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現代“龍學”的誕生期

　　我們從現在已經出版的有關于《文心雕龍》研究的論著索引來看，民國之前，在報刊上發表研究《文心雕龍》之文章的是李詳，而李詳的文章都是對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的補正，從研究套路來看，沒有跳出黃叔琳的思路，從學術理路上說，仍然屬于古典“龍學”，而真正開創新思路的是黃侃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課時，撰寫的講義稿《文心雕龍札記》。

　　（一）黃侃及其《文心雕龍札記》

　　1、黃侃其人

　　黃侃，字季剛，湖北蘄春青石嶺大樟樹人。原名喬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號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10月8日病逝于南京，年僅49歲。黃侃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并拜章太炎為師。1910年回國從事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因宋教仁命案的刺激，逐漸遠離了政治。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中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山西大學、東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高等院校，講授經學、史學、文學等課程。在北京大學期間，主要開設中國文學概論（初稱詞章學）、中國文學史、文字學等。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多有創見，自成一家。晚年主要從事訓詁學之研究。黃侃著作甚豐，其重要著述有《黃季剛詩文抄》《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札記》《日知錄校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數十種。現中華書局有《黃侃文集》出版面世。黃侃先生算得上一位有很高學術成就的革命家。

　　2、《文心雕龍札記》的散篇

　　講義稿《文心雕龍札記》的散篇，從1919年開始發表，其每一篇的名字大都是冠名《文心雕龍札記》ⅩⅩ篇。今將發表的論文題目及刊物名稱移錄如下：

　　（1）李平教授的統計（1）：

　　《補文心雕龍隱秀篇》，1919年，北京大學《國故》第一期；
　　《文心雕龍夸飾篇簡評》，1919年，北京《新中國》（2）一卷二號；
　　《文心雕龍附會篇簡評》，1919年，北京《新中國》一卷三至四號；
　　《題詞及略例》、《原道》，1925年，《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五冊；
　　《征圣》、《宗經》、《正緯》，1925年，《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六冊；
　　《辨騷》、《明詩》，1925年，《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十冊；
　　《樂府》，1926年，《華國》月刊第三期第一冊；
　　《詮賦》、《頌贊》，1926年，《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三冊。

　　（2）筆者本人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期刊資料匯編——文心雕龍學》收錄黃侃發表的“龍學”文章題目移錄如下：

　　《文心雕龍札記夸飾篇評》，1919年《大公報》夏歷己未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六月初一日（星期六）、六月初二日（星期日）、六月初三日（星期一）四天連載。
　　《文心雕龍附會篇評》，1919年《大公報》夏歷己未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二十八日（星期五）兩天連載。
　　《補文心雕龍隱秀篇并序》，《華國月刊》（3），1925年第一卷第三期；
　　《文心雕龍札記·〈題詞及略例〉、〈原道第一〉》，《華國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五期；
　　《文心雕龍札記·〈征圣第二〉、〈宗經第三〉〈正緯第四〉》，《華國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六期）；
　　《文心雕龍札記·〈辨騷第五〉、〈明詩第六〉》，《華國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十期；
　　《文心雕龍札記·〈樂府第七〉》，《華國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一期；
　　《文心雕龍札記·〈詮賦第八〉、〈頌贊第九〉》，《華國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三期。

　　從我與李平教授的統計來看，同一文章有重復刊載現象，這個不足為奇。但是我與李平教授統計的重復部分，特別是在《華國月刊》的文章，李平教授統計的題目不全。據我親自檢索《華國月刊》發表的黃侃“龍學”文章，除了《補文心雕龍隱秀篇》外，其它都是在冠名《文心雕龍札記》下的ⅩⅩ篇，文章名稱是同一的。而李平教授：“零星發表的文章名稱各異，并非都以‘札記’一名冠之”（4）的說法，我估計不是自己親自從《華國月刊》上錄下來的，可見二手資料下的結論是有風險的。

