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給張政烺師的夫人傅學霖先生通電話，隨便說到我準備寫此文。出乎我意料者，是傅先生表示強烈的贊成，贊成我宣傳和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并且告訴我，說張先生在生前對馬克思主義的研讀非常認真和用功，以至他所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單行本，封面都無例外地磨損。這也可糾正人們對張先生的一些誤解，似乎張先生是只重考據之學。當然，眾所周知，張先生是很不贊成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結論作教條式的照搬。

　　已故的前輩史學家，如胡如雷先生、漆俠先生等，都對馬克思主義下過很深的研讀功夫。比我年長十歲的漢唐史專家張澤咸先生，也對馬克思主義的原著相當精熟。我自問對馬克思主義的研讀功夫下得不深。我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從未有過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奢望。但是，我們這些人又多少掌握了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面對著如今普遍存在的指鹿為馬的現象，又不免有所議論和感慨。

　　就內心而論，我是敬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們無疑是當時世界上的大學者，而恩格斯的知識面還更為廣闊，他們有著為廣大勞苦大眾謀解放的博大胸懷，甘愿主動拋棄了本可享受的剝削階級上等人的生活，所以才能創立馬克思主義。創立于一百五十年前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尚局限于研究當時世界發展水平最高的西歐，在事實上不可能不全球化的今天，必須從全人類的歷史和現實加以重新考察，而即使是對西歐歷史的研究和現實的發展，也有巨大的新進展。如今看來，馬克思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產物。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今天的現實發生差距，甚至完全相悖，是不奇怪的，盡管如此，其若干基本理論至今仍是顛撲不破的，已是很不容易，很偉大了。

　　我曾寫專文，紀念漆俠先生，強調他是一位“真誠的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真誠”兩字，是用於區別那些不真誠的掛羊頭，賣狗肉者。在此需要對另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胡如雷先生稍作介紹，略表崇敬之意。胡先生是閻錫山的外甥，按其本來的階級地位而論，應當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但是，胡先生經過精心研讀，自覺地成了另一種人。我與胡先生僅在1989年有一面之交，并作了長談。他對我這個後輩可說是一見如故交，無話不說。我從他精辟的、犀利的談吐中，初次領略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底和風采。當時對他的個別說法也有不以為然者，但事實的發展又很快證實了胡先生有先見之明。我有幸參加唐長孺和胡如雷先生的追思會，其實是一次受教育的機會。至今想來，有兩點印象最深。一是胡先生在一次談話中，連說了好幾個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把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區別，說得清清楚楚，說明他已摘得馬克思主義的驪珠。二是胡先生強調了唐太宗納諫的階級局限性。我遲至２１世紀初，才寫作了兩篇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中國古代頗具特色的臺諫政治的文章。我不由捫心自問，當胡先生強調唐太宗納諫的階級局限性時，自己的史識是什么水平？

　　或以為在上世紀五、六年代，治史者必須談馬列，又非僅是漆俠、胡如雷等先生，何必單提他們。須知當時倡導以馬克思主義治史，其實帶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強制性。到胡先生發表上述談話時，形勢大變，他如果沒有信仰，完全可以緘口不言，他是在沒有任何壓力之下，主動地、自覺自愿地站出來為馬克思主義辯護。試問，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進入史學界者，又有幾位在另一種形勢下，像胡如雷先生那樣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難道還不足以反映他信仰的真誠？

　　胡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是公認的一部以馬克思主義治史的佳作，也是胡先生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嘔心瀝血之作。盡管如今我已不大贊成使用“封建社會”一詞，如果一定要用的話，可能是用“租佃制社會”一詞，即以租佃制為主的農業社會，更為恰當。轉瞬之間，已間隔近三十年了。隨著整個古代經濟史，特別是宋明清經濟史研究的進展。應當有人在胡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再寫一部，更上一層樓，這也無疑是對胡先生最好的紀念。迄今為止，胡先生的著作還是完全不能被取代的，值得每一位治史者認真學習。

　　我曾在紀念漆俠先生的《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文中，揭露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的真面目。的確，時間是可以淡化或遺忘許多事情的。但是，凡是文革前就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參加工作的人，對他的情況是盡人皆知的。

　　鄧小平趕走了遲群所派工宣隊，改派林修德、劉仰嶠和宋一平主持學部工作。當時人們都明白，這當然是與江青爭奪輿論地盤之舉。及至１９７６年，進行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自然又使林修德等人處于很困難的境地。其時學部的老干部約有二、三百人，一般對這次政治運動都持消極抵制的態度。但幾乎是唯一的例外，就是這位先生。他十分起勁賣力地利用近代史所的領導地位，主動貼大字報，上竄下跳，向林修德等人逼宮，要他們交待與鄧小平的黑關系。人們都清楚，他顯然是積極投靠九天玄女娘娘，準備在一旦登基時高升呢。當然，其所作所為也引起人們普遍的厭惡。

