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甫于公元759年冬，為避安史之亂而入蜀，在眾多親友的支助下，營建了被后人稱為文學圣地的“成都草堂”。在杜甫漂泊的一生中，成都草堂的那段生活，相對充滿了閑適、安定的色彩，在草堂旖旎、清幽的田居生活中，飽經憂患的詩人暫停下了到處流徙的生活，身心都得到了休憩。寓居成都草堂是杜甫一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詩人洞明、恬退的心境，使他的創作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詩中隨處可見詩人的隱逸思想，詩人徹底拋棄了 “奉官守儒”的終極價值追求。其詩思想感情超撥流俗，表達了“瀟灑送日月”的隱逸主題，甚為高曠、明麗，詩人主動投身隱居之地，有明顯期隱的心態。

　　【關鍵字】杜甫；成都草堂；隱逸思想

　　杜甫是世人公認的詩歌“集大成”者，因此獲得了“詩圣”的桂冠。后來無數評論者認為杜甫詩歌代表風格為“沉郁頓挫”，這跟詩人傷時感事、敏感多愁的性格分不開，更與詩人一生顛沛流離、落魄潦倒，而又要時時大聲疾呼，發出仁者生命的強音有密不可分的淵源。因此，詩人每一個階段的詩歌創作，都呈現出風格迥異的特征，如前期的“三吏”、“三別”、后期詩情錘煉更為老道的代表篇《秋興八首》等，每個階段都有明顯的感情特征。而在成都草堂棲居的將近四年的時間，詩人一共創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詩歌，詩中所表現出來的“水流心不竟”的返璞歸真的道家思想，恬淡蕭散之情讓人倍感親切。“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活脫脫仿佛讓人看到一個不問人間事的世外高人，過著遺世獨立的隱居生活。草堂詩是詩人屹立于任情不羈、追求生命自由的境界上之心聲，由于詩人率性、逍遙、曠達心境，使得草堂詩充滿了恬淡的藝術美，顯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草堂詩中隱逸思想的集中表述

　　1、閑適自居的恬退之志

　　杜甫是帶著避亂的考慮來到成都的。成都草堂落成之際，安史之亂并未平息。不僅如此，蜀中軍閥也乘機作亂，國家戰伐迭起，內外交困，并無寧日。詩人面對風雨飄搖的時局，清醒地認識到社會政治的黑暗，想要一番作為而終不可能，于是詩人選擇了：“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他在為自己的選擇走一條不同于尋常的道路時，詩人于《堂成》所表現心境是欣喜而明麗的：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詩中寫到了草堂的規模、樣式，草堂前后的景色充滿了活潑的生機，詩末，作者還借楊雄自況。

　　由隴右至成都的途中，杜甫也一再申訴自己厭倦了禮儀縟節和功名羈絆，意欲回歸自適本性的生活：“疏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發同谷縣》）也表明了詩人放棄了濟世的理想，服從自己內心的召喚，過一種心靈自由的生活。

　　草堂的建成，不僅結束了詩人漂泊不定的生活，其清幽靜謐的環境更為杜甫的恬退歸隱提供了實踐的理想場所。杜甫之所以卜居在此，原因就是“已知出郭少塵事” （《卜居》）、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在這里，詩人“幽偏得自怡”（《獨酌》），再也不用為政局的迷霧而彷徨，所以能擁有淡泊的心態和輕松閑適的心情，享受眼前的田居生活：“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絕句漫興九首》）

　　因為杜甫居住的草堂，遠離世俗煙塵，詩人終于可以靜下心來聽來自大自然的美妙音符，加之詩人的心態是喜悅而恬淡的，他的筆下出現了即使是四月梅雨季節陰冷潮濕的天氣：“茅茨疏易濕，云霧密難開。”（《梅雨》）。詩人卻能一掃凄清陰冷的氣氛，情懷高邁地表達了自己的想象，“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梅雨》）。展現了“檐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的傍晚清幽的詩景。詩中白云、茅茨、檐影、流水等美好景物一一在作者筆下呈現。一派恬靜、優美而適意的景象，讓詩人在大自然的懷抱感到滿足而自在，詩人那顆在世俗中掙扎痛苦的心終于獲得了寧靜。 “新添水欄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另渠述作與同游。” 表達了詩人向往陶淵明那樣歸依田廬的生活，詩人在精神上親近躬耕的陶淵明，使得草堂詩明顯的流露出陶詩的旨趣。

