這件事可以表示一點當時的學風。我那年不曾選這樣功課，可是我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退出來以后個個大笑，我也幫了大笑（1） 。

　　同一件事，傅斯年也曾經親口對王利器說：

　　當年我在北大念書時，聽朱蓬仙講《文心雕龍》（爾時，我不知道朱蓬仙是何許人，又不好意思問，后來，我買到了他用王漠所刻《漢魏叢書》本《論衡》，校以硤石蔣氏所藏元至元本，從他的跋語，才知道朱蓬仙即朱宗萊）。大家不滿意，有些地方講錯了，有些地方講不到。我和羅家倫、顧頡剛等同學商量，準備向蔡孑民校長上書，請求撤換朱蓬仙。于是我們就上書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長必然要清問此事，我們得準備準備。果然，沒兩天，蔡校長把我們找去了，聽取大家意見。我們就分別把準備好的問題，一一申說。蔡校長聽了之后，向我們說：“你們回去，此事學校會妥善安排的。”不久，這個課就由黃季剛先生來擔任。又不久，五四運動開始了。章門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2） 。

　　以上兩段文字說明給傅斯年等人講《文心雕龍》的最初是朱蓬仙先生，但是因講義和言論有低級錯誤，被學生趕下講臺，繼之者為黃侃。

　　其中提到了幾個當事人物：蔡元培、朱蓬仙、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黃侃。通過這幾個人物，我們可以考訂出黃侃給傅斯年等人講授《文心雕龍》的時間上限是1917年的下學期。因為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任職令公布的當天，蔡元培就聘任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具體開始工作是1917年1月份；羅家倫考入本科的時間是1917年夏天。顧頡剛和傅斯年都是1916年夏天由預科升入本科，又考慮到羅家倫是外國文學門，顧頡剛是哲學門，傅斯年是中國文學門，因為跨學科聽課混得如此熟悉，當不會是羅家倫入學的第一個學期之初。因為羅家倫是從外地考入的，熟悉北大學風需有一段時間，因此最上限應該是1917年底發生了把朱蓬仙趕下“龍學”講臺事件。

　　《黃侃年譜》1917年度說：

　　徐復《黃補文心雕龍隱秀篇箋注》云：“民國六年，黃先生主講北大文科，始補撰《隱秀篇》全文，聞之同門海寧孫鷹若先生云：八年三月（1919年3月）載北京大學《國故》第一期。” （3）

　　這條資料的價值應該有折扣，因為徐復不是黃侃在北大的學生，而是在金陵大學的學生，“民國六年”之謂是聽來的。但是考慮到這篇補文首次刊于《國故》1919年第一期，（1925年又刊于《華國月刊》第三期），可知這篇文章當是黃侃講授《文心雕龍》課的產物。但是“民國六年”黃侃再次公開研究《文心雕龍》，并寫出部分講義稿，在《錢玄同日記》里，還真能找到證據：《錢玄同日記》1917年1月3日記：“……季剛所編《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余從沈尹默處借觀，覺其無甚精采，且立說過于陳舊……”，這說明蔡元培主政北大的第一個月初，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就早在教師之間已經傳播開來。這又使我們產生一個想法：在給傅斯年、顧頡剛他們開講《文心雕龍》之前，是否已經在其他年級開講《文心雕龍》？1917年的下學期，傅斯年、顧頡剛已經是二年級了。羅家倫1917年夏季升入北大文科外國文學門，他又是親歷者，這個時間問題是釘釘卯卯的事，不好更改。而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部分篇章又出現在《錢玄同日記》的1917年1月3日里，這也是釘釘卯卯的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了黃侃、劉師培二人1917年在北京大學攜手共講中國文學課，在當時的中國文學門中，一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六小時，黃侃、劉師培各授三小時；二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七小時，黃侃四小時，劉師培三小時（4）。這記錄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事，因為劉師培是1917年夏天進入北大。

　　《錢玄同日記》1917年2月1日記：

　　午后二時許皆蓬仙同訪尹默，知蔡（元培）、陳（獨秀）欲以分科一年級文學（舊稱“詞章學”）請蓬仙擔任，以減少其預科時間。文學教授之法，擬與文學史相聯絡，如文學史講姬旦孔丘時代之文學則文學既講經典。文學史擬分時代，各請專家講授，不專屬之一人。現在欲請逷先擔任三代秦漢文學史，即請蓬仙擔任三代秦漢之文學。吾謂此法甚通。前此因“詞章學”之名費解，故擔任者皆各以意授學生，實無從受益也。四時傾，皆蓬仙同至大學，訪孑民、獨秀。