　　到九天玄女娘娘倒臺，政治風向為之一變，這位觸犯眾怒的先生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人們強烈要求撤銷其人大代表資格，追查他與四人幫的黑關系。一天，我登上當時三號樓的樓梯，正逢他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下樓，估計是在樓上小禮堂挨了批判。我當時心里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不久就傳達了上級指示，為了維護安定團結，還是保留他人大代表的資格。

　　然而曾幾何時，這位先生又抖起來了，并且晉升為人大常務委員。正值鄧小平號召批判精神污染，這位當年曾賣力追查林修德等同志與鄧小平黑關系的先生，又積極響應鄧小平的號召，以史界左派的資格，向精神污染猛烈開火，甚至咬定歷史唯心主義就是精神污染。歷史所黨委書記梁寒冰同志召集座談會，要大家座談反精神污染問題。我忍不住發言：“如果讓某同志能夠認真檢討一下在文革後期所犯的唯心主義錯誤，豈不是對大家更有教益?！睏钤G先生當即開玩笑說：“你不要盯住某同志不放，好不好！”

　　再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而言，強調社會人群的階級區分，不能說是將紛繁復雜的社會結構包舉無遺，卻是抓住了人類文明社會結構的根本和核心問題。按照過去一般的慣例，是在階級（Class）大分類之下再區分階層（Stratum）的小分類。但近年來，不少人就只談階層，諱言階級，企圖以階層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階級或階層本是外來詞的翻譯，人們似不必作無謂的字眼上的爭論。但馬克思主義階級論最根本的實質問題，是強調階級之間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人類文明史的科學提煉和總結。此種提煉和總結，勢必將剝削和統治階級置于理性審判臺的被告席上，因而招致他們的忌諱和恐懼。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法律是體現統治階級地意志，其實都是階級論的派生。如果是蓄意掩蓋和抹殺階級之間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就只能是違背人類文明社會的根本事實，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和歪理邪說。

　　人們可以追溯當年對翦伯贊先生的批判，是從１９６３年《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一文開始的。文革期間，戚本禹，還有歷史所的一些先生用“史紹賓”（意即哨兵）的筆名，又進一步撰文，“歷史主義竟成為‘四人幫’迫害翦老的一個罪名”，當時又有哪些先生是處于迫害者的地位呢？翦先生針對極左思潮，強調一點歷史主義，簡直成了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彌天大罪。如今不少人以所謂階層論取代階級論，其至諱言階層，妄圖抹煞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被稱之為馬克思經濟學基石的剩馀價值論，把好端端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糟踏得不像樣子，倒是迫切需要有一些自命為堅持唯物史觀的衛道士們挺身而出，捍衛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純潔性了。唯物史觀的衛道士站出來說話沒有？且拭目以待吧。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所尖銳地指出：“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研究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p>

　　言已至此，看來也只能對此敏感的問題直抒己見。應當承認階級和剝削存在的起碼事實，同時說明，在現今中國以至全世界的生產力水平下，階級和剝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階級社會，即文明社會中，勞動轉化為文明大都只能通過剝削這個中介。我們不應籠統地批評剝削，要理直氣壯地承認和肯定適度剝削，而對過度剝削卻應大張撻伐，通過輿論、法律、經濟等各種手段，嚴加限制，甚至嚴加打擊。應當高舉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旗幟，支持和扶植資本主義經濟對國計民生有利的發展，而堅決限制和打擊其危害國計民生的惡性發展。由于目前的限制和打擊力度遠遠不足，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事實上已對國計民生造成了嚴重的、令人痛心的危害。前述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動輒以無產階級史家自居，咬定孫中山先生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但如果連“節制資本”的旗幟都不敢明目張膽地高舉，豈非還遠不如孫中山先生，因為孫先生畢竟是身體力行“天下為公”者。

　　記得馬克思曾無比感慨地說，他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一些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史學家的基本特征，無非是以利己主義的心態，兼以實用主義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閹割或抹煞馬克思主義的精華。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的必然性，既然有此類人得便宜的滋生條件，搶實惠的活動空間，那么這種姑且稱之為跳蚤式的理論家或史學家，必然應運繼踵而生。但是，對此類收獲跳蚤的現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剖析，又更為重要，至少還可以讓一些稍有科學良知者醒悟。