　　2、淡然物外的“天人觀”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詩歌創作，完全是在心境淡泊的情況下完成的。杜甫本是積極入世的儒家詩人，無論是在旅食京華的十年悲辛中，還是在戰亂的生死未卜中，他都始終許身社稷，未曾丟掉浮名羈絆。但草堂棲幽后，杜甫像變了個人似的，慷慨濟世的心忽然變得淡泊、閑散起來。他在詩中一再陳述自己的疏懶，“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 （《西郊》）；連衣裳也懶得講究：“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 （《田舍》）。在《屏跡三首》重詩人甚至自繪了一副幽棲懶意圖：“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合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杜詩言志》評曰：“夫充無事無營之極致，則雖兒之失學，婦之愁貧，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間，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渾如醉鄉之無榮辱，尚何修飾之文為耶？雖蓬垢終日可也。使隱居者真能若此，斯可謂真隱。而豈絕物鳴高者之所可擬耶？”

　　杜甫決定退隱了，就要淡泊明志，真要過隱逸的生活了。在《獨酌》一詩中，詩人更言明自己已經完全放棄了做官的欲望：“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草堂成了他效仿陶淵明追求桃花源生活的一種理想生活追求，只是陶淵明的桃園是在現實之外的，而杜甫的草堂是在現實之中的，這里有的是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人與自然的渾然一體。在草堂生活的這段時間，耳聞目睹的再也不是兵荒馬亂的戰爭慘狀、顛簸奔勞的勞碌生活，而是浣花溪邊的鳥語花香、萬里橋旁的青松翠柏、朋友相聚的詩酒酬唱、老妻孩子的天倫之樂。草堂成了詩人閑適疏放心情的載體，他淡然物外的天人觀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他沉醉在山水田園的幽隱恬退的生活之中。寫于幽隱后不久的一首《為農》一詩，即體現了隱士的自食其力，自耕自養的生活圖景：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
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這是詩人決定棄儒歸道的心境的轉變的標志。從戰亂和流徙煎熬中掙扎出來的詩人松弛了長久疲憊的身心，決意要過樸居為農、偏居一隅的隱逸生活了。雖然志在隱逸是詩人身逢亂世作出的退讓之舉，但畢竟淡泊人生已成為詩人執著追求的理想生活。此后，表達恬退之念的詩歌成為詩人筆下常見的生活情態，貫穿在他與朋友的交往，與大自然的怡情之中。

　　在杜甫淡泊心境的獨特觀照下，草堂內外可謂處處“幽”，景幽、晶幽、物幽、事幽、意幽。真如詩人所言：“長夏江村事事幽。”（《江村》）。草堂詩作中大量的幽境完全是詩人熱衷覓“幽”的結果。詩人不僅寫“戲筆手札”覓榿，還覓桃、錦竹、松等。訪北鄰、拜南鄰，欽慕的是二人幽居素心之樂：游修覺寺，登丈人山，為的是“山扉花竹幽”（《游修覺寺》）、“丹梯近幽意”（《丈人山》）。杜甫尋“幽”的詩情表現了杜甫在決意隱退后自娛自樂的生活情趣，他愿意在大自然靜穆的懷抱中找尋清凈的自我，以求達到與自然的親密無間的的融合。這種努力使得此時的杜甫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親近自然、關注生命。

　　錦江溪流、柴門月色、幽樹花香，鶯歌燕語，大自然的一切包括最細微的生命都能闖入詩人的審美視線里。像“芹泥隨燕嘴，蕊粉上蜂須”（《徐步》）、“細動迎風燕，輕搖逐狼鷗”（《江漲》）、“鸕鶿西日照，曬翅滿漁梁。”（《田舍》）。詩人靈動地展現了詩人的閑適之情、悠閑之態。如若沒有對生命的深切關注和精心發掘，是不會寫出來的。怡情自然，親近生命，使杜甫在草堂其間寫了大量以山水、田園為題材的詩，此時的詩人明顯不同于過去那個“白頭搔更短”的憂國憂民的詩人形象。此時所表現的幽隱心態，說明詩人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入草堂的自然風情中，草堂令詩人鐘情、神怡、眷念。