　　《文心雕龍札記》的《題辭及略例》發表于1925年，我們從中看到，黃侃針對的是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本，主要參考的是李詳的《黃注補正》和孫怡讓的《札迻》。黃侃批評了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其書大抵成于賓客之手，故紕繆弘多，所引書往往為今世所無，輾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此是大病。”對此我曾針對范文瀾襲錄黃侃此話給予辯駁：

　　“今觀注本，紕繆弘多，所引書往往為今世所無”，這個問題，責任不在黃叔琳及其參與者，而在后世文獻流失所致。至于引書不注出處，這是古人通病，既是民國時期一些舊儒遺老仍然犯此毛病，包括楊明照等人，甚至刪句連排，不加刪節號。“今觀注本，紕繆弘多”，當是可以商榷，因為沒有瑕疵的著作幾乎難找。但是因此，認為“顯系淺人所為”，此話過于盲目，據筆者考證參與者沒有一個是淺人，甚至個個是鴻儒，至少是進士或者舉人，可說是飽學之士（5）。

　　從現代人的著述來看，引書皆注明出處，這是時代的問題。黃侃既然指出黃叔琳的不足，在他的“龍學”著作中，應該自然明確標出引書出處，這些也是我把黃侃的“龍學”著作列為現代“龍學”的條件之一。但是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章句篇》在當時的錢玄同看來水平不高，也或許是俗語所說的“行見行沒處藏”罷。1917年1月3日《錢玄同日記》：

　　季剛所編《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余從沈尹默處借觀，覺其無甚精采，且立說過于陳舊，不但《馬氏文通》分句、讀、頓為三之說，彼不謂然，即自來句讀之說亦所不取，謂句讀一義二名，皆原于“ヽ”字，故不可析而為二。此說已不免膠柱鼓瑟。又謂句讀有系于文義與系于音節之異，故如《關睢》首章，論文義止二句，而毛公以為四句，據此以為句讀不分之證。吾謂句讀之學本非中國古人所知，偽毛亨以《關睢》首章為四句，本不足譏，今仍引此等陳腐之論，以圖打消句讀有分之說，不亦異乎！（黃君此說，與胡適之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6）直不可同年而語。）（7）

　　黃侃與錢玄同皆為章門弟子，且早在日本就已經訂交。回國后，同任教于北京大學。但是，在學術上，黃侃日趨保守，錢玄同日趨激進，特別是對待白話文的問題上，時常看到他們在課堂上，或在報刊上，隔空對罵，黃侃的言辭更為刻薄。錢玄同認為黃侃《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立說過于陳舊”，是“陳腐之論”，有“膠柱鼓瑟”之嫌，也不無道理。不過，黃侃說的“句讀有系于文義與系于音節之異”應該是事實。但是，黃、錢二人都是我國大師級文字學家，一個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漢語語法問題，一個囿于傳統訓詁，我們不妨暫且看做學派之爭，其他不敢臧否一詞。錢玄同的評論，是我們迄今看到的最早對黃侃《札記》單篇作出評論的文字，顯得彌足珍貴，不可忽略，因而記錄如上。