　　這1917年2月1日，正是春節后的正月初十，安排的是春節后的課程。而此時的一年級正是傅斯年、顧頡剛的年級，1917年下半年進入二年級的上學期，這“文學”課，舊稱“詞章學”。但是朱蓬仙上學期擔任的“三代秦漢之文學”涉及不到《文心雕龍》，如果順延，下學期必定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但是由于1917年下半年一、二年級的文學課，由于劉師培的加入，1917年11月29日的《北京大學日刊》明文記載，一、二年級的文學課是黃侃和劉師培交叉講授，不見朱蓬仙了。這當是11月29日之前，朱蓬仙就被趕下臺了。如果我們這樣考證算是接近史實，再考慮到羅家倫是親歷者，朱蓬仙被趕下講臺的時間，就應該是1917年下半年的后期了。

　　但是上面摘錄傅斯年與王利器的談話內容中，還有一條信息，這就是“不久，這個課就由黃季剛先生來擔任。又不久，五四運動開始了。章門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這條資料又似乎促使我們考慮，事件似乎應該發生在1918年的下半年。1918年下半年黃侃擔任的是新入校的新生一年級課程：“文，三時；詩，二時”。這個課程表刊登在1918年9月26日《北京大學日刊》（213號）上。這里黃侃給新入校的一年級講的“文”內容是否是《文心雕龍》？“詩”是否是《詩品》不好確定了。但知黃侃在北大不僅有《文心雕龍札記》講義，也有《詩品講疏》講義是不爭的事實。

　　這里還有比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更早的學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聽黃侃講《文心雕龍》的事情。這就是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自序》：

　　曩歲游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余篇，精義妙旨，啟發無遺。

　　這說明范文瀾也親自聽黃侃講授《文心雕龍》，而且是頂著“詞章學”的帽子。范文瀾的同學金毓黼《靜晤室日記》1943年3月10日日記中說：

　　向李君長之假得《文心雕龍》范注一冊。《文心雕龍》注本有四，一為黃叔琳注，二為李詳補注，三為先師黃季剛先生札記，四為同門范文瀾注。四者余有其三。黃先生《札記》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則棄不取，以非精心結撰也；厥后中大《文藝叢刊》乃取棄稿付印，然以先生謝世，缺已過半（5） 。

　　張之強在《讀〈文心雕龍札記·章句〉》說：

　　《文心雕龍札記》一書的成書時間是在1913——1918年之間。此外還有一個有力的佐證：鐘歆在1921年印行了一本《詞言通釋》（6），他在后記中說：“仆昔游京師，從黃先生季剛學，略通音訓，命纂《詞言通釋》，于丙辰冬草創初畢。”他這本書是完全依據黃先生《章句篇》札記第九節“詞言通釋”而作的。他只是為黃先生的結論添補例證，其書《敘》、《附言》都是一字不易的抄錄黃先生的。他的書已經明言“丙辰（即1916年）冬草創初畢”，那么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一書，起碼是《章句篇》的札記的寫作時間一定是在1916年前（7）。