　　科學本身要求從事研究者無私和無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與曾在歷史研究所工作，如今為山東大學教授的孟祥才先生談天。他評論說，在歷史所，盡管遭遇了眾所周知的特殊環境，而唯一一個沒有學會說違心之言的，是張政烺先生。他還舉了一個事例，在文革初期，批判讓步政策已經造成很大的政治聲勢和壓力，但張先生在討論時，還是堅持說，讓步政策怎么能說沒有呢？就是有嘛，孫達人的說法不符合事實。說實在的，當我聽孟先生介紹時，還是為張先生當時可能遭遇的迫害不寒而栗呢。用一句俗話，張先生從事歷史研究，就是一根筋，只知有科學，只知說真話，而不知有他。任何人都會有個人的利益和需求，但是，在科學面前，就必須讓位於無私和無畏。張政烺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從人類史上看，嚴肅的科學研究決不可能都是得到鮮花和掌聲，有的必須支付代價，甚至慘重的代價。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p>

　　賈寶玉身上掛一塊玉，是他的命根子。其實，任何學者身上也應有兩塊命根子的玉，一是道德，二是學問。我曾經總結郭沫若先生１９４９年後的學術道路，指出他成了權勢的幫閑，外在因素是權勢，內在因素是媚骨，壓抑，甚至吞沒了他的才華，而深致惋惜之意。媚骨必然扼制史才。如果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曲學阿世為人生坐標，無疑是什么主義都創立不出來的。

　　從另一方面看，目今很多中、青年史家又確是對馬克思主義取冷漠，不屑于學習的態度。一次與博士生討論選題的偶然機會，我終于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竟成了還多少愿意用馬克思主義治史的遺老。那位青年學者很有才華，并且勤奮。他的選題是宋代東南的官民社會，但他卻全然不知自己的選題正應從階級之間的剝削和壓迫著眼。此事引起我極大的震動，我與著名的漢唐史專家張澤咸先生，明史兼雜文家王春瑜先生，遼金史專家李錫厚先生，還有前山東大學副校長喬幼梅大姐通電話，表示自己的感慨，說如果我們青年時代選這樣一個課題，肯定會首先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著眼。他們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遠離馬克思主義為嘆。因為官民之間的剝削和壓迫關系，正是抓住了官民關系最本質、最重要之點。治史怎么能抓了芝麻，而丟了西瓜。

　　我常說，我們一代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當然是事實。但通過那次討論，我又恍然大悟，原來我們一代人還擁有一個強項，這就是多少掌握點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當然是許多人根本不看重的。一些史家自認為已有足夠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學什么馬克思主義。我深知信仰自由的道理，馬克思主義是決不能強迫人們信仰和學習，特別是自覺地運用于治史。

　　中國古代士大夫有憂國憂民的好傳統，陸游“杜門憂國復憂民”，“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詩句，正是此種精神的寫照。今日的知識分子是不應當棄之而不顧惜?；仡欁约旱娜松贸?，正是在文革期間最苦悶之際，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使我扭轉了極端悲觀厭世的情緒，而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也增強了自己抬頭做人的生活勇氣，覺悟到不能聽憑江青等一小撮人恣意擺布，應當為祖國和個人的命運，作一點力所能及的抗爭。每個人當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上加好。但是，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大多數人只能與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共榮辱，一休戚，同禍福。當然，也必然有少數或很少數人，他們與祖國、民族的命運可以形成強烈的反差。當時我收獲最大的，是懂得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則。前述胡如雷先生在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談話中，也強調了巴黎公社原則。

　　去年，我在《求是》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紀念文天祥的文章，據雜志社李孝純先生的賀年卡說：“您那篇大作反響很大！”但我隨即應《北京日報》之約，在報上撰文，對前一篇文章作了必須的補充，點明中華古代愛國主義與現代愛國主義的根本區別，是現代愛國主義必須具備民主和科學的內涵，這是古人因時代的條件，不可能具備的。眾所周知，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是母校北京大學提出來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和精髓，難道還不是民主和科學，這與北大精神又有什么矛盾？馬克思主義強調新社會應實行巴黎公社原則，貫徹直接選舉，反對等級授職制，任何公仆的收入只能維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取消任何金錢特權，這難道不是徹底的民主精神？馬克思主義剖析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榨取工人階級的剩馀價值，在政治上建立對工人階級的統治，這難道不是徹底的科學精神？不能撇開民主和科學，而空談什么愛國主義。我在上世紀末發表的第一篇雜文，根據國情，有意一改“居安思?！钡某烧Z，據《朱子語類》一書，改作“居危思安”。這與倡導“盛世修史”，正好成了相反的兩極。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評法批儒”，[1]本世紀開初之“盛世修史”，都是現代史學的偽科學標本。那位“盛世修史”的發明人，不是也出面批判民族虛無主義，用以顯示他的愛國情懷嗎？