　　3、結集出版的《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散篇講義稿成書的時候已經是1927年了，而且僅是結集了《神思》以下的二十篇。1935年10月8日黃侃去世，一年后，中央大學《文藝叢刊》出版紀念專號，印行了《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據金毓黼說：這十一篇《札記》稿，是組織印行二十篇《札記》時，舍棄了的稿子（8）。1947年四川大學學生集資印行了三十一篇線裝本。其后，各種版本不斷出現，各家多有差別。但是，可歸納為臺灣文史哲出版社系統和大陸中華書局系統（9）。對于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結集出版以來，引起轟動，并看成是現代“龍學”誕生的標志，對此我是同意的、贊成的。但是，今天我卻在承認黃先生功績的同時，冒昧提一點不同看法：我同意金毓黼先生說的“非精心結撰”的看法。第一，體例不統一。總體來看，黃侃是：解題、注釋（注，包括考據）、校勘、例文、品評五合一。作為一部嚴肅的學術專著，應該每篇大都遵循以上原則，當然，校勘，根據自己的認識，有則校勘，無則不必強求。但是解題，應該是每篇都有的，然而，三十一篇中，《議對》《書記》《序志》三篇沒有題解；注釋也應該是每篇都有的，沒有注釋，學生不是每篇都能看得懂的。然而，三十一篇中，《情采》《熔裁》《章句》《麗辭》《事類》《附會》六篇沒有注釋。第二，無論作為講義，還是專著，每篇文字，應該大體整齊。然而，三十一篇中，篇幅有長有短，最短者如《情采》《熔裁》僅六七百字；最長者如《章句》篇，兩萬二千多字（連同引文在內）。當然《章句》篇內容，在清代以前屬于小學，細分可劃入訓詁學范疇。這訓詁學正是黃侃的長項，也許是原因之一，或許可以看成是與新文化派的論戰。不管怎樣解釋，也掩蓋不了黃侃的任性、放蕩。但是，瑕不掩瑜，我們應該看到：

　　黃侃在《札記》各篇的解題式的大論，是古典“龍學”所沒有的，在二百余條的注釋中雖然與黃叔琳相同，只標出詞條，沒有像弟子范《注》那樣加上序號，但是其注釋文字卻一改古典式的繁瑣而變為簡潔明了，并時有評論。其方式雖舊，但內涵卻不與清儒相同，在每篇之中附有例文，以為弟子助讀，這也應該是創新，說明他不再遵循清儒訓詁考據的老路子，而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解題、校勘、注釋、品評、例文五合一的新體例。在理論闡釋方面，看出劉勰“自然之道”乃老莊之道，而非儒家之道，不可與傳統儒家的“文以載道”說相混淆；他還看出劉勰在方法論上用的是“折中”法，這就從理論上和方法論上把握住了大節，大大地高出了他的前輩，就是紀昀這樣的大儒也被黃侃拋在身后。就這來說，誰也不好否認黃侃《札記》是走出傳統，邁向新時代的代表性“龍學”成果（10）。

　　（二）劉咸炘及其《文心雕龍闡說》

　　1、劉咸炘其人

　　劉咸炘，字鑒泉、別號宥齋，四川雙流人。從其曾祖父起，設館聚徒講學，數代辦教育，譽滿蜀中。其祖父劉沅，融匯儒釋道三家，創立槐軒學派。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9日，鑒泉先生出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五歲能屬文，九歲能自學，日覽書數十冊；稍長就學于家塾，習古文，讀四史，得章學誠《文史通義》而細研之，曉然于治學方法與著述體例，遂終身私淑章學誠。從此，每讀書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記零條，積久乃綜合為單篇論文，然后逐步歸類而集成專書。20歲前所讀的書，都有札記。自15歲，開始研讀《文心雕龍》，凡有心得，隨書筆錄，或作零星札記（11）。《文心雕龍闡說》就是這樣在此基礎上形成于1917年的。1918年，從兄劉咸俊創辦尚友書塾，鑒泉先生被任為塾師；執教十余年，后又與友人唐迪風、彭云生、蒙文通等創辦敬業書院，曾任哲學系主任；繼又被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聘為教授，樂群善誘，深受學生愛戴，1932年不幸病逝，享年36歲，聞者莫不痛惋。先生著述甚豐，2009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推出《推十書增補全本》，共計20冊。

