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邊塞詩是中國詩歌園地中的一朵奇葩，其源遠流長，肇自《詩經》，盛于有唐一代。而至于元代，由于時空的巨大轉變及創作主體的多元化，邊塞詩被賦予了新的特點：首先是詩歌的遠距離審美觀照；其次詩歌關注內容的廣泛豐富；第三是組詩形式的創新運用；第四邊塞舊題的大量翻作。元代邊塞詩揚棄了邊塞詩的歷來傳統，在詩歌史上既耀出了自己的光芒，并給后代帶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元代； 邊塞詩；成因；特色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06級碩士研究生　河北保定　071002

　　邊塞詩，是一個歷史概念。其內涵是隨特定的時空環境改變而變化的。究其構成特質而言，邊塞詩首先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其次還帶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社會性；另外隨時代的發展其文化性和時代性也愈加彰顯。這些必要特質本身又是變動不居的，于是每個時期的邊塞詩同時又是“這一個”，形成“一代之文學”。元代邊塞詩的形成受到了傳統創作的影響，但更是新的歷史環境的產物。“元代邊塞詩”，所以稱其為“元代邊塞詩”，不是只根據據之前的歷史來判定，亦非從當下時空出發給其界定，而是在把握其本質的基礎上，還原歷史，回歸客觀的“元代人的邊塞詩”。

　　元代是中國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國家，也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為廣闊的朝代。正是由于這樣特定的時空的影響，元代邊塞詩的創作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是疆域的擴大，讓元代的邊塞地域空前廣大。在元人的眼中, 其地“北逾陰山, 西極流沙, 東盡遼左, 南越海表”［1］，這樣使得元代邊塞不但指“長城一線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鎮這段東北至西北的邊疆地區,”而是西北延至西亞之地(今阿姆河流域撒馬爾罕一帶) , 例如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詠》、《庚辰西域清明》、《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西域嘗新瓜》等等，其表現地域直至塞上草原。向東，元人征服高麗使其成為附庸，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步跡，例如虞集的《贈別兵部崔郎中暫還高麗即回中朝》、張翥的《送式無外歸高麗》等記錄了元人的高麗之游。向南，元人也做了史無前例的開拓, 南邊跨大理遠至越南南方之地。例如張翥的《送劉侯赴大理》詩中“萬里南云入馬蹄，蠻酋迎拜過阿黎”寫出元朝政府派人治理大理的境況，陳孚的《安南即事》寫其受詔到交趾問罪的情狀。

　　其次，元在一統過程中，先后滅掉西夏、金、南宋，三家歸元，這使得有元一代，尤其是初期的詩人群體呈現出多元化，他們或由金入元，例如元好問、李俊明、郝經等；或由宋入元，例如方回、戴表元、趙孟頫、黃庚、方夔等。此外還有一些詩人是雖曾身處金源卻同情南宋但最終歸元，例如劉因等。因此元代的邊塞詩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面對同樣的邊塞，不同的人反應甚迥。尤其是那些金宋遺民每睹曾經的或金宋或金元或宋元的邊塞時多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訴諸筆端，形成了有元一代別具的不算邊塞的邊塞詩。之所以稱其為“不算邊塞”是因為元一統后這些邊塞已非邊塞；而又稱其為“邊塞”是因為創作這些詩時作者當時是視其為邊塞的，且這些詩完全具備邊塞詩的本質要素。