　　根據上面這段資料，再結合1917年1月3日《錢玄同日記》從沈尹默處借觀季剛所編《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看，結合鐘歆《詞言通釋》的《敘》《附言》言及的《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可知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散篇在1917年前已經在師生之間傳開，是釘釘卯卯的史實了。前面錄用資料中范文瀾、金毓黼都談到聽黃侃講《文心雕龍》是不容懷疑的。范文瀾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年后升入本科國文門。金毓黼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金毓黼《靜晤室日記》：“先師黃季剛先生曾于戊辰歲首寫《金縷曲》一首貽余……余授業于先生之門凡二年，時為民國三年秋至五年夏，肄業北京大學文科之傾。及十六年秋先生來沈，膺東北大學之聘。翌年春去沈，轉就南京中央大學之聘。所謂戊辰元日，即十七年舊歷正月初一日也。當先生在沈，余自長春來謁，旋即別去。”（8）金毓黼《靜晤室日記》1927年11月7日載：“不見季剛師已十一年矣，今日往謁東北大學，相見之下歡若平生……先生言尚有一札，昨日發出當已郵到，又留余至其寓舍午餐，談至二時許始辭去。”（9）20日金毓黼再次拜謁黃季剛，并賦詩記之。我似乎感到金毓黼了解黃侃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札記》的內情。金毓黼與黃侃數次見面，必定談到出版不久的《文心雕龍札記》。說自己“黃先生《札記》只缺末四篇”，似乎《札記》之謂不是指1927年7月已經出版的《文心雕龍札記》，而是講義稿的末四篇，給人以《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講義稿他手頭只缺最后四篇之感。我們還可以根據金毓黼1927年《靜晤室日記》得知，黃侃逝世后中央大學《文藝叢刊》印行的《原道》以下十一篇，是組織出版《神思》以下二十篇舍棄的稿子。這似乎又與潘重規臺灣文史哲1973年6月本《文心雕龍札記》跋語“先師平生不輕著書，門人堅請刊布，惟取《神思》以下二十篇畀之”相印證。二十篇《札記》，“以非精心結撰也”，是“門人堅請刊布”的產物。這樣推理，又似乎與范文瀾：“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余篇”相矛盾。史料相互抵觸，令我們難以正確判斷。但是，范文瀾是1917年夏季畢業生，黃侃繼續在北大講文學概論，并以《文心雕龍》為教材，這是1917年升入中文本科的趙亮功親自經歷的。加之學生聽課，打破學科界墻，沒有年級限制，隨便選科。章太炎在日本《民報》館內講授《文心雕龍》雖然時間短，僅用五次就把《文心雕龍》五十篇講完了，黃侃在北大法定開設的課程中必定將全書講授完畢，我們可以從他以單篇刊布的“龍學”文章和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札記》，連題目都效法章太炎稱之為“札記”可以斷定，他也一定效法其章師講完全書，只是他的講義按篇發散，又加本人不善保存，一致散失，至今難以覓全罷了（當然，這也只是揣測而已）。

　　通過以上資料辨析，我們可以斷定，黃侃在北京大學既給1916年畢業的金毓黼班講《文心雕龍》，也給1917年畢業的范文瀾班講《文心雕龍》，也給1919年畢業的傅斯年班講《文心雕龍》，也給1920年畢業的趙亮功班講《文心雕龍》（忽略跨年級、跨學科聽課）。如果我的這個考訂接近史實的話，那么李平教授說：“在黃侃到來之前，北大已開設《文心雕龍》課，黃侃是代替別人講授《文心雕龍》的。（文民按：以下引用了前面我提到的傅斯年與王利器講的撤換朱蓬仙的事）”（10）。李教授的這個說法有兩點可以提出來商討：第一，黃侃是1914年入北大，朱蓬仙是1915年入北大，黃在前，朱在后。第二，前面提供的資料證明，撤換朱蓬仙的事，發生在蔡元培主政時期，即1917年1月以后，而在1917年1月3日，錢玄同就從沈尹默處拿到了《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的講義。這似乎可以說，黃侃在接替朱蓬仙之前已經開設了《文心雕龍》課。

　　（二）《文心雕龍札記》是什么課程名稱下的講義

　　范文瀾說：

　　曩歲游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

　　趙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一書對1917年暑假以后的教師教學分工有一個記述：

　　當時中文系教授有劉申叔（師培）先生講授中古文學史，黃季剛先生教文學概論，黃晦聞（節）先生教詩，吳瞿安（梅）先生教詞曲，皆是一時之選。其次如錢玄同先生教文字學亦頗負盛名，在教學上較差的是朱逷先和周作人兩先生了。茲將這幾位教授教學的情形及其逸事分數如下：……黃季剛先生教文學概論以《文心雕龍》為教本，著有《文心雕龍札記》。他抨擊白話文不遺余力，每次上課必定對白話文痛罵一番，然后才開始講課。五十分鐘上課時間，大約有三十分鐘要用在罵白話文上面。他罵的對象為胡適之、沈尹默、錢玄同幾位先生。……他罵錢尤其刻毒。……但是黃先生除了罵人外，講起課來深具吸引力（11）。

　　安徽師大李平教授在《論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一文說：

　　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的課程名稱是‘文章作法’，并非中國文學史，所以黃侃主要講授《文心雕龍》創作論的20篇。（12）

