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7年2月13日，大正王朝睦仁天皇即位，第二年1月3日，宣布“王政復古”，令德川幕府長德川慶喜辭官納地，隨后又進行征討。5月3日，江戶投降，10月23日，改元“明治”。歷時250多年的江戶時代結束，明治時代開始。關于“明治維新”史學上講述很多，這里只想強調的是：這場深刻的政治制度變革不僅使日本向西方靠攏，而且也使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漢學”從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漸后退，最后形成漢學、國學（日本學）、西洋學三學并立的地位；儒學開始退出政治舞臺，回歸學者身份，真正成為學問家。

　　當然，這場變化的前奏實際上從江戶時代即已開始：歷時250多年的江戶時代文學思想有個漸變的過程：一方面，日本漢學的巨大影響仍在發酵，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典籍仍是日本文化的主流，但批判中國文化的暗流已開始涌動，體現日人審美價值的日本“國學”已開始萌生，并逐步創造了獨特的“和歌”和日語文章理論。中國文學理論由奈良－平安時代的主流地位，逐漸變成江戶時代的折中融合，到了明治時期，這種折中融合變成了漢學家也開始分化：一部分開始轉變知識結構，接受西學，學習用西方文藝觀來進行閱讀和創作，要將“漢學”改變成體現日本民族意識和美學觀念的“東洋學”；另一部分則固守傳統文藝觀，拒絕改變知識結構的漢學家則被稱為“腐儒”，從而導致激烈的思想沖突。明治初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激進學生驅趕“腐儒”呼吁改學“東洋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在這一巨大的思想文化變革中，延續近千年傳統的漢學“訓讀”方法也開始腹背受敵：一方面，十七世紀開始的中文日譯使日本社會逐漸認識到漢語讀音的獨立存在，隨著日本漢學文化中心地位的喪失，訓讀方法逐漸被視為落后于時代的“鄉下學問”；另一方面，隨著現代日語言文一致運動的發展，訓讀與日語的差距越來越大，漢學這門艱深的學問越來越被邊緣化，終于從日本主流文化的代表變成外國文學的一個學科，在許多大學中附屬于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學，延續近千年“漢學”終于在“明治維新”所掀起的改革巨浪中傾覆。

　　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以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為中心的“東方學”開始建立。正如明治初期其它的文化現象一樣，日本的東方學也是在西方的啟發下產生的。東京和京都的東方學創始者均有很好的傳統漢學功底，又都有一定的西方近代學術教養，因而形成與江戶末期日本漢學家不同的知識結構，近代意義的東方學和中國學就是從這兩個學術中心起步的，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其中又以研究中國歷史、文學為主。只不過比起江戶時代文化中心的東京來說，京都的中國學家更多的擺脫了傳統漢學的影響，這也就是日本學者所說的“江戶漢學京都支那學”的原因所在。當時“東方學”的代表人物服部宇之吉、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與傳統漢學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既有很好的傳統漢學功底，又深受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影響，關注異域社會和異質文明，有著較新的西方眼光和較為深厚的西方學養，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漢學和支那學。“支那學”的創立者狩野直喜，1895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1900年至1903年在中國留學，他受過嚴格的傳統漢學訓練，同時又精通中文、英文、法文，既了解傳統日本漢學的弱點，又具備建立新學術框架的知識準備。在他關于建立“支那學”的兩篇著名論文《關于支那學的研究目的》和《關于支那研究》中，他一方面批評傳統漢學只攻經史子集而無視中國社會的通病，意識到傳統漢學的局限而力主以“支那學”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他畢竟是在傳統漢學教養中長大的，因此對傳統漢學的古典修養乃至“訓讀”均持溫和態度。在他本人學術中始終保持支那學和漢學的兩面性，例如他在研究中國古典戲曲時，就用“訓讀”法讀曲辭，用中文口語讀臺詞和其它部分，又對劇本的社會背景、風俗民情進行法國學術的“科學性”（即“實證性”）研究。這種過渡性的特征反映著“支那學”或“東方學”的創造者們試圖通過革新改造將傳統漢學引入近代軌道，這是他們回應西方文明的一種獨特方式。狩野直喜以后，這種學術分化更為明顯，他的兩個學生鹽谷溫和青木正兒即是兩種典型：鹽谷溫代表著狩野直喜與漢學難以割舍的一面，他將翻譯注釋元曲經典看的比本人著述更為重要，在譯本上耗費的心血占去他學術生涯的主要部分。他的這種治學思想也影響到他的弟子，如跟隨他將《西廂記》翻譯成日語歌譯本的內田泉之助（1892－？）也是專門從事中國古典詩文和唐傳奇的譯介工作。青木正兒則代表狩野直喜“支那學”的變革思想。他在1935年出版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就是一部具有現代學術概念的戲劇學史。作者從南北曲的起源和分歧論起，追流溯源，一直討論到昆曲的昌盛和在清代的衰落，內中有相當多的戲劇理論分析和史的框架。青木正兒以后，京都大學形成了一個以研究“支那學術史”為己任的學術團隊，包括吉川幸次郎、矢志高、田中謙二、濱一衛、巖城秀夫等。其中以吉川幸次郎影響最大。吉川幸次郎本人是個中國通，曾在中國留學，專攻中國古代文學。為人喜著中式長衫而不穿西裝和服，七言和五言漢詩也寫得很好。其代表作《元雜劇研究》清楚的顯示了他從狩野支那學中繼承的學術立場，始終作為一個日本人來研究中國，始終把中國古典文學作為“支那學”的一個內涵來研究。清水茂則是吉川幸次郎的高徒，曾被吉川派往香港師從饒宗頤學習中國古典詩詞，也是日本漢學界京都學派繼狩野直喜——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之后的末代漢學宗師。