　　詩歌創作條件的變化，最終反映到“藝術產品”——詩歌文本上來，形成了有元邊塞詩歌的獨特的體貌特征。

　　首先，詩歌的遠距離審美觀照。

　　顧隨先生在其《駝庵詩話》中曾提過，詩歌中就詩人即創作主體和關注對象關系而言大致分兩種：一是詩人進行近距離觀照完全融入其對象之中，物我一體，這樣寫出的詩情感濃厚卻往往失之理思；二是詩人進行遠距離觀照和其關注對象保持了適當距離，這樣詩歌雖見作家冷酷卻得之能進行理性分析［2］。元代邊塞詩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作家遠距離審美觀照的作品，尤其體現在由金、宋入元的詩人的作品里。究其原因，這與元代詩人的多元化有關，尤其是那些自金、宋入元的詩人，他們不同于那些北方少數民族詩人以一種高揚的姿態來雄視邊塞躊躇滿志，豪邁慷慨，而是懷一種被動且無奈的復雜心態來面對曾經的邊塞——金元遼宋邊界，因此少了唐人那種慷慨報國、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 也無唐人那種因近距離審美觀照而產生的身處邊陲而心懷帝都之情, 也沒了唐人那種功業未就的惆悵和苦寒不甘的情調。這些詩人置身邊塞，涌上心頭的更多的是“往者不可諫”的情感和歷史興亡感嘆。這樣，他們就不由得與審美對象拉開距離，從而進行比較可觀的歷史評判。元代三大理學家之一的劉因可為這方面的代表。劉因生于保定容城，“世為儒家”，且其祖父劉稟善金貞祐年間南遷，后來其父劉述于1232年攜家北歸，定居保定，之后入元。身處金源對宋懷有同情最后卻入元朝，劉因的經歷在當時既普遍又典型。劉因作過多首有關白溝的詩。白溝，昔日為遼、宋邊界。其《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燕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仰天大笑東風來，云放殘陽指歸渡。[3](P163)

　　詩人臨此邊界，涌上心頭的有悲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有痛心：“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云燕非我土”；有無奈：“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青鳥去”。但超越前人的是，作者在這首詩里對歷史進行了反思和批判，贊揚了“萊公”即寇準的歷史功績，但對后來使臣的茍且求和加于了尖辣的譏諷，結句“云放殘陽指歸渡”既是實寫詩人悲憤離開又是虛寫詩人的一種心理上的拉開距離。

　　另一首《白溝》

　　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
　　趙普元無四方志，壇源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3]P(170)

　　這首詩可以說是詩人自心理游離后進行遠距離審美觀照的結果，他已從悲憤和痛心中脫離了出來，與歷史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從而對宋朝的妥協投降政策進行深刻的批判，并直接評述宋亡國的歷史。

　　另一首同題《渡白溝》

　　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衛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
　　黃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獨誰投？[3]P(180)

　　同樣的地方，詩人冉生的依然是一種由游離至離棄的情愫。其頭腦是冷靜的，遼金結局如此，元又如何呢？作者觀照的歷史對象進一步擴大了。作為理學家的劉因面對無奈的歷史，最終發出“獨誰投”的何去何從的追問。

　　元中期曹伯啟又寫《過白溝河》：“久聽人間說白溝，兩朝曾此界中州。而今六合無關禁，依舊潺潺碧水流”［3］P(788)，詩人采取的是一種更遠距離的審美觀照，沒有激憤，沒有批判，只是客觀描繪，幾乎是一種“冷酷”態度了，已由劉因式的近于純粹的詠史詩發展到單純的寫景詩了。另外像黃溍的《上京八首雜詩·其二居庸關》，陳基的《函關二首》、《潼關》以及其它的以陰山、淮河諸地為題的詩作雖語涉曾經的邊塞但也都呈現出一種絕迥唐人的遠距離審美觀照態度。

　　其次，詩歌關注內容的廣泛豐富。

　　元代之前有盛唐邊塞詩如一座高峰橫亙面前，他們崇慕之馀，并未囿于唐人家法，而是將關注的筆觸拓展到了更廣的方面。他們或寫邊塞的物產種植，例如馬祖常《靈州》[3](P685)：“葡萄憐美酒，苜蓿趁田居”、“清明重農谷，稍稍把犁鉏”；或寫邊地風俗，例如陳孚《安南即事》[4]P(179)“笙簫圍丑妓，牢禮祀淫巫”、“下俗澆浮甚，中華禮樂無”、“祭祀宗祊絕，婚姻族屬汙”；或邊塞奇異的景色，例如宋無的《鯨背吟》組詩中《東洋》、《日出》、《沙門島》、《討水》描寫了南疆奇異的景觀；或寫邊塞人民生活狀況，例如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詠》：“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關穴，防水筑高臺”、“衛風磨舊麥。懸錐杵新粳”、“救旱河為雨，無衣隆種羊”，在他筆下展現的是一幅絕然不同內地的民生圖；或寫邊域的風土人情，例如馬祖常《河湟書事二首》其二寫波斯商人的“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探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3](P709)《河湟書事二首》其一寫邊人狩獵生活的“陰山鐵騎角弓長，閑日原頭射白狼。青海無波春雁下，草生磧里見牛羊。”[3](P709) 此外，或寫氣候節令之反常，或寫人民裝飾之怪奇等等也很豐富。正是疆域的擴大為詩人們涉足邊地提供了時機，他們將所見聞訴諸筆端，形成詩歌的“陌生化”之風，就對中華詩歌史而言，它提供了新鮮的素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和表現范圍。同時，從這些詩篇中，可以感受到祖國的幅員遼闊、縱橫萬里以及大好河山莊偉奇麗，從而胸懷各族人民，拋棄夏夷之防，進而加強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做到真正的“胸懷天下”，且更加激發對祖國的熱愛和提高民族的自信心。

