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威嚴掃地，軍隊頹敗不堪，各種社會矛盾尖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滿思潮日趨激烈。反滿思潮因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而被打上了反帝反封建的烙印，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清末；反滿思潮；影響

　　作者簡介：周峰，《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編輯部編輯，講師，軍事歷史學碩士。

　　清軍入關以來，反滿一直是貫穿清王朝的一股社會思潮。在中國古代，為了抵御來自外部（自然）的傷害，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會組織形式。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種族主義意識。經過幾千年的民族融合，“華夏意識”逐漸形成，華夏間內外有別的觀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漢族人民的強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國政權后，對漢族人民既采取高壓鐵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漢化以緩解滿漢矛盾，維護國內穩定。鴉片戰爭之后，反滿思潮日趨激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反滿思潮的存在和演變是離不開其所處的社會存在（社會歷史背景）的。在清軍入關之初，反滿是對異族入侵的“自然”抵抗，這一時期的“反清復明”表達了“反滿”的種族特征。隨著清政府政權的逐漸穩固，反滿思潮趨于緩和，盡管也曾被各種起義和叛亂所利用，但更多地表現為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鴉片戰爭的爆發，開始賦予反滿思潮以特殊的時代意義，直到辛亥革命，反滿思潮在近代民族運動的大潮中，被打上了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烙印。

　　1.帝國主義的入侵賦予了反滿思潮反帝的時代特征。鴉片戰爭的爆發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結果。這一場表面上由鴉片貿易而引起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近代戰爭，拉開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帷幕。當列強以戰爭手段獲取經濟利益的目的達成后，便扶植清政府以穩固其利益的延續，當清政府無法滿足其經濟利益進一步擴張的需要后，列強便又通過發動戰爭來實現其經濟利益。這種戰和交替的手段，有效地滿足了列強資本擴張的需要，清政府也日益淪為列強在華經濟利益的攫取工具，當清政府出于統治需要日漸與列強聯為一體時，反滿也自然蒙上了反帝的色彩。過去，“反滿”常常被指責為模糊了反帝的意義，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兩面性和軟弱性的表現。固然，資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產生和發展受制于帝國主義所控制的中國經濟的命脈，在面對列強時，往往表現出妥協性。但客觀上，帝國主義的強大迫使資產階級的斗爭必須具備策略性。“任何一次革命運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總有自己特定的打擊重點……明智的革命家一般總不愿意平分力量去同時打擊兩個敵人。”[1]58章太炎在1908年夏天發表的《革命軍約法問答》一文中寫道：“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為巨敵，而歐美稍輕……若就政治社會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于滿洲……然以利害相較，則革命軍不得不故示寬容，無使清人、白人協以害我。”[1]58可以說，主觀的戰斗口號必然是要決定于當時社會的客觀形勢，“義和團”運動的口號由“掃清滅洋”向“扶清滅洋”的轉變，正是適應了當時社會形勢的變化。如果離開了客觀的社會現實，任何貌似正義的口號都有可能流于幼稚和魯莽的浪漫主義。雖然這一時期的反滿也因此不可能取得反對帝國主義的勝利，但是不能抹殺其反帝的歷史意義。

　　2.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賦予了反滿思潮反封建的時代特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強大外部敵人，在清政府與列強的雙重壓迫下，反滿思潮在辛亥革命時期達到頂峰。從歷史上看，明末清初的反滿主要是一種種族沖突，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反滿表現為滿族與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意欲推翻清政府，但“絕不應該把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與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等同起來。太平天國的平等思想是受到很大局限的。它的政治思想中還保留著不少封建的傳統。它的政權也采取落后的皇權制形式。”[1]246-247而鎮壓太平天國的，也是以漢人為主的湘軍和淮軍。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直到辛亥革命，滿漢矛盾被激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把反滿作為現實的戰斗任務和動員口號。由于有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這一時期的反滿已經不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或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了，而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統治的政治任務，“雖然裝著古老的外衣，卻是一次名副其實的近代民族運動”[1]197，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并自覺把“反滿”納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正是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因此，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賦予了反滿思潮反封建的時代特征。

　　正是由于這種時代背景，清末的反滿思潮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而鴉片戰爭以后，殘酷的社會現實是清末反滿思潮被激化的社會背景。