　　栗永清先生在《學科史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從黃侃在北京大學開設的課程說起》一文下，第二個小標題《〈文心雕龍札記〉是哪門課程的講義？》，栗永清說：

　　1917年之后，黃侃并未開設“詞章學”課程，而這個黃侃進入北京大學就開設的、范文瀾也提到的“詞章學”并非一個泛稱，而實實在在的是“國家規定課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中規定文學門下國文學類所設科目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解字及音韻學、爾雅學、詞章學、中國文學史、中國史……”，“詞章學”赫然在列。……由以上考證可以發見，《文心雕龍》在進入大學課堂時是頂著“詞章學”的“帽子”的，雖然黃侃對《文心雕龍》、古代文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詞章學”的定位卻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將黃侃講授《文心雕龍》作為‘古代文論’學科開始的判斷。”（13）

　　栗永清在他大作的第三個標題《從“中國文學概論”到“文學品評”》下說：

　　如果說黃侃以《文心雕龍札記》講授“中國文學概論”尚屬推論的話，那么南開大學“文論”課的出現，則無疑是“古代文論”學科自覺的一個重要標志。（14）

　　范文瀾先生說的“詞章之學”，我們從1917年2月1日《錢玄同日記》可以知道，1917年以后的“文學”課，就是“舊稱詞章學”。“前此因‘詞章學’之名費解，故擔任者皆各以意教授學生，實無從受益者。”1913年教育部規定的大學課程中，“文學門”下，所含范圍很廣，“詞章學”是其子目之一。我們還從1917年2月1日《錢玄同日記》看到，蔡元培到北大之后，與陳獨秀及部分教師醞釀對北大的學制、課程、教師授課用的語言等進行改革。特別是除了外語課，其他文科一律用漢語授課。其中就有“文學概論”。到1917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學日刊》（第15號）刊登的《改定文科課程會議記事（第二次、第三次會議決案）》，以及12月9日、10日（第21、22號）刊登的《文科改定課程會議決議案修正》，規定“文學概論”為必修課，并且把“文學概論”排在中國文學門國文學類課程的第一位。因此1917年夏季升入中文本科的趙亮功說：“黃季剛先生教文學概論以《文心雕龍》為教本”的說法是對的，范文瀾從黃季剛“治詞章之學”也是對的，二者并不矛盾。這些看似矛盾的事，使得諸多朋友不解的原因是忽視了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的課程改革。李平教授所言“文章作法”之謂，我曾在《黃叔琳與中國古典“龍學”的終結》一文中襲用，但又總覺得不像一門課程名稱。在自己沒有研究明白之前，只得采用了李先生的提法。

　　栗永清先生的文章由于一直囿于“詞章學”的限制，進入了糊涂盆，只得強調“詞章學”，甚至把黃侃所講的“詞章學”與“古代文論”推入了矛盾中。雖然把蔡元培和陳獨秀入主北大進行的課程改革納入研究范圍，因為沒有參考1917年2月1日《錢玄同日記》，也沒有參考當時聽課者趙亮功提供的資料，如果看到的話，這個矛盾就會迎刃而解。而要說“文學概論”的課程，在1913—1917年還以“詞章學”的帽子處在模糊期的話，“文學概論”這門課，在1917年末就已經明確下來了。栗永清先生說“南開大學‘文論’課的出現，則無疑是‘古代文論’學科自覺的一個重要標志”，我感到是不妥的，以后的范圍不局限于《文心雕龍》，只能說是發展和完善。1917年12月份幾期《北京大學日刊》公布的課程會議決議案和決議修正，已經明確將“文學概論”列在國文門文學類的首位，這就應該看成是一個自覺的重要標志，因為已經走出模糊期進入了明朗化。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詞章學”之謂，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學之前，包括清代，學術界對“文學類”內容的籠統稱謂。因為我們見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也是用“詞章”。張之洞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張之洞說的這個“詞章”顯然是指文學類內容。張岱年先生在2002年12月，為中華書局“國學入門叢書”寫的序言中說：“清代學者論學術，將學分為三類：一為義理之學，二為考據之學，三為詞章之學。義理之學即哲學，考據之學即史學，詞章之學即文學。這是舉其大略，詳言之，詞章之學包括文藝學、文字學、修辭學等。”張岱年先生的這個說法是延續了桐城派的分法。這個“清代學者”之謂，顯然是指桐城派學者。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15）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屬于桐城派的三大鼻祖之一。曾國藩又進一步分之為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者也，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16）曾國藩的劃分對應孔門學科劃分并與今人之劃分相聯系，使得詞章之學明確為“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至此，我們就可以明確地說，民國初年到清代的“詞章學”，就是涵蓋現在的文學學科內容。（嚴格說，曾國藩也屬于桐城派）