　　第三, 組詩形式的創新運用。

　　組詩傳統雖很悠久，晉時阮籍以五言組詩寫政治抒情詩《詠懷》，唐時杜甫以律詩寫組詩進一步擴大詩歌的表現力，這些都為元代詩人大量使用運用組詩形式表現生活和情感奠下深厚基礎。以各種詩體的組詩形式來描寫邊地風光民俗，元人達到了極致，歷覽中國詩歌史這幾乎是空前和絕后的。

　　五言組詩有袁桷的《送馬庸伯御史奉使河西八首》全詩就內容而言，前后以離別傷痛之情貫通，其一寫馬祖常因詔赴塞，一路凄涼勞頓，詩人別友感傷，末句提到有人詠歌。其二，由詠歌生發，作者深感民生艱難“婦死不復悲，失兒誰與耕”，結句“孰能轉夷途，歷劫永清寧”提出自己的希望，并以之來勉勵朋友。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分別寫河西之地的文運、山川、民俗、氣候、名勝等等詳瞻無遺。其七，又回到臨別場景，朋友遠離不勝悲痛“遺情在相思，舉酒不得起”之后寄語勉勵，“永念編簡功，篤志刊綺靡”更訴以心跡“傾蓋已云舊，知我實知己”最后佇立目送囑予叮嚀，“送君河之湄，凍柳光籎籎。修途馬翻飛，少立盡瞻俟。植德綏令名，眠食慎道里。”其八，別后念及自身的悲窘，反而開始艷羨友人的遠赴，“羨君萬里道，晴霞起薝榆。天山諒非遠，椎牛植分榆”，情感一波三折，首尾呼應。全詩就形式而言，采用了聯章的形式，由“詠歌”、“清寧”、“遺書”、“飛翼”、“其西”、“遺情”、“道里”尾首相連，詩全詩結構更加謹嚴渾然一體，不失民歌的詳瞻鋪陳，更追《贈白馬王彪》的念別深情。此外還有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詠十首》、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鄭元佑的《出塞七首效少陵》、張翥的《前出軍五首》和《后出軍五首》等等也采用五言組詩形式。七絕組詩以周霆震的《軍中苦樂謠九首》為代表，各首分寫水軍士卒的衣飾、行為及戲耍、征戰等生活狀況，看似分散卻都指向一個中心——士卒。這對后人了解水軍真實的苦樂生活提供豐富生動的資料。宋無的《鯨背詠》也采用七絕形式“今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即《梢水》、《鶯游山》、《日出》、《東洋》、《揍沙》、《海鷗》、《乳島》、《沙門島》等等凡二十二首之多，此外令人道奇的是這組詩“詩尾聊以古句”更顯詩人的匠心。廼賢的《塞上曲五首》以七絕描寫邊地狩獵和老嫗、小女的情狀等等，筆調輕快，舒暢愜意。元人創造性的以組詩形式寫邊塞，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不同側面，全方位地對邊塞領域給予了巨大關注。

　　第四，邊塞舊題的大量翻作。

　　邊塞詩幾乎一直離不開樂府這一載體，歷覽元以前的邊塞詩創作會發現：邊塞詩在《詩經》階段處于萌芽狀態略而不論，從秦漢時期起，經魏晉南北朝，唐朝，至于宋元，邊塞詩創作從“世界”與“作家”關系角度而言呈現出由合到離，再到合的態勢。