二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幾乎未曾遭遇勁敵的威脅。這一方面給清王朝提供了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其“天朝上國”的迷夢。鴉片戰爭的爆發，打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國”的迷夢，揭開了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帷幕。鴉片戰爭之后，帝國主義列強逐漸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政治命脈，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對內實行高壓統治、對外出賣國家利益，其統治合法性受到嚴重挑戰，政府威嚴掃地。與此同時，清朝中央集權開始分化，漢族地主階級的勢力逐漸上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有所發展，而人民群眾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剝削和壓迫下苦不堪言。

　　1.政府威嚴掃地，軍隊頹敗不堪?！霸鯓诱J識自己的祖國？怎樣對待自己的祖國？這是二十世紀初年先進中國人認真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盵1]8這個二十世紀伊始中國人的發問，要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歷史狀況，尤其是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頹敗局勢讓先進的中國人不得不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隱含著另外的問題——怎樣認識清政府？怎樣對待清政府？

　　晚清以降，清政府的威信逐日下降，官僚腐敗、體制僵化、軍備廢弛、敗約賠款不斷。人民對政府的失望逐漸演變成為對滿族統治的失望和排斥，反滿思潮如同導火索，在晚清社會糜爛的空氣中，稍有不慎就會被點燃。作為清王朝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八旗和綠營的衰敗情形蓋能反映清王朝的全局。

　　八旗是滿族部落的社會和軍事組織，在清王朝征服中原乃至全國的過程中，立下了赫赫戰功，成為清朝統治的中流砥柱。在取得穩固的政權后，八旗又擔負著保護皇族利益、鎮壓叛亂、抵御侵略和制約綠營的重要職能，為維護清朝的統治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但由于八旗制度本身的原因，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下，當其從擴張型軍事力量轉變為鞏固防御型軍事力量開始，八旗在清末開始走向了停滯和衰落，軍隊的訓練水平、管理質量不斷下降。任人唯親幾乎是封建官僚體制的通病，但在八旗內部，還蒙上了鮮明的種族歧視色彩。漢人在八旗中是不會被重用的，就是在滿族八旗內部，也有著很深的血緣地域裙帶關系，許多能力平平、甚至不合格的八旗子弟開始充斥到官僚隊伍中?！翱偠灾@種任人唯親的政策，不僅滋長了腐敗現象的蔓延，而且導致了八旗駐防紀律的普遍下降和軍事訓練的衰落”[2]93-99。此外，“匱乏的財源決定了八旗駐防無法成為有效的軍事和行政機構。”[2]98由于清政府對滿族旗人實行終身供養制度，并準許其享有特權，八旗子弟一般禁止從事除農業和軍政工作之外的其他職業，八旗的財政幾乎完全是依賴中央政府的。在相當長的和平時期之后，人口大量增長無疑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在國家面臨不斷的戰爭軍費和賠款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于是，八旗不得不“開源節流”。八旗將領開始向商人放高利貸、出租營房給商人當作商鋪，甚至出租戰艦給走私分子，“進入十九時期中后期后，就連炮兵場地及場地上的房屋也可以出租了”[2]112；除此之外，還想方設法“節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減少營馬數量及草料費——而馬匹在當時卻是重要的作戰動力和交通工具；最致命的做法無疑要屬減少必要的軍事訓練、演習和裝備更新了。這種做法只是艱難維持一支暮氣沉沉的戰斗力低下的軍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財政上的困難導致貪污勒索等違紀案例逐漸增多，由于滿人的優待地位，受害者基本都是漢人，這也造成了駐防內部的不和。如“漢族旗人被控告在皇帝的墓區伐樹，就要將他開除旗籍，然后斬首。如果滿洲旗人發生了這種情況，雖然也要將他從旗籍上除名，但只流放而不殺頭”[2]122-123，滿族旗人在生活待遇、選拔懲罰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優越于漢人，他們甚至可以目無法度，隨意毆打、凌辱、欺負漢人，在作戰的時候，漢人往往被當作“先鋒隊”、“擋箭牌”。而滿族旗人將領放高利貸、出租營房戰艦、貪污勒索、尋釁滋事等行為[2]，不但損害了八旗的形象，進而損害了政府的形象，而且還加深了漢族人對旗人、對清政府的反感和排斥。