　　清水茂：1925年12月8日出生，2008年2月3日去世，享年83歲。京都府人，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博士，師從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教授，專攻中國古代文學。畢業后任同大學院助教授、教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東方學會京都分會會長。1989年退休。一生著述甚豐，著有《清水茂漢學論集》、《中國詩文論藪》、《語文學》、《中國目錄學》等，翻譯注釋有《唐宋八大家散文》、《韓愈》、《王安石》、《水滸傳》、《顧炎武集》、《書經》、《春秋》等。

　　日本學者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者，往往對研究對象較為專一，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而言，很少像西方學者那樣同時兼及中國現當代文學乃至中國當代社會，但在界定的學術領域內，學術眼光卻十分寬泛，研究手段也十分多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同時注重中國古代歷史哲學、語言文字，以及訓詁、考據、版本，文獻學研究與社會學研究并重，文史兼通，這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相類，清水茂即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以中華書局出版的《清水茂漢學論集》為例，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學、詩、詞、賦、書評、人物評價等諸多方面，乃至印刷術、地理知識和自然色彩，但又與中國古典文學緊密關聯，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如《紙的發明與后漢的學風》、《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西門慶營造花園——大觀園的先驅》《說“青”》、《 說“黃”》等，這也體現了青木正兒所代表的狩野直喜“支那學”的變革思想，不再固守訓詁、考據等傳統漢學的研究方法，融入了文化學、社會學等西方的研究方法。從集的主體來看，作者仍是著力于他所擅長的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探討，如《唐代古文運動與駢文》、《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日本古代文學中的韓愈》等皆可看出其漢學研究的扎實功底。另外對一些清代詩人詞家的考論，如《錢澄之的詩》、《龔鼎孳論》、《論金堡的詞》、《陳維崧的詞》、《屈大均的詞》、《徐履忱的傳記和詩》等則有開創性的意義。臺灣有位學者于2009年7月14日在網上著文，說這些專論“對于喜讀清詩尤其是清初詩的朋友來說，自是學海明燈。我對金堡詞和徐履忱詩的認識，也始自讀這個集子”。

　　另外清水茂在版本考據等傳統漢學上的功力，如論文《日本留下來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詳細考論了日本留存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一是劉禹錫當年最初編篡的《柳宗元集》，另一部是南宋魏仲舉所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前者為三十卷，后者為四十五卷。清水茂在論文中對這兩種殘本的源流以及得失進行了對勘和詳細的研究。這兩種版本在中國已經絕版，因此在版本學上有較大的意義。他的專著《中國目錄學》以及《樂府“行”的本義》、《“春”“秋”之詞性》、《釋“白日”》等也可見其版本、訓詁和考據等傳統漢學上的功力。另外刊登在《文史哲》上的論文《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亦為當代中日學者柳子研究合作之開端，反響很大。