　　2、《文心雕龍闡說》

　　劉咸炘的《文心雕龍闡說》，成書于1917年，這是劉咸炘自己的交代。他說：“丁巳撰此書時，于文章體宜系別，尚未了了。彼時方知放膽作札記也。庚申七月，因撰《文式》，復讀《雕龍》，取舊稿閱之，亦頗有可喜者。”（12）這“丁巳”年是1917年，時年劉咸炘21歲。據劉伯谷 朱炳先《文化巨著〈推十書〉的作者劉咸炘》一文介紹，劉咸炘“15歲時讀《文心雕龍》”，“初作札記零條”，“丁巳”年將讀《文心雕龍》的“札記零條”整理成《文心雕龍闡說》。“庚申七月”，是1920年7月。此時撰寫《文式》，“復讀《雕龍》，取舊稿閱之，亦頗有可喜者。”《文心雕龍闡說》寫成后，一直未有刊布，直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出版《推十書》（增補全本）時，才將其收在戊輯中。山東大學戚良德教授發現后，將其與黃淑琳《文心雕龍輯注》、紀評、李詳補注一起整理出版，成為黃注、紀評、李詳補注、劉咸炘闡說，形成一個新的讀本，推向社會，使得“龍學”界為之一震。

　　《文心雕龍闡說》規模不大，一萬五千字左右，但是，這是對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做出全面闡述和評論的第一部專著（僅有《奏啟》篇未有專門評論，但是在相鄰的《章表》篇有涉獵）。每篇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神思》《論說》篇）也不足千字，最少者，不足三十字。但是它的意義卻非同小可。戚良德教授在他輯校的黃注、紀評、李詳補注、劉咸炘闡說《文心雕龍》讀本末，附有一篇評論，名曰：《一部塵封百年的 “龍學”開山之作——評近世國學大師劉咸炘的〈文心雕龍闡說〉》，該文后來又發表在《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上。戚教授的評論文章，對劉咸炘的《闡說》做了很好的解讀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戚教授認為，與黃侃《札記》相比，首先，劉咸炘更重視文體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進行了空前深入系統的闡釋，即在今天，這些闡釋仍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劉咸炘認為，《文心雕龍》的文體論‘端緒秩然’，乃是中國文學文體論的系統之作，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劉咸炘特打抱不平說：“姚（鼐）、曾（國藩）諸人稍稍就所見唐、宋文字分立目錄，遂已為士林寶重，矜為特出，亦可慨矣哉！”（13）第二，戚教授認為，劉咸炘《文心雕龍闡說》“對《文心雕龍》創作論體系的把握和理解，不僅精深而獨特，發人所未發，而且極為準確地揭示了《文心雕龍》創作論理論體系的內在脈絡和意蘊，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14）第三，《文心雕龍闡說》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子書。戚教授認為，“這一認識可謂深得彥和之心！應該說，在近百年來的《文心雕龍》研究中，類似的認識并非絕無僅有，但并沒有引起大多數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而劉咸炘如此明確地指出后世把《文心雕龍》列為‘詩文評’一類，實際上并非劉勰之本意，可謂石破天驚之論。”（15）第四，劉咸炘對于“勢”的解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劉咸炘在《定勢》篇說：“情與氣乃勢之原，氣變成姿，各具無溷，彥和勘合剛柔，不必壯言慷慨，洵為卓論。”戚教授評論說：“短短數語，既抓住了本篇的要害，更是新見迭出。其一，‘情與氣乃勢之原’，既屬探本之論，亦為新見之一。……其二，所謂‘氣變成姿’，此乃新見之二，談‘勢’而引出‘姿’，這更是一個順理成章而容易理解的說法，卻不啻是劉氏的發明，道人所未道。……其三，所謂‘勘合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云云，乃是《定勢》的觀點，他贊之‘洵為卓論’，可以說抓住了劉勰討論定勢問題的核心。”（16）第五，劉勰文體論部分，首列《明詩》，劉咸炘在《明詩》篇評論說“論諸文體，而先詩，詩教為宗。”戚教授評論說：劉咸炘認為“劉勰首先論詩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純文學的感念，而是‘詩教為宗’。我們不能不說，這顯然更符合劉勰的基本思想和儒學觀念。……劉咸炘論《文心雕龍》沒有先入為主之見，特別是沒有現代文藝學的觀念羈絆，可能從劉勰思想實際出發而抓住根本和要害。”（17）