　　事實上，八旗的戰斗力已江河日下，既無力鎮壓以農民為主體的叛亂，更無法抵抗列強的侵略。并且在對外戰爭中，清政府還需要投入相當一部分的精力和兵力去對付國內人民，“防民勝于防寇”的片面軍事路線使得清政府徹底脫離人民群眾。當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日益蔓延時，清政府在幾場對外戰爭中的表現無疑是火上加油，讓其威嚴掃地，反滿思潮充斥和彌漫在鴉片戰爭后的清王朝。

　　2.社會矛盾尖銳，人民水深火熱。一般來說，當國內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時，外部矛盾具有轉嫁國內矛盾的功能，導致階級上升為主要矛盾，但清末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曾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盵3]631這個觀點早為人們所熟悉并被普遍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階級矛盾在清末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一直占據著十分突出的地位，而階級矛盾在清末主要表現為滿漢之間的矛盾。社會的主要的矛盾決定著當時社會革命的主要任務和對象。繼鴉片戰爭之后，帝國主義通過戰爭手段使其在華的部分經濟利益得到實現。為了維持和延續這種利益關系，《辛丑條約》簽訂之后，帝國主義對華采取了相對溫和的方式。伴隨著國內階級矛盾的升級，清政府開始與列強勾結，一方面試圖通過與列強的“合作”緩解民族矛盾，壓制國內的革命斗爭以維護其統治地位。這種合作賦予了清末民族矛盾以內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即反對清朝的統治包含著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反對帝國主義也表現為反對清政府?？陀^上，列強通過清政府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命脈，漢族新興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不僅要受清政府的剝削，也要遭受列強的控制。要推翻這種雙重壓迫，必須首先推翻清政府。而在鴉片戰爭后的幾十年，人民群眾也同樣遭受著清政府和列強的雙重剝削和壓迫。姑且不論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的近代化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清末社會，這種侵略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的。以戰爭賠款為例，《辛丑條約》中的賠款數目驚人，“庚子賠款，實際上應分為兩項。一項是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簽定的大賠款，即名義上的庚子賠款；一項是各省簽定的地方賠款。”[4]由于數額巨大，清政府根本無力支出，“在獲知賠款數字以后，清政府決定，除由戶部每年籌款300萬兩外，其余由各省通籌，于1901年3月下諭各省督撫統籌償款?！盵4]籌款主要包括兩種方式，一是田賦丁漕；二是厘捐雜稅。在山東，為了籌集款項，“山東原有之稅捐大多提價，未有之稅捐陸續開辦。”[4]稅款之多、名目之雜，地方政府的搜腸刮肚讓本來已經水深火熱的人民群眾苦不堪言，原本凋敝的地方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籌款的過程中，地方官員乘機貪污勒索、中飽私囊，更是激化了人民群眾與當局的矛盾，導致各地抗捐抗稅運動頻發。除戰爭賠款外，還有數額龐大的教案賠款、商業賠款等，都轉嫁到了人民的身上。“賠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阻礙作用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列強向中國勒索巨額賠款，使得中國政府無力對近代企業進行更大的投資；另一方面為償付賠款，當時的中國政府不得不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其中包括對近代工商業者的加征稅款，使他們的投資受到限制，同時，勞動人民更加貧困”[5]，“為了挽救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甚至采取高壓盤剝、肆意搜刮的一些經濟措施，各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5]。同時，由于滿族旗人不允許從事除農業和軍政以外的工作，清政府和駐防八旗行政機構承擔著向所有旗人提供經濟救濟的責任，所以“滿洲旗人總覺得自己不干任何事情也是可以生活下去的，這種制度和政策，養成了旗人不勞而獲的寄生性”[1]126。正如馬君武1903年在東京駿河臺留學生會館的新年團拜上演說所言：“滿人之飲食宮室何所取資，曰惟漢人是賴。滿人之衣服男女何所取資，亦曰惟漢人是賴。漢人日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勞，以供給此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輩，于心已不能平，況又削漢膏腴以保彼晏游之地，割漢行省以贖彼根本之區，今又以三十九年之攤還四百余兆之賠款，斫骨削肉，飲血啜脂，福則惟滿獨優，禍則惟漢獨受，天下事之不平者無過于此，蓋欲不排烏得而不排！”[6]清政府的無能和反動，使其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人民群眾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尖銳。

