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稱晚唐詩人杜牧為“小杜”，用以區別稱為“老杜”的盛唐詩人杜甫。杜牧之比杜甫，詩作固然稍遜，但更多了一些經邦治國的才具。杜牧是萬年縣（在今陜西省長安縣）人，生于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八0三），卒于唐宣宗六年（公元八五二），是“三通”之一的《通典》作者杜佑的孫子，有《樊川文集》傳世。他曾兩次上書給朝廷執政，對消弭外患和討伐叛鎮，提出具體的用兵方略，且收到顯著的成效。他還寫過《原十六衛》、《戰論》、《守論》（均見《樊川文集》）等軍事著作，并注過《孫子》（見《注孫子序》），史稱他“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及“真王佐才”。可惜的是，他生活在“只是近黃昏”的晚唐，大廈將傾，非他這根獨木能撐。所以他只好借酒澆愁，清狂聲色，如其《遺懷》詩：“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成了中國士大夫文人中風流才子的典型。

　　杜牧一生經歷頗豐，作過江西觀察使沉傳師、宣歙觀察使崔鄲以及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幕僚，也擔任過黃州、池州、睦州、湖州的刺史，當過司勛郎、史館修撰、吏部員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京官。本篇著重介紹他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和池州（今安徽貴池）的詩文創作以及所涉及的當地風物。

開元寺與謝眺樓

　　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八三0），當時作為江西觀察使沉傳師的幕僚的杜牧隨沈轉到宣州。沈傳師是唐代傳奇作家沈既濟之子，與杜牧的祖父杜佑同修過《憲宗實錄》，又是杜牧的恩師。因此雖為賓主，卻相處甚得。杜牧此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又是一位貴介公子，喜冶游可以說是少年天性，也是他貴族本性；加之沉傳師亦風流自任，赴宣州任時，居然把在江西結識的歌妓張好好也帶到了宣城。宣城又是通都大邑，六朝以來繁華之地，山水秀麗，名勝眾多，所以無論從其本人的氣質秉性，還是客觀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都使杜牧愛上宣州風物并且多作詠吟。其中詠歌最多的當屬開元寺。

　　開元寺在宣州城內，東晉建成，原名永安寺，唐玄宗開元年間改名為開元寺。開元寺建筑宏麗，下臨宛溪，與敬亭山遙遙相對，是個風景幽絕之處。杜牧一到宣州就游開元寺，而且與六朝文物聯系起來。他的《題宣州開元寺水閣下宛溪》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云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廉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詩的最后說要學范蠡，功成之后歸隱江湖，看來此時既有建功立業的壯志，也有壯志未遂的惆悵。第二年春，杜牧再游開元寺，又寫了一首五古《題宣州開元寺》，詩中寫道：“南朝謝眺樓，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深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閱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詩中提到的謝眺樓在宣州北門，是南齊時宣州太守謝眺所建，又稱北樓。謝眺是南北朝時大詩人，為李白所膺服。李白曾在北樓為他的從叔李云餞行，寫下了那首有名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杜牧當然不會不知此典故，所以詩的一開頭就用地勢高的謝眺樓起興，以此反襯開元寺的古老和巍峨。一座寺廟，樓閣高達百尺，柱廊多至四百，而且高下隨勢，其屋宇之多，范圍之大，氣勢之雄，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當屬罕見。今日之開元寺，前后三進，屋宇數十間，亦算雄偉，但已遠非昔日可比。杜牧在此詩中又一次提到六朝古寺，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那首有名的《江南春》絕句結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因此詩中憶亡國舊事、抒今古之慨，恐非是單純懷古追昔，內中當寄寓對晚唐時局的深憂，以及他壯志難酬的苦悶。比起第一首詠開元寺來，景物描寫之外，似乎更多了一些對于人生和時局的感慨。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三三），沉傳師內召為吏部侍郎赴京，杜牧亦離開宣州赴揚州，入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后又回朝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四年后，又應宣歙觀察使崔鄲之請，再赴宣州任團練判官，遂以開元寺南樓作為寓所。此時的心情和生活態度，與四年前已大不相同了。他的《宣州開元寺南樓》說：“小樓才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終日看山，醉中度日，詩中已看不到四年前的進取和優游了。在南樓，他還寫了一首遇雨詩《大雨行》，詩中把今日南樓遇雨與當年東樓遇雨時的心情，有意的作一對比：“我昔壯氣神洋洋。東樓從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今年阘茸鬢已白，奇游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詩中把當年宣州幕時的豪情壯志和今日人事播遷、光陰催老的慨嘆，表白得相當明白。