　　（三）成功者的花環和失敗者的眼淚

　　黃侃在北京大學授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在當時的學生評論和日后學界的評判，都可以證明。

　　1915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學的馮友蘭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話，可以證明黃侃的成功和北大學風。馮友蘭說：

　　現在要說的是，北大當時的學生，在學習上是自由極了。本系功課表上的課，學生不愛上就不上；學生要上哪一課，只須在上課時到課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與北大毫無關系的人，也可以進去聽講。在上課之前，有一個人站在課堂門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講稿，當時稱為講義，進來一個人，就發給他一份，從來不問他是誰。往往有不應該上這個課的人先到，把講義都拿完了；應該上這個課的人來了倒得不到講義。可是從來也沒有因此發生過爭執，后來的人只怨自家來得太晚。當時北大中國文學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黃侃。他上課的時候，聽講的人最多，我也常去聽講，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從前連名字都不知道。黃侃善于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邊的聽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稱為“黃調”。在當時宿舍中，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17）。

　　這說明黃侃雖然在“五四”以后，離開了北大，但是在北大期間他的授課是很受歡迎的。馮友蘭的話，可以看成是學生給他的花環。他離開北大是因為他反對新文化運動，自感與北大學風不適應，這就是傅斯年說的“又不久，五四運動開始了。章門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這個“大多”說的很有分寸。章門弟子錢玄同就留下來了，因為他提倡白話文，支持新文化運動。

　　從史料來看，羅家倫考入北大的1917年之前，黃侃就在此講《文心雕龍》，而且名聲大噪，而又何故使得朱蓬仙也開講《文心雕龍》課呢？卻偏偏給“學術黑老大”傅斯年班講呢？（18）由于資料問題，這個謎不好破。但是朱蓬仙在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日刊》（第10號）公布的《專任教員題名》中，列為“文科預科教授”，已經不在中文本科授課了。

　　朱蓬仙與錢玄同來往比較密切，時常出現在《錢玄同日記》里。我估計朱蓬仙在1917年底被學生趕下大學講堂之后，就專任文科預科教授，教授文字學。這在《錢玄同日記》里也可以看得出來的。《錢玄同日記》1918年1月28日記載：“與蓬仙談語言得音之源。……”，3月4日《日記》記載：“蓬仙示我以小學講義，對于章君之說而小變之，謂建類言形、一首言音、同意相受為義……”，這說明此時的朱蓬仙已到預科改教文字學了（19）。而這位被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人趕下臺的朱蓬仙是怎樣的教授呢？他的名字曾經出現在本文前面章太炎講《文心雕龍札記》的記錄者中。

　　朱蓬仙（1981—1919）名宗萊，字蓬仙，浙江海寧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學，一年后，因父病回國，父親病逝后，曾在安瀾學堂教文史課。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祝學豫等人組建“海寧州教育會”，籌建“海寧州中學堂”、“正蒙女子學堂”，創辦了海寧州圖書館。同年（1904年）復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習文科。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出獄后，在日本創辦國學講習班，朱蓬仙前往聽講（20），并在此加入同盟會。民國初年任浙江省立二中國文教師；1915年受張宗祥（時任教育部視學）之邀，執教于北京大學。1919年秋天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時年39歲。死后蕭條，沒錢安葬。據1919年9月25日《北京大學日刊》記載的蔡元培撰寫的《為朱宗萊教授募賻金啟示》（21），得知蔡元培、劉復、劉文典、朱希祖、錢玄同、馬寅初、沈兼士、馬敘倫、沈尹默等20位北大著名教授聯名啟示發起募捐，以安葬朱蓬仙。我們可以想象，他是含淚而去。

　　朱蓬仙先生的著述計有：《蟄廬讀書記》《逸史徂》《說文敘補注》《文字學形義篇》《轉注釋例》等。其遺稿《文學述誼正名篇》由友人朱宇蒼組織刊印問世。另校有《鹽鐵論》《論衡》《意林》未行刊印（22）。而他的這些著作，是否傳世，現在的人知之者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