三

　　在清末的社會背景下，反滿思潮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與感染力，尤其是當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候，反滿思潮所體現的革命性與破壞性都十分強大。

　　1.反滿思潮及其宣傳成為辛亥革命的社會動員口號，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要正確認識和評價辛亥革命中的反滿思潮，必須深刻認識近代中國的國情，否則很容易把反滿視為單純的種族革命。近代中國的民族運動，不僅面臨著強大的外部敵人，而且國內的封建主義成為其社會基礎和殖民利益的維護者，而清政府不僅是封建主義的統治階級，又是滿族勢力的代表者，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對外出賣國家利益。因此，近代中國的民族運動要想抵抗列強的侵略，就不得不把“反滿”作為自己的戰斗動員口號和現實的斗爭任務，不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這個障礙，就無法實現民族獨立。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理解近代中國的國情，也就無法深刻認識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

　　革命的政治目的與反滿的宣傳口號一經結合，在清末社會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便會產生極大的號召力。在辛亥革命的反滿宣傳中，革命者通過著書立說、集會演講、散發傳單等多種方式，謳歌漢族反滿歷史、揭露清政府反動統治、表達革命政治意愿，描繪政治前景，反滿浪潮席卷中國大地。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興漢”成為戰前動員最有感染力的口號，而漢族軍人在清軍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屈辱在反滿的政治動員下，迅速轉化為反對清王朝的重要力量，并得到各地漢族人民的響應。如在武昌，在起義士兵加入共進會的儀式上，熊秉坤發表“旗籍官兵，雙糧雙餉，漢籍官兵，單餉單糧，高官美缺，歸他旗人獨霸，且又侮辱我漢人……”的演說，士兵“因之醒悟，奮勇革命”[7]230，“漢口的市民聽說武昌開來了軍隊，不約而同地大放鞭炮，夾道歡迎，無數群眾高呼‘殺盡胡兒’、‘興漢滅滿’的口號”[7]231。在武昌首義之后，各地紛紛響應，革命狂潮席卷大地，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同時，“反滿”口號因其摻雜著濃厚的種族主義情緒，一旦由社會思潮轉化為現實的斗爭力量，在革命實踐中就不容易被輕易地控制。事實上，由于革命初期反滿宣傳的偏激和極端，導致了一些種族仇恨和殺戮的事件，也傷害了那些在滿族貴族專制統治下普通滿族人民的情感，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還因為誤解產生了民族沖突，給試圖分裂中華民族的外國勢力提供了口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造成革命止于推翻了一個封建王朝的原因。伴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的領導階級也逐漸意識到了反滿宣傳中的偏激。經過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斗爭實踐和反思，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走向成熟，并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成為國共合作的重要政治理論基礎?？傊诋敃r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反滿口號無疑是最具革命性、最具感染力的戰斗動員口號，順應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潮流，極大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是近代中華民族獨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也順利地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永遠值得后世的人們尊重。因為他們畢竟已經完成了當時歷史所交付給他們的最為緊迫的任務，我們可以認真總結他們的經驗教訓，卻沒有理由要求他們在第一次戰斗中就去完成應該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戰斗中去完成的任務?！盵2]66

