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竹人，女，碩士。供職于浙江省余姚市文聯。

　　民間有十二月花神的說法，把陶淵明說成是九月的菊神。菊花是花中君子，以菊喻陶淵明最也恰當不過了。陶淵明本人也非常喜歡菊花。不僅詠菊，采菊，還飲菊，食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知讓多少人心向往之。當然，他飲食菊花并非為了清火，而是因為沒有下酒菜。我曾在某地的一個旅游景點中看到一座陶淵明的菊神雕塑像，非常的不舒服。他們把陶淵明塑造的富態十足，大腹便便，甚至有點庸懶。不過，我也知道有些人是永遠走不進陶淵明的精神家園，因為這些人所拘束的東西太多了。

　　陶淵明身上有著菊花一樣的品質和人格，詩中有著菊花一般的清新與自然。他雖然出生于一個官宦之家，但到他這代時家道衰落。他八歲喪父，十二歲失母，從小多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外祖父是一位名士，“行不茍合”，“好酣酒”，“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外祖父的名教風度深深地影響了陶淵明。所以后人曾評價他“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在當時社會里，“學而優則仕”是人們的理想。何況他又是出生于官宦家庭。自然他必須選擇先學后仕的道路。他生活在一個“越名教而自然”的年代，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動蕩與黑暗的朝代。上層政治權力傾軋，下層社會民不聊生。因為朝政的腐敗使得士大夫們不再清議，一大部分人思想上崇尚玄學，行為上追求放任風流，同時因害怕政治漩渦，所以大家所作的詩晦澀枯燥，玄言詩占據著整個的詩壇。投身政治，為百姓謀取生計，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年輕的陶淵明也不例外。 “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事實上，他幾次出仕并不理想。縱觀他的一生，他也僅做過幾個小官，如祭灑、主簿、參軍。顯然，這些職務與他的志向相去甚遠。一個人縱有多大的報負，有多好的志趣，但如果沒有一定的職務支撐著不免是空想。陶淵明經歷了由希望到失望的痛苦。這種苦使得陶淵明又由失望到向往，由向往擺脫了致仕的束縛，成全了他精神上的自由。

　　陶淵明的詩里面有著菊花般的清新自然。尤其他歸隱后的一些作品，不事雕琢，灑脫恬淡。他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風格，且又自成一體，開創了田園詩派，打破了玄言詩壟斷詩壇的格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等等。這些詩句雖然平淡與平易，然而，非一般人所能效及。元好問曾如是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讀他的詩如見平林漠漠，草色青青；如臨山風徐徐，清泉淙淙。不知迷住了多少后人。就因為他的詩讓人對隱逸產生了詩意的遐想，把歸隱提升到一種境界。尤其一些官場不得意者，宦海失意人好吟詠他的詩，以此為自己找到精神慰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與他“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一脈相承。杜甫在安史之亂之后，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把陶淵明引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中寫道： 寬心應是酒，譴興莫過詩。 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詩圣的酒量我不得而知，但我想他能說出陶潛解此意，應該也是個“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式的達者。中唐詩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淵明的為人。仿效陶淵明的詩風作詩十六首。包括王安石，蘇東坡，等等。古代的文學因陶淵明而寂寞，也因陶淵明而精彩。僅他一個人讓文學綿延與豐富了很久，直至沉淀于充斥著物欲的今日。

　　陶淵明能寫出如此“此中有真意”的詩,全在于他心不形役的通脫。我一直以為一個人要真正放下名利是很不易的，因為要面對許多現實問題，并要接受靈魂深處所停留著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拷量。世上不乏喜說淡泊名利者，甚至有一些人以“大隱隱于市”自居，把自己的性情裝得偽偽的。這種人古代有之，現代也有之。看來每個年代都不缺少偽君子。事實上說淡泊名利者最沒資格說這種話。如果一個人沒有淡泊的基礎，那么說這種話是不是太酸了？我覺得只有陶淵明才有資格說這種話。他有能力做官，曾經做過官，也有一定的報負，但后來歸隱田園，志在躬耕。歸隱后他也沒有喋喋不休地反復強調自己很淡泊，說服自己看淡名利。相反他很平靜，很坦然，不像嚴子陵雖名為歸隱，但以釣魚之術希釣得周文王式君主的器重。試想他真的不想做官了，犯得著到根本釣不到魚的地方拿著漁竿，還大聲唱歌，如果真要歸隱，何必用如此怪異的舉動。說明他歸隱是借口，而想得到當權者的重視才是真。陶淵明是一心一意歸隱，視歸隱為真性情所需，視田園為自己的歸所。他歸隱后生活并不如意，這點從他的詩句中可以看出來，而且他也沒有回避。“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可見詩人的生活是很窘迫的。做官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一來確實可以體現自身的價值，二來也是解決生計的手段。如果離開了這兩點者，那么此人必定是有錢人買個官來增加身價而已，如同商品的附加值。君不見現在有多少有錢人挖空心思想當個什么代表或委員。這些人通過非正常手段當上的，當然他的本質就不是為民眾說話了。我們的詩人盡管生計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甚至到了不得不乞食的情形。但陶淵明固守其志，安貧樂道，不因生活的困境而改變其志向。這著實難能可貴的品質。真正做到了“貧賤不能移”。他歸隱后也并非沒有機會出仕，一些鄉親也勸他出仕，可他很堅決，“吾駕不可回”。陶淵明的一生以“治國平天下”的標準而言是極不如意的一生，而且他的家庭也并不美滿，幾個兒子又經常犯傻，“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可想這光景是很心酸的。然而，我們的詩人并不因外在的種種困苦而動搖他的志趣。相反他顯得是那樣的快樂，游心于山泉上，寄情于田園中，視功名利祿為塵埃，淡定而詩意的棲居著。

　　陶淵明雖然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但他并非是第一個歸隱的人。其實，我們的古人一直有這種隱逸的偏好：孔圣人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莊逸士“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海。”一直到漢代商周四皓，把隱逸情懷推向高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隱逸情結。而陶淵明的隱逸無疑是這次隱逸洪流中的一朵奇葩。無論是他的詩作，還是他那樣歸隱之徹底都堪稱隱人之宗。不像有些人雖言歸隱卻實在耐不住寂寞，時不時的關注朝野的一舉一動，似乎隨時要出山一樣。一個人在沒有詩意的年代活出詩意全在于他的選擇。陶淵明為自己的生活作了一次成功的抉擇。他對政治有著清醒的判斷。他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動蕩、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應該說亂世出英雄，但這又與他傳統的儒家思想相違背。他決然不為名利而喪性損身。他又崇尚自然，正如他所說“性本愛丘山”。他以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審美去親近田園，走進鄉野，從而在心里建立起屬于自己的自然理念，即做人做事合乎自己的性情，絕不拖泥帶水。一如他歸隱是真歸隱，而不是做作給世人看的。他淡泊事功的精神一直震撼于世人。他對待生死也一樣的通達。雖然，陶淵明并非是佛教徒，可他有著佛家對生死的了悟。他在《挽歌詩》寫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他面對死亡很平靜，還叮囑家人“省訃卻膊，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一個人無論是對名利還是對生死，如有著戚戚慌慌的心情是永遠寫不出清新的詩句。陶淵明雖被喻為菊神，但我卻覺得他是一叢開在深山上的野菊花，高潔而質樸，色淡味苦，然而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記憶他的文字很多，或贊喻他的為人，或贊美他的詩作。但愿他不要生活在世人的自我哀傷情緒中，而是從他那兒找到生活的淡定與活著的徹底。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