　　戚教授對劉咸炘《闡說》的解讀和評論我完全贊成。以我個人的認識，覺得再加上三點：第一，劉咸炘對《原道》篇的闡釋，也應該引起重視。他說：“以‘麗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為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天地也。斯說也，超乎后世之以空虛為道者矣。”劉咸炘對道的解讀，較之前人更明朗化，顯示了道的可知性。道家對道的描述太玄虛了，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論。劉咸炘還指出《原道》篇的時代烙印。他說：“彼時玄學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彥和之‘原道’，蓋標自然為宗也。”“標自然為宗”，雖然紀昀早于劉咸炘指出這一點，但是紀昀較之劉咸炘籠統的多。第二，劉咸炘《闡說》的獨立性，沒有先入為主之見，這表現在他沒有成為紀評的應聲蟲。如《征圣》篇，紀評：“此篇卻是裝點門面，推到究極，仍是宗經。”對此，劉咸炘反駁紀評說：“‘征圣’者，以圣言為準也。紀氏以為裝點門面，未識《征圣》、《宗經》二篇之異。”又如《史傳》篇，紀評曰：“彥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當行，此篇文句特煩，而約略依稀，無甚高論，特敷衍以足數耳。”劉咸炘反駁說：“紀氏謂此篇無甚高論，非也。此書論文，專主詞章，史、子特其旁及，只可略言大概。其述編年、紀傳得失，亦略備矣。其詮《國策》名體，本紀名義，后世多不知之矣。”再如《詔策》篇，紀評曰：“彥和之意，似以魏、晉為盛規，蓋習于當時之所尚。觀‘自斯以后’二語，其皆可知也。”劉咸炘反駁曰：“以文而論，魏、晉固極潤典之美。紀氏謂彥和囿于習尚，非也。”等等。

　　再一點就是劉咸炘《文心雕龍闡說》形成的時間，這是一個及其重要的關節點。所謂“關節”點，我是說，劉咸炘的《闡說》與黃侃的《札記》幾乎是同時形成，甚至還早于《札記》。劉咸炘15歲時，是1911年，此時黃侃尚未到北大教書，其意義更不尋常。他的不尋常，還顯示在，黃侃《札記》形成于人文薈萃的北京大學，而《闡說》誕生在相對封閉的成都。劉咸炘的《闡說》是主動闡釋，黃侃是應課程需要，被動解讀。黃侃曾留學東洋，劉咸炘一生未有走出四川。這一點戚教授也曾指出，以引起讀者注意。黃侃反對新文化運動，而劉咸炘贊成白話文。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對于同一問題，展開研讀，彼此認識，大致不凡。這使我想起了東方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535年——前475年），他們是同時代的人，分居世界兩地，彼此互無來往，但是對事物的運動性，卻有著相同的認識，這就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之著名論斷。這說明世界發展到一定的時候，人們的認識往往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戚良德教授談到劉咸炘《文心雕龍闡說》的歷史地位時把黃侃《札記》與劉咸炘《闡說》，看成是“近現代“龍學”開山之作的雙壁。”（18）

　　劉咸炘的《文心雕龍闡說》，雖然與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堪稱“近現代“龍學”開山之作的雙壁”。是雙壁，并不等于“無瑕”，黃侃《札記》尚且“非精心結撰”，而劉咸炘《闡說》，在其生前并未刊布，雖然在《程器》篇自稱《闡說》“頗有可喜者。但微義少，常談多；大義少，細論多耳。”這說明劉咸炘頗有自知之明。他的《闡說》畢竟是初次“放膽作札記”，就全書來說，沒有體例，沒有系統，沒有給予統籌全局關照，而是隨著讀書有感而發，給人以過于零碎之感。