　　2.在面臨強敵入侵時，未能形成有效的抗擊侵略的統一戰線?！鞍蠢韥碚f，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在對外戰爭中所能發揮的威力與能量往往有著相對的優勢與便利。遺憾的是，在滿族貴族統治下的近代中國始終體現不出這種優勢。究其原因，就離不開滿族貴族在國內所長期奉行的民族壓迫政策?！盵8]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從內外交困的清政府對時局的判斷中可窺見一斑，“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肘腋之憂也。英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盵9]2675經歷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已經認識到，除近鄰強敵外，列強在華的利益主要是經濟上的，這種經濟利益的實現恰恰需要借助清政府，真正威脅清政府政權的不是外敵，而是國內的反抗力量。因此，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用于鎮壓太平軍、捻軍和其他起義軍的兵力約40萬人，而在抗擊英、法侵略軍的廣州、津京地區只有27萬人，其中直接與侵略軍交鋒的為數更少?！盵10]122太平天國運動中，清政府的“借師助剿”政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各國“洋槍隊”的積極參與下，清軍很快剿殺了太平軍和捻軍，奇跡般地使清政府從旦夕之危中掙扎過來，這又使清政府更加堅信先前對時局的判斷?！霸趪鴥葷M漢矛盾制約下，腐朽無能的清朝統治者作為中華民族的總代表，既然不可能督率國人勵精圖治，而且不可能真正領導一場全民族保衛家園的反侵略戰爭，就勢必處于既恨侵略者，又懼侵略者；既要戰，又怯戰；既不甘和談，又不得不和談等兩難境地，甚至常常出現該和時不和，該戰時不戰之類停停打打，反復無常的局面，城下之盟就在所難免。”[8]這也就不難理解清政府對義和團運動的反復無常和曖昧的態度了。當國內各種勢力不能有效整合時，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和外敵之間就存在一種利益上的博弈，當然，這種博弈格局是建立在矛盾各方力量大抵相當的基礎上的。在這種特殊的格局下，外敵往往會從侵略者搖身而變成國內雙方力量的被拉攏一方。在太平天國早期，洪秀全曾試圖取得列強的支持；在辛亥革命早期，孫中山也曾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抱有幻想。此外，在晚清亂局中，底層群眾中的“漢奸”現象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在列強侵略較為嚴重的沿海一帶，一些老百姓充當“漢奸”，為列強引路、出賣情報、提供補給等等，這種助夷亡我的行徑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民族”、“國家”思想比較淡薄的封建社會，人民群眾對晚清腐朽政府的仇恨驚懼意識和對門外來客的好奇心[3]很容易被侵略者所利用。清政府對“漢奸”現象深惡痛絕，也制定了周詳的措施加以應對[11]，但在懲治的過程中，過火的趨向又加深了滿漢的矛盾，如“1842年7月，常鎮通海道周頊給江寧將軍一封稟中反映了這一現象。稟云：‘鎮江自初八日閉城，人心惶駭，官員出入亦甚費事，甚至兵丁城上開炮開槍，擊殺平民指為漢奸，無辜罔吁。又每日城內搜索漢奸，立時正法，每日約殺十余人，頗有冤枉?！@種現象作為清政府是無法克服的；這種現象的出現，更使清軍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12]從一開始，滿漢分治的政策就使清政府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對立面，這就決定了清政府無法動員也不愿動員人民群眾和自己并肩走上反帝的道路，只能走片面的軍事路線，這種做法又反過來加深了滿漢之間的矛盾與隔閡，在清軍軍事實力并不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片面的軍事路線注定是要失敗的。

　　在統治階級內部，滿漢之間的矛盾也削弱著政權的實力，漢人在朝廷始終是被猜疑和排擠的。昔日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清朝國土，湘、淮軍先后起于民間，戰斗力遠勝于旗、營，一度成為清朝國防軍，而湘、淮軍的首領曾國藩、李鴻章皆為漢人。因此，危機暫過，天下甫定，清廷便分而制之，提攜異己，使其相互制約。統治階級內部尚且不能整合如一，更不要集全國之力抵御外辱了。

四

　　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長期奉行滿漢分治政策，致使反滿思潮從未斷絕。近代以來，中國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中，外來文明的入侵不僅沒有實現滿漢兩族的團結與統一，反而加重了民族的危機，蓋因清政府無能，離心離德，刺激了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于是，反帝反封建成了近代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辛亥革命中，反滿思潮成為強大的戰斗動員口號和現實斗爭任務，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推翻了作為帝國主義列強利益攫取的工具——清王朝，雖然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個封建王朝，但在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與富強的道路上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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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清朝的軍隊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大系統。其中八旗又可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共約10萬人，駐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區。駐防亦約10萬人，分布全國。清軍的主體是綠營，由于綠營執行任務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如社會治安、守衛官府、看守監獄、護衛驛站等等，并不需要十分集中的兵力，另外為了防備一支兵力強于本族武裝的漢族武裝，采取分散駐扎的方式，把綠營化整為零，分散于全國的市鎮要沖等地，讓兵力相對集中的八旗監視兵力分散的綠營。詳細情況見：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第一章“兵力與編制”部分。

[2] 關于清軍的違法亂紀行為，詳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P70-72。

[3] 關于民眾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對外國侵略者的反映，參見：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P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