　　首先是秦漢階段，匈奴入侵防戍邊衛的現實讓此期的邊塞詩創作觀念明確自覺且出現真實的邊地特征，無論寫祁連山、焉支山、胡地、沙漠還是匈奴、月支，這些自然景觀或環境氛圍幾乎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在基本確立的邊塞樂府形式中，“作家”同“世界”是真實相合的。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邊塞詩走向成熟，但這一階段的除了前期少數的作家外，大部分人并未到過邊塞缺乏親臨邊地的切身體驗與感受。但因為樂府在此時已經完善成熟，且樂府形式易于傳唱和題目現成，于是作家大都利用樂府舊題，根據自己對邊塞的理解，基于其情調，運用業已存在的邊塞意象，虛設邊塞時空進行模擬模仿并且形成了固定模式，這樣造成了“作家”與“世界”的相對乖離。例如陸機的《從軍行》、《苦寒行》、謝朓的《從戎曲》及徐陵的《關山月》等等都是其代表。唐代，國盛民富疆域遼闊，士人精神狀態高揚激昂且邊戰頻繁激烈，詩人們亟于建功立業往往親到邊塞，他們真實描繪邊境，以聞見入詩，不再但藉樂府間接抒情，而是見景生情自然寫實直書胸懷，“作家”和“世界”再次相合。

　　到元代，邊塞舊題被大量翻作，例如楊載的《塞上曲》、宋無的《戰城南》、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陳樵的《出塞曲》、周權的《古塞下曲》、元好問的《塞上曲》、《并州少年行》、馬祖常的《古樂府》、余闕《白馬誰家子》、張寧《出自薊北門行》、錢惟善《關山月》等等不勝枚舉。從表面而觀，這些詩作跟魏晉時期的模擬仿作相類，其實不然，由于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前期邊戰不斷，之后又因邊戍之需，詩人們多親經戰事自履邊地，對邊塞有著切身的感受，他們僅僅是藉舊題之殼，實則詠涵現實。廼賢《塞上五首》、張昱的《塞上謠八首》諸詩或是描繪塞上草原的自然景觀、山川風貌、風俗民情或是記錄風物特產等等均是自敘所聞見真實可信；馬祖常則以《古樂府》書寫元代織婦無衣“女婦無衣何足道”，征夫苦寒“征夫戍邊更枯槁”，《車簇簇行》表現灤河一帶慷慨好客的人土風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處“元季之亂”的胡天游寫的《男從軍五首》和《女從軍五首》對女兵進行了描繪“二八女兒紅縤靴，朝朝馬上畫雙娥。《采蓮》曲調都忘卻，學得軍中唱《凱歌》。”、“從軍裝束效男兒，短製衣衫淡掃眉。”、“壯士指僵霜氣重，將軍莫訝鼓聲催。”［3］(P1831)她們巾幗不讓須眉，這一紀錄幾可作史書之闕補了。

　　“作家”和“世界”似離而實合，元人翻作舊題而寫現實時事，比唐人走的更遠，拓展的更廣闊。

　　在整個邊塞詩發展史上，元人的創作對傳統進行充分揚棄并且融入新的時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成就，堪為“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過渡的橋梁與紐帶。”［5］同時，對后代的邊塞詩創作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元代邊塞詩的抒情重心由但關注邊地征戍之事向更多的關注邊地風土人情方面轉移。自此，在邊塞詩中大量描繪邊地風光風俗風物成了詩人著力的重點，清代紀昀的《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肖雄的《聽園新疆雜述詩》等邊塞詩都對邊地的生活建筑、衣食起居、風物氣候、山川風貌、年節習俗諸方面進行了詳瞻的描寫。二是元人組詩形式的大量使用讓清人直接仿效且更加廣大，例如張光藻《龍江紀事七絕》120首、方觀承的《卜魁竹枝詞》24首等等，有力的促成了清代邊塞詩的繁榮。另外，在意象積累、詞匯豐富諸方面也為后人做了廣闊的開拓，尤其是元人遠距離的審美觀照態度，以及詠史批判為一體的特點都給后代予巨大的啟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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