　　杜牧在此時還寫了首有名的《江南春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首詩雖不能指實是由宣州開元寺而生發開來，但四百八十寺的煙雨樓臺中肯定包括開元寺的南樓以及“高高下下”的亭閣。

齊山登高與杏花村酒

　　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冬，杜牧內調到京師任左補闕，第二年春赴任。此時他三十六歲，正值壯盛有為之時，本可在左補闕任上做一番事業，但因得罪了宰相李德裕，又被排擠出京往偏僻的州郡任職。先是任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刺史，再轉池州（今安徽池州市）、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前后達七年之久。這段時間，他的思想由進取轉為頹放，內心也很憤懣：“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訐，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祭周相公文》）。唐武宗會昌四年（844）九月，杜牧由黃州刺史調任池州。池州位于長江中游的江南丘陵之中，秦時屬古彰郡，漢時改屬青陽，隋時置秋浦縣，唐時改為池州。池州西北瀕臨長江，東南則是佛教名山九華山。梅埂河、秋浦河從東南向西北橫貫全郡，可謂境內處處有山，山山有水，是個風景絕佳之地。但杜牧面對這明山秀水再也提不起往日的興致，倒多了些山川永恒、人生短暫的傷感，處世態度也更多了些詩酒為伴、脫拘世事的曠達和瀟灑，這種處世態度也成了杜牧后半生的基調。可以說：外任黃、池，使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這種基調，在他的《九日齊山登高》詩中得以充分表露：“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此詩用俊朗頓挫之筆寫落寞凄清之情，排解的曠達之中暗藏年華虛度之悲哀。齊山，在今池州城南三里，其得名歷來有二說：一說此山有十余峰，峰峰等高平齊，故名齊山；另一說是唐德宗貞元年間齊映任池州刺史時常登此山。齊映治池州有政績，百姓懷念，故以其姓名此山。齊山方圓不過十里，高不過三十仞，但山勢矯健，狀如伏虎昂首，從西南向東北延伸，直抵白沙湖濱。山上洞穴幽深、巖壑峻秀，有華蓋、朝天、石虎、無極等三十二洞，醒翁、竇云等十三名崖，還有二峽谷，十一名泉。《齊山巖洞記》稱此山有“蓋九華之秀，可與武夷、雁蕩比美”，“可謂江南名山之最”。但因地處偏僻，在杜牧之前，此山并不知名。李白在秋浦一帶寫了十多首詠池州風物的詩章，卻無一首提到齊山。只是在杜牧的這首《九日齊山登高》之后，此山方成為時人以及后人的詠歌對像，明代《嘉靖池州府志》收歷代詩人詠齊山詩九十三首，皆是杜牧之后的作品，看來就像秋浦因李白的《秋浦歌》而名揚天下一樣，齊山也因杜牧的詠歌而得以天下知名。據計有功的《唐詩紀事》：此詩一出，詩人張祜立即作和，其中亦提到“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弦對落會暉”。張祜為人耿介傲岸，時稱“千首詩輕萬戶侯”。相傳白居易任蘇州太守時，張祜投詩拜謁。白居易戲稱祜詩“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為“問頭”詩；張祜立即反唇相謔，稱白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為“目連經”（《唐摭言》）。但張卻為《九日齊山登高》作和，并在和詩中將杜牧比作南齊大詩人謝脁，可見杜牧此詩在時人心目中的份量。從此，“世事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亦成為歷代人們估量世事、自我排解的人生格言。

　　杜牧之后，宋代名臣包拯也任過池州太守，曾在此山題刻“齊山”二字，至今仍存；北宋詩人梅堯臣、王安石等亦留下詠歌此山的美妙詩章；南宋紹興年間，岳飛駐軍池州，亦登山賦詩，抒發捍衛疆土地辛勞和收復失地的壯志：“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后人取杜牧、岳飛的詩意，在齊山之巔興建了一座“翠微亭”，又在其下建“特特亭”，以資紀念。