　　（二）范文瀾及其《文心雕龍講疏》

　　1、范文瀾其人

　　范文瀾小名麒麟，字云臺、蕓臺、仲沄。筆名武波、武陂。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城內府山北、錦麟橋南側的黃花弄。紹興范家為書香門第。范文瀾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越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學中文門（后改稱國文門），1917年夏季畢業，為了生計，經叔父范壽銘介紹，給蔡元培作私人秘書。1918年初，到沈陽高等師范學校教書。暑假后，到河南汲縣省立中學任教。1922年夏季，受張伯苓之邀請，到天津南開中學任國文教員，同時，又在大學部兼課，講授預科及二年級國文（19）。從1924年起任大學部教授，講授文科二年級國文（必修課）（20）。1927年5月，范文瀾因參加革命活動而受到天津警備司令部追捕，遂逃到北京，從下半年開始，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還在北京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學校兼課。1933年出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1936年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1940年1月，到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名為馬列主義研究院，8月，馬列研究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范文瀾任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1946年離開延安，到晉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1948年8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并，成立華北大學，任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中國歷史研究室主任。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劃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三所，范文瀾任所長。

　　范文瀾于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天津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與黨失去聯系。1939年9月在河南工作期間，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范文瀾為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三屆政協全國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委員。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范文瀾的主要著述有：《文心雕龍講疏》《諸子略義》《水經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群經概論》《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十卷本《范文瀾全集》。

　　2、《文心雕龍講疏》

　　范文瀾的《文心雕龍講疏》出版于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書局出版發行。該書16開平裝本，繁體字，豎排版，印刷得比較精致。全書大約25萬字。但是，作為一部專著，頁碼排列很特別。全書總體結構分為上篇和下篇兩部分。正文前有《文心雕龍上篇提要》和《文心雕龍下篇提要》，具體仍然按照五篇一卷，其頁碼的排列，按照每一卷為一個單位，分卷則另行編碼。其內容多寡不一，例如第二卷頁碼是102頁，而第八卷僅30頁。

　　書前卷首有梁啟超先生1924年11月寫的序，次為作者1923年自己寫的序，又次為黃叔琳輯注本原序、《南史》劉勰本傳。再次為本書目錄。本書為范文瀾先生任教于南開大學時，為學生講《文心雕龍》時的講義稿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一部專著。本書是在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影響下的第一部“龍學”專著。范文瀾較之前輩學者，在形式上，最大的創新：第一，將《文心》原文每篇分段注釋，對原文需要注釋的詞句，加上序號，在分段相應序號下注釋。第二，按照劉勰原意，分為上篇和下篇，并各列出一個知識結構圖表，這兩點是“龍學”史上前無古人的創新，且影響深遠，后來的“龍學”家，多有效仿者。范文瀾自己在《自序》中說：“讀《文心》當知崇自然、貴通變二要義，雖謂全書精神也可。《講疏》中屢言之者，即以此故。”梁啟超在序言里評價范注說：“展卷誦讀知其征證詳核，考據精審，于訓詁義理，皆多所發明，薈萃通人之說，而折中之，使義無不明，句無不達，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學子，而實大有勛勞于舍人也。”“崇自然”“貴通變”這兩點，說明范文瀾抓住了《文心雕龍》的根本。范文瀾在自序中說：“今觀注本，紕繆弘多，所引書往往為今世所無，而不注其出處。”按理說，在指責往昔他人不足之后，自己應該避免。但是，范注卻重復前人已經犯過的毛病。