　　草堂不僅有明麗的自然風光吸引著詩人，使詩人的心靈得到休憩。更為可人的是，還有以草堂為中心的和諧的人際關系。詩人在后半生的漂泊流徙生涯中嘗盡了人情淡薄，唯有在草堂的心是舒展的，也是快樂和諧的。他與摯友嚴武、高適詩酒唱和、坦露心聲，邀清風明月作伴。他的詩名吸引了當時成都的文人，草堂時不時會有慕名而來的客人，有人還主動資助尚未擺脫貧困的杜甫，這讓年邁而體衰的詩人感受到了人間情愛的溫暖。更加讓杜甫愜意的是附近淳樸而熱情的鄉民，這也是杜甫平時交往的主要人群。杜甫初到成都時，除了有做官的老朋友在經濟上支援外，就是鄰居們無私地慷慨解囊相助了：“故人分祿米，鄰人與園疏”（《酬高使君相贈》）。他們的熱情好客，與城市官場的虛偽迥然不同。對于落魄的詩人，他們沒有疏遠，也沒有排斥，而是盡其所能幫助他。他們的親密、熟絡成都已經發展到：“田父要皆去，鄰家不問違”（《寒食》）、“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的地步，可見他們的親密關系可見一斑。偶爾有來訪之客，詩人也會收起“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的疏懶之態，熱情地招待起客人來了，嘮叨著“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客至》）。也算是詩人對鄉民質樸情感的一種熱烈回應吧。

　　詩人其他大部分時間就是與妻兒團聚，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不僅如此，詩人還會把歡樂的足跡撒向大自然的更遠處，閑暇時他會帶妻兒泛江游玩，如“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沒有酒時，他也能派小兒子從鄰人家賒來：“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遣意二首》其二）。草堂絕塵的環境氛圍和淳樸的人際關系使得杜甫的隱逸得到了現實的依傍，這相對于爾虞我詐的官場生活，詩人深感陶醉，身心完全得到自由放松。

　　3、蕭散的桃園隱士形象

　　杜甫居住在草堂的日子，一如掙脫樊籠束縛的小鳥擺脫了死板而拘束的官場生活，情懷十分欣暢，正如他在《長吟》中所言：“已拔形骸累，真為爛漫深。”眼下，詩人珍惜的是任情隨行的田園生活，并產生了終老于此的想法，想徹底做個隱士了。如：“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春日江村五首》），草堂已經不是亂世中暫時的棲居地，而是可以永久居住的世外桃源了。年老多病的杜甫厭倦了亂世中的漂泊，做好了“卜宅從茲老”（《為農》）的思想準備。詩人已經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儒家終極追求，轉向“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 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的道家高士追求。

　　杜甫的鄰居中就不乏退隱的高雅之士。在杜甫草堂的北面居住著一位退休的縣令，此人落拓風雅，喜歡詩酒歌賦，常與杜甫煮酒論詩、瀟灑暢談。南面的鄰居是一位生活幽雅、充滿仙氣的人物，他的住所也因此充滿了道家的神仙氣味：“幽花攲滿樹，細水曲通池”（《過南鄰朱山人水亭》）。杜甫一見之下，便有與之結交的愿望：“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尋”（同上）。與隱者交朋結友，不僅表現出杜甫對隱逸生活的認同，而且也表現出詩人希望超脫煩惱多多的俗世生活，能夠六根清凈地生活在終南山之巔，身心皆能云游四海。