　　清水茂出于對中國文學的熱愛，除了擅長的專題研究外，也進行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的翻譯、介紹工作。他的《中國文學在日本》、《清詩在日本》和《日本漢文學》是分別向日本讀者和中國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在日本流播、接受的情況。即使是這類介紹性文字，作者也用獅子搏兔之力，下了很大的分析研究功夫。如文章在介紹日本文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模仿和崇拜后，又深入探討分析形成這種模仿和崇拜的四個方面原因：第一，日本文字自漢文演變而來，平假名源于漢字的草書，片假名源于漢字的偏旁；第二，日本正史系統的發端《日本書紀》由漢文寫成；第三，日本本土文學代表作如《萬葉集》、清少納言《枕草子》、紫式部《源式物語》都受漢文學和漢文字影響甚深。即便是俳句這種最日本化的文學，俳圣芭蕉的作品也多自唐詩化用而來。第四，江戶時代以前(中國明清交際)，漢文學地位仍然高于本土文學。除此之外，清水茂還在上述文字中提出了自己對兩個和、漢文學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一是日本文運遲于中國二百年；二是和、漢文學在奈良時代(唐中葉)以后交替興隆。這都是極有見地的和、漢文學史比較及探討，不可以一般簡介類文字視之。另外，他對唐宋八大家散文、韓愈文、王安石、顧炎武等詩文以及《書經》、《春秋》等的譯著和介紹，也是刻意在做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播和普及工作。在這方面清水茂是很細心周到的。改革開放剛開始時 七十年代末，中日兩國剛恢復學術交流，北京大學游國恩先生赴日講學，清水茂負責接待。他知道游先生是江西臨川人，為了交流的方便，便找來中國方言方面 書籍，研究了一番臨川音系的發音。誰知一見面，游先生卻是說的卻是一口北京話，清水先生才哈哈一笑作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清水茂常常出入中國大陸，參加北大校慶，韓山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訪問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等高校和學術單位，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清水茂同他的老師吉川幸次郎一樣，不僅精通漢學，也寫得一手好漢詩，同饒宗頤、王瑤、程千帆、周祖謨等皆有唱和。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印的清水茂詩詞集《流觀室詩詞稿》，是他一生創作的漢詩漢詞結集。其中有不少與當代中日學人的唱和。程千帆先生去世，他也是寄來自己創作、手書的漢詩寄托哀思。像這樣既能研究又能創作的漢學家，現在已經不多了。

附：清水茂論著目錄

專著：

《清水茂漢學論集》蔡毅譯，中華書局，2003年

《語りの文學》，（日本）筑摩書房，1988年

《中國詩文論藪》，（日本）創文社，1989年

《中國目録學》，（日本）筑摩書房，1991年

《解説吉川幸次郎》，〈日本思想大系33〉，巖波書店，1971

翻譯、注釋：

《唐宋八家文》，〈中國古典選〉，朝日新聞社、1956-64、朝日文庫全6巻，1978-79

《韓愈》，中國詩人選集11巻（第一集），巖波書店、1958、新版1990ほか

《王安石》，中國詩人選集4巻（第二集），巖波書店，1962

《水滸伝》 第7·8冊 吉川幸次郎共訳 巖波文庫、1962－70、第9－13冊、1977－91

《伊藤仁齋·童子問》，巖波文庫，1970

《伊藤仁齋·語孟字義》，古學先生文集.伊藤東涯，古今學変

《中國文明選7·顧炎武集》，朝日新聞社，1974

《中國詩文選3·書經·春秋》，筑摩書房，1975

《韓愈》，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第30巻A·B、訳·解説、筑摩書房、1986-87、復刊2005

《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5·日本詩史·五山堂詩話》巖波書店 1991－揖斐高ほか

論文：

《北宋名人的姻戚關系——晏殊和歐陽修周圍的人們》，《東洋史研究》20卷3號，1961年

《陳維崧の詞》，《中田勇次郎先生頌壽記念論集（東洋蕓林論叢）》，日本平凡社，1985

《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文史哲1988·3

《日本古代文學中的韓愈》，韓山師院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