　　關于《文心雕龍講疏》為什么在天津新懋印書局出版的問題，蔡美彪在《舊國學傳人 新史學宗師——范文瀾與北大》一文中著錄：范文瀾曾對蔡美彪說：“那時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廠，掩護黨的地下活動。沒有東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龍講疏》稿子印了。”此書印數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當時《南開周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0月17日）刊登了壽昀《介紹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一文，該文指出：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國文學的人，誰不知道看《文心雕龍》，還用著我來介紹——說廢話！不過這部書雖然是有價值，然而沒有好注本。現在通行的黃注本，我實在不敢恭維：不但疏略，還有錯誤。我曾上過它好幾次的當；想讀過它的朋友也許有同感吧！以這樣有價值的名著，而得不到好的注本，是多么討厭的事！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也許是看到這步，所以費了一年多的功夫‘旁征博引’，仔仔細細地著成一部“講疏”，他這部書，我曾經讀過一遍，雖然不敢過于恭維，認為是‘盡美矣，又盡善矣！’但是敢負責人地說，這部書實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我們讀他這部書，旁的好處都不算，至少也可以減少好些翻書的麻煩，經濟了好些時間。所以朋友們，要是你們的意見同紀老先生一樣，以為“讀文心雕龍者不患不知此……”那我這話又算白說了；如若不然，那就虔誠的請你趕快買讀這——《文心雕龍講疏》（21）。

　　壽昀的這篇介紹文章，表面看來，好像一篇廣告詞，但是，細心讀來，卻也是一篇大實話。從另一角度看，范著《講疏》也有它自身的不足。

　　當范文瀾把自己大著寄給好友李笠指正的時候，李笠于1926年6月在《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2期發表了評論，李笠指出尚有兩大類工作需要完善：一、當增補者：1、應該增加歷代公私書目及史志著錄情況；2、應該補加劉勰年譜；3、應該交代劉勰其它著述；4、增加旁證；5、注重引書出處（范文瀾雖然指責往昔注本沒有指出引文出處，而他自己仍然重復這一毛病）；6、范注即需要增加，也需要削繁；也就是說，當注的尚有不少沒有注出，而已經注出的需要再簡明一些；7、校勘不精；8、尚有許多內容需要補充。二、第二方面的問題，主要是排版問題，此類責任主要是出版社的問題，當然，與范文瀾手稿要求不明也有關：1、正文與注疏文字沒有明顯區別；2、注疏自身之區別不明。認為：“注疏之性質，至少可分三類：（1）正注：數典及詮文之屬是也；（2）旁注：上述旁證及所引近人論文（如二卷六十頁錄章炳麟詩……）之屬是也；（3）附注：與劉書有關系之文學作品是也。”（22）李笠的評論，未有涉及范注對《文心雕龍》理論理解和闡釋，而只是從本書的體例方面直言品評，可謂知音。

　　兩年后，范文瀾在此基礎上，推出新版《文心雕龍注》，補充、增訂擴大了陣容，成為一部40多萬字的巨著，比起《講疏》來，注釋（包括附錄）字數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注釋條數和內容的增加。如《史傳》《諸子》兩篇，《講疏》各有40多條，而《注》又增至50多條。《神思》篇，《講疏》注釋24條，《注》增至32條。范注除了注釋詳贍外，另一特點是各篇注釋下，附錄了不少參考性文字，有的屬于彥和原文中提到的作品，與原文對照參看，甚是方便。此一特色，在《講疏》中已經出現，《文心雕龍注》更加增益。例如《正緯》篇，《講疏》僅錄劉師培《讖緯論》一篇，《注》則增加了徐養原《緯候不起于哀平辨》、劉師培《國學發微》（一節）等6篇。又如《序志》篇，《講疏》原錄應玚等4篇，《注》又增加了曹丕《典論·論文》等5篇。這就是說，在《講疏》出版后的兩年時間里，范文瀾一直處在不斷的修改、補充中。在體例上《注》不再像《講疏》那樣，分段注釋，而是把彥和原文集中在一起，在每篇需要注釋的地方加上序號，于1929年9月作為上冊，由北平文化書社出版發行，而注釋部分則分為中冊和下冊分別出版。中冊注釋內容是《原道》至《書記》25篇的注釋，于1929年12月由北平文化書社出版發行，下冊注釋內容是《神思》至《序志》25篇的注釋，于1931年2月由北平文化書社出版發行。