　　記得在１９５８年，有高年級的學長貼出一條口號：歷史學不應為古人算帳，而應為活人開路。此語可能記憶得不完全準確。歷史作品的題材、風格和功能應當不拘一格，而多樣化，就自己相當比例的作品而論，也只是為死人算帳，這并非是不需要的。我寫過一篇介紹古代跪坐習俗的文字，後來紹興有位先生來電話，說他們塑造王充的像，開始準備了一個坐交椅，伏書案的設計，看了我的文章，方知此種設計不符合漢代的真實。這只能算是古為今用，算不得為活人開路。但史學確有為活人開路的重要功能，萬萬不可丟棄。博古通今當然是個很高的學識境界，我難以企及，但對治史者而論，知今有助于識古，究古有助于察今。王春瑜先生說：“今古何妨一線牽。”這條線，依我的理解，就是馬克思主義。唯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能深切地理解過去，而透視現在，指點未來，這是一個現代愛國史家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應盡的一份義務。史學的此種重要功能，非其他學科所能取代。用我常說的一句話，治史應當古今一體化。

　　考證當然是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其要領無非是祛偽求真，由表（現象）入里（本質），自此及彼，分清主次?？甲C固然需要邏輯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場合下還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和運用。

　　我曾發表了一篇批評高校和研究機構衙門化的文章。一位記者在電話中說，她接觸高校教師頗多，聽到許多反映，覺得“衙門化”三字確是說到了弊病的關節點上。在衙門化的條件下，目今各種各色學術腐敗簡直是鋪天蓋地而來，不少人成了時代之驕子，他們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決不是用在學問上，而是用在拍馬屁，拉關系，通關節，唬弄外行的官員和媒體上，目標是搶占權勢和金錢的制高點。搶占了權勢和金錢的制高點，就意味著盤據了“學問”的制高點，即可盜名欺世。他們可以發表許多冠冕堂皇的言詞，但聽其言，觀其行，他們真正全力拼搶者，無非是自己鼻尖上一點蠅頭之利，看得比天大，而置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大利于不顧。他們事實上造就了史學界把權勢和和金錢抬到遠高于學問的位置，史學學術殿堂竟出現了荒唐的官迷和錢迷。還有更多的人，他們并非全然見利忘義，而缺乏勇氣站出來明辨是非?？磥?，古代儒家的義利之爭，仍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延續著。但是，堂堂中華史界，我們是痛陳當時弊政的大史家司馬遷的後代，是疾呼直書、鄙視曲筆的大史家劉知幾的後代，難道不應有愈來愈多的人，敢於挺直腰桿，多說人話，不說鬼話？

　　去年，我在《宋史研究要點》一文中，有兩句自認為是最重要的話，一是“由斷代史走向通史仍將是一條正確的、高明的治史之道”，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總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學者的注意，不要聰明人做傻事”。我在辭去會長的那次中國宋史研究會的大會發言中說，希望宋史會能成為一個比較清白，弘揚以民主和科學為基本內涵的愛國正氣的學術團體。中國近代是出了若干史學大師，其情況各有不同。近日我在電話中對喬幼梅大姐說，看來，如果沒有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一份責任感，沒有為民主和科學的獻身精神，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治史能力，只怕難以成為上乘史家。喬大姐的回答是“不可能”。王春瑜先生一次電話中對我批評閆崇年，說他評價清軍入關，其實是兜售抗戰時標準的漢奸理論，他說史學家沒有點正義感，是搞不好歷史的。

　　以上這些話是否是抓住了中華史學發展，特別是後繼人才培養的關鍵，僅供史學界的廣大同行思考、討論和批評。個人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治史的重要性，是感覺到存在因不運用馬克思主義，而降低治史質量的問題。但在前也已談及文革前倡導以馬克思主義治史，帶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強制性的不正常狀況。排他性當然是不對的，人類一切有價值的學術，都應認真學習，吸取其營養。例如上世紀顧頡剛先生發起的“古史辯”討論，與馬克思主義無關，而其治史價值則是不言而喻的。對人類一切有價值的學術，包括馬克思主義，是否可說是八字方針——兼容并包，擇善而從。至于掌握盡可能豐富的史料，即盡可能多的歷史細節知識，以及文筆對治史的重要性，因大致有共識，在此毋須贅述。

注釋：

[1] 關于評法批儒，《解放日報》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４日《李德生在動亂歲月》“毛主席的這個戰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介紹了較深的內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