　　杜甫還在詩中把自己比作古代的有名隱士，這一點最能看出詩人是真的在探尋隱逸之路，而不僅僅停留在愿望上。如“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朝雨》）中，自比于商山的“四晧”之夏黃公和綺里季、辭位歸隱的巢父和許由；在“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還應似管寧”（《嚴中丞枉駕見過》中，自比棄官歸隱的張翰、避世山間的管寧。草堂創作中也出現了“道機自露”的詩句，如《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這樣的得到之語，說明詩人已經完全淡然物外，在如此良辰美景中皈依山林。從杜甫描述自己的隱士生活形象時，我們不能發現他思想上的滿足于感官上的愉悅。那些愜意的生活片段，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幽人獨往來的瀟灑自得的隱士形象。

二、杜甫隱逸思想產生的原因

　　杜甫一生漂泊，前半生是為尋找理想家園而辛苦奔波，后半生是為尋覓棲身之所而顛沛流離，無論哪個時期，杜甫都沒有像在草堂這樣停下腳步好好安頓自己的生活和心靈。草堂凝聚著詩人暮年求安的真誠情感，也是他羈旅生涯中唯一適意的家園，而這休憩的驛站，不是詩人刻意尋來的，而是戰亂和時局動蕩的因緣巧合成全，杜甫的幽隱，下決心離開官場，是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處世原則的具體實踐，杜甫的隱逸，除了自身受道家的影響之外，更多的是多變的政治環境促使他“功成身退”，選擇了隱逸的這種理想生活模式。筆者以為，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的這段時間，隱逸思想成為他的主導思想，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憂患時代下的人生經歷

　　杜甫恬退之念的產生，安史之亂的牽連是直接原因，與在流亡途中的悲辛痛苦經歷也不無關系。安史之亂的爆發，使人民陷入了空前苦難中，杜甫也深受其害。杜甫來成都草堂之前，曾有過一段攜家避亂的生活。先是去秦州，未料安穩生活不僅沒能求得，卻面臨生存維艱的生活，他有一首詩以“空囊”為題，極陳生活的困頓與走投無路：“翠柏苦尤食，明霞高可餐…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秦州生活的艱難，詩人只好拖家帶口，流寓隴南地區的一個小縣——同谷。可是，同谷也沒有以包容之心接納這位疲倦的大詩人，他在同谷的生活艱難，較秦州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敏感的詩人此在同谷呆了一個月的光景，又被迫去他地另覓生活。他最終選擇了“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荊門” 《木皮嶺》，他最終選擇了蜀地，這個在離亂中尚存一息平和、安定的棲身之所。在亂離的困窘中，詩人更加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家人的溫飽。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使詩人本來明麗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他那顆飽經風霜的心靈自然而然地渴望有一個能解決溫飽而蕭散閑逸的幽居之所：“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瓦蓋，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三）。

　　人生經歷生死苦難之后，詩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廣廈已不具有現實可行性，詩人越發有了道家的灑落風神，他倍加地珍惜眼前這來之不易的安適和幸福生活，加上詩人老弱貧病，現實的原因也迫使他不得不隨遇而安，再也經不起跌跌撞撞的折騰了，正如他在詩中所言：“但求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這種淳樸的情懷，讓詩人走向了隨遇而安，停下腳步來休憩。恬退的隱居生活實在是詩人渴望安定的苦難心靈的折射，是其生存關懷的強烈表現，也是一個亂世文人力求在亂世中茍全自己和家人性命的權宜之計。天寶后期，隨著政治的惡化，社會矛盾上升，特別是“安史之亂”的爆發，士人們茫然不知所從，歸隱田園者不知有多少，只要我們翻開《全唐詩》就會知道，和杜甫處于同一時期的詩人，幾乎沒有未唱過隱逸歌的，更何況杜甫經歷了太多的喪亂和流徙，加上詩人本來敏感多愁的心，走向歸隱的心境就自然而然產生了。

　　2、仕途的屢遭挫折而萌生退意

　　忠君愛國之心本來是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他不僅能夠這樣要求自己：“濟時敢愛死”（《歲暮》），而且對于朋友他也能說出：“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杜甫并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人，生活的窘困也不會是他放棄人生理想關鍵性的因素，他之所以會產生隱逸的思想從根本上來說是出于對政治仕途的失望和絕望。