　　楊明照先生于1937年在《文學年報》第3期，發表了《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的批評文章，對范注詮說不當者舉正了37條；對黃淑琳評而誤為紀昀評者，指出了14條。楊明照先生說：“上所列者，凡十有四條，皆黃氏叔琳評語，而范注乃以屬諸紀氏。又按：養素堂本，僅有黃評。廬涿州刊于粵者，則朱墨區分，（黃評黑字，紀評朱字。）各于其黨。坊間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異（文民按：此坊間本，當指1916年10月中原書局出版的李詳《文心雕龍補注》），不知范氏何以致誤？”

　　1936年7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線裝七卷本。至此，我們說，范文瀾的注本，已經代表了現代“龍學”的最高范本。這個范本除了在校勘、考據、注釋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之外，最大特點特點還有三：第一，在上篇和下篇中，各列出了一個知識結構圖表，盡管這兩個圖表在每一次出版時，都有修改的痕跡，這些痕跡代表了范文瀾對《文心雕龍》全書知識結構認識的不斷深化，可以說，范文瀾是研究《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第一人。第二，盡管范氏好友李笠先生指出《講疏》沒有列出劉勰年譜是一個遺憾，但在《文心雕龍注·序志》篇的注釋中，范文瀾引用了劉毓崧《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后》，在確定了《文心雕龍》成書年代的基礎上，對劉勰家世、生平做了考證，這個考證，實際上就是給劉勰做了一個“傳”，此時繼《梁書》和《南史》之后，范文瀾已經是為劉勰作傳的第四人了（23），但是，就其家世、生平的全面性來說，劉節、梁繩祎的《評傳》沒有超過范文瀾。劉節對劉勰作的“傳”太略，沒有突破《梁書》和《南史》。應該稱道的是，梁繩祎為劉勰家族畫出了一個世系表。第三，范注為了加強讀者對原書的理解，或節錄、或全錄了大量與《文心雕龍》相關的文章，這是前無古人的，在《講疏》的基礎上，其數量上已經增至數百種了。按照我對“文心雕龍學”可分為內涵和外延兩大塊的理解，而范文瀾從《講疏》到《注》皆關注到了，如此全面者，范君也是現代“龍學”的第一人。同時，我們看到李笠的品評、楊明照的兩次評論，在1936年出版的開明書店本《文心雕龍注》中，基本吸納了他們的批評意見，這從另一個方面說，學術批評是學術進步的重要一環。

　　牟世金先生把1914至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前這一段時期，看成是“文心雕龍學”的誕生期 。這個跨度雖然大一點，但是，大體不差。這一時期除了上述所列成果外，尚有朱恕之的《文心雕龍研究》、葉長青的《文心雕龍雜記》、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等等其他專著及單篇論文問世，恕不一一。

　　綜上所述，通過對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誕生，及其前前后后相關故事的資料的搜集與辨析，可以明確同仁們的一些推理和模糊認識。首先，章太炎在日本給黃侃、朱蓬仙、魯迅、朱希祖、錢玄同等人講授《文心雕龍》的具體時間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課，每次講授內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

　　中國現代“龍學”的創建，章太炎是播種者，北京大學是溫床，又有成都“儒林第”和南開大學兩廂輔佐。無論是章太炎，還是劉咸炘家族，皆背負著傳揚國學的使命，在諸位國學大師的努力下，可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文心雕龍學”誕生在民國初期。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劉咸炘《文心雕龍闡說》、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同為現代“龍學”的開山之作。

　　經過辨析，可以斷定朱蓬仙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出現低級錯誤，被傅斯年等人趕下講壇的時間，大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之間。資料證明，黃侃在接替朱蓬仙給傅斯年等人講授《文心雕龍》之前，就已經在其他年級開設《文心雕龍》課。黃侃在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講授《文心雕龍》，所屬學科為詞章學，在蔡元培改革北大課程之后，所講《文心雕龍》，所屬學科為文學概論。

本文原刊《中國文論》第六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