　　池州與杜牧有關的古跡，除齊山外，還有林泉寺，在原貴池縣城西街，據杜牧詩中記載來看，當時即已廢圮，宋時重修，改名“太平寺”。寺側有金碧洞，皆杜牧常游之所，并各有題詠。前者為《池州廢林泉寺》：“廢寺碧溪上，頹垣倚亂峰。看棲歸樹鳥，猶想過山鐘。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后者為一首七絕《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袖拂霜林下石棱，潺湲聲斷滿溪冰。攜茶臘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廢寺頹垣，霜林棲鴉；冰斷潺湲，相如老病。無論是景還是情，皆衰瑟傷痛，再也看不到作者當年在《宣州開元寺》中所描繪的天閑云淡，白鳥相語之鮮明景物和俊朗疏寯之情懷了。

　　池州東門的城樓叫九華樓，又叫九峰樓，因面對九華山而得此名。杜牧任池州刺史時，常攜酒登此樓，遠眺九華秀色，間抒忠而見疑、壯志難酬之憂憤。在寄給友人張祜的一首七律中寫道：“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常不見，道非身處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據唐人范攄《云溪友議》記載：白居易作杭州刺史時，張祜、徐凝皆慕名前往拜謁，希望白能推薦自己入京應進士第，白居易決定以詩賦決高低，要他倆試作《長劍倚天外》賦和《余霞散成綺》詩。測試點結果，白以徐凝居上。張祜很生氣，“遂行歌而返”，不再赴京應試。杜牧是張祜的好友，聞此事后，為張不平，遂有“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之評。但細繹詩意，其中固然有范攄所云的為張鳴不平之意，，但其中的“恨”、“孤”和“不自由”之嘆，決不僅僅為張祜而發，也含有己身坎坷、壯志難遂的深悲。他的另一首登此樓所作的詠歌，就將這種喟嘆表白得十分明白：“晴江滟滟含淺沙，高低繞郭滯秋花。牛歌魚笛山月上，鷺渚鶩梁溪日斜。為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聞軋鴉”。前一首詩中含蓄地說“芳草何年恨即休”，此詩則明白道出“芳草之恨”的內涵：“為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這種漂泊之感，芳草之思，往往會因人生蹬蹭而顯得更加深重綿長。

　　江南的明山秀水，有時也給杜牧帶來片刻的愉悅；面對著“千里鶯啼綠映紅”的江南三月，他也會有自我排解的時候。在這些哀怨的登臨詩外，杜牧在池州也寫過一首清新明快的絕句，這就是膾炙人口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詩中提到的杏花村，在池州城的西郊。此地有一泉曰廣潤泉，當地有位釀酒高手叫黃公，用此泉釀出的酒“杏花春”，遠近聞名。據《池州府志》記載：廣潤泉邊“舊有黃公酒壚，后廢。余井圈在民田內，上刻有‘黃公廣潤泉’字”。明朝天啟年間以及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曾相繼在此筑亭、建坊、葺祠，杏花村酒的盛名亦歷久不衰。現在古井仍存，“泉香似酒，汲之不竭”，此地現在出產的“黃公酒”亦頗有名。清人曹文慧（號杏村）曾撰《杏花村志》12卷，其中提及杜牧游廣潤泉喝“杏花春”諸軼事，并題詩一首：“村出名書村愈名，依稀小杜是前生。行人寧止一丘壑，還情如椽紀太平“。詩很蹩腳，但亦在強小杜與杏花村關系。今村內的“杜公亭”（亦稱“望華亭，遠眺九華山之意）亦是附會此意。但《清明》一詩，今《樊川文集》卻未載，只是見于后人編的《千家詩》中，所以有人懷疑此詩非杜牧所作，進而推斷詩中的杏花村不在池州而在山西，即出產汾酒的杏花村。其實無需多加考證，稍辯詩意，即可知詩中的杏花村定在江南而非塞北，因為“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正是江南三月典型的氣候特征，所謂“戎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何況，《樊川文集》中還有一首《春末題池州弄水亭》弄水亭在杏花村的西側，池州城西門—通遠門外的秋浦河邊，寫作時間比《清明》稍后，是在晚春。詩中提到太守與賓客在亭內歡飲：“亭宇清無比，溪山畫不如。嘉賓能嘯詠，官妓巧妝梳。逐日愁皆碎，隨時醉有余”。詩人平時的愁緒皆在美酒中粉碎化解，難得一日與嘉賓暫歡。詩人的心情與《清明》一詩醉中銷魂的基調是完全一致的。也許，這次弄水亭宴飲的美酒正是“牧童遙指杏花村”的結果吧！

宣州謝朓樓

今日杏花村酒店前 “黃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