　　杜甫把“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縣詠懷五百字》）奉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信條，可他的仕途卻未能讓他得償所愿。曾兩度應試皆落榜，三次向玄宗獻賦，但除了天寶十年（751）因獻《三大禮賦》，“皇明奇之” （《舊唐書.杜甫傳》），命他特制集賢院外，其余兩次均石沉大海。悲辛旅食長安十年，四十四歲才被任命為河西慰，因恥于“折腰”而未就職，繼而改任管理兵甲的曹參軍。不料，次年因安史之亂、長安淪陷而結束了自己的短暫為官生活，輾轉避難于鳳翔，肅宗鑒于他“麻鞋見天子” （《述懷》）一腔愛國赤誠，授予左拾遺的職位，因為宰相房琬事件，最終觸怒了肅宗，遭遇了仕途最大的冰山。可以說，杜甫的求官路途，充滿了無窮的挫折和屈辱。

　　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敢于批評諷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位忙”（《憶昔二首》）：“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遣遇》）！這些詩句在“怨”之外，還有憤怒。國家社稷是老百姓為主體的，君王不顧普通百姓利益，讓杜甫對政治產生了灰心失望的情緒，特別是房琬事件后，他作出了平生最重要的一個決定：棄官——這是杜甫思想上一個大的震動。對此，他在《立秋后題》中交代了當時的心境：“日月不相饒，歲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愿，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行拘役。”他的思想里面早就欣賞莊子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的逍遙人生態度，開始向那“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看齊，所以辭去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導致杜甫走向隱逸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失意的打擊，因此他帶著幾分無奈，也帶著幾分解脫，任情不羈、自由展示生命地棲居在草堂。

　　3、不絕如縷的道家思想因子

　　早在壯游時期，他就表現出對道家思想的親和，曾與李白有過一段尋仙訪道的經歷。李白對道教神仙思想的狂熱追求，也深刻影響著杜甫，杜甫在詩中提到李白的同時，多次提到“丹砂”以及與道教煉丹有關的事。杜詩中最早表現隱逸的詩應該是《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中有：“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從詩中可以看出，杜甫與當時的隱士有交往，并且很欣賞隱士們的隱居環境。其后又作《與李十二白同尋范隱居》，末尾寫道：“不愿論簪芴，悠悠滄海情”。似乎有隱逸之思。漫游齊魯其間，杜甫還曾訪問隱于東蒙山的元逸人和董煉師，訪問的目的無非是求仙訪道。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程李白》是杜甫初到長安時一首值得注意的詩，孔巢父與李白等人號稱“竹逸六溪”，杜甫寫這首詩時，巢父正要東游求仙訪道，而李白也正在江東，杜甫這首詩中多有飄渺之語，提到關于求仙、隱逸之事，從中可以看到杜甫還是對求仙訪道的生活有抹不去的懷想和熱情，雖然他已經積極投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又稱贊丞相韋見素“廟堂知致理，風俗盡還淳”（《山韋左相二十韻》），然而反樸還淳本來就是道家的核心思想。

　　而蜀中又正是道教正宗天師道的發祥地，道教在這一帶破成氣候，崇奉者甚多，作為蜀中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成都，其道教活動亦不可能不活躍。杜甫在飽經磨難，滿腔激情得不到回應時，國家又陷入戰亂，自身情況都得不到保全的情況下，詩人置身于清幽秀麗的田園風光中，頭腦中原本就存在的道家思想進而被催生出來，從而強化了恬退之念。而對現實的失望和離亂后心境的變化，杜甫滿懷思鄉的愁苦、憂國的沉郁和客居的無奈，隱逸、忘卻也許是詩人此時釋放愁緒最理想的解脫途徑。

　　終其一生，杜甫的隱逸思想是不絕如縷的，在壯游時期、秦隴時期、草堂時期、夔州時期都可以清晰地感到到杜甫強烈的歸隱情結。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是否就可以看作是詩人真正實現了隱逸，尚需做辯證的分析和深入探討。不過，杜甫的確是煞費苦心地營建著他的理想隱逸棲息之地，并且有著一段相當逍遙自在的世外桃源般生活。他從心里和實際行動上都努力為歸隱做過認真的籌劃和部署，思想上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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