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藏書》的成書談李贄的歷史觀——兼評《藏書》成書的得失
內容提要：《藏書》六十八卷，明李贄著。李贄，號卓吾，福建泉州人。《藏書》的成書主要取材于歷代正史，也兼采了一些實錄、野史、筆記、傳奇等，錄選并評述自春秋至元亡的約八百位歷史人物。李贄按照自己的觀點把這些歷史人物加以分類，對一些類寫了總論，對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論寫了專論或簡短評語。本文擬就通過將《藏書》與相關史籍作對照研究，揭示《藏書》一書的成書過程，并由此分析李贄的歷史觀，兼評《藏書》成書的得失問題。
關鍵詞：《藏書》成書；得失；李贄；歷史觀
壹 《藏書》的成書緣由
李贄在《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中寫道：“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論則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李贄認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標準。而且是非標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并不是一承不變的。“昨日之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但是自漢唐以降，千百年來，人們卻沒有了自己的是非標準。原因是人們“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李贄編纂《藏書》的目的，就是要“顛倒千萬世之是非。”“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李贄自知此書不容于世，故接下寫道“藏書者何？言此書只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李贄在《藏書德業儒臣前論》中又寫道：“晚年多暇，欲一洗千古之謗。”李贄在《與焦弱侯》中也寫道：“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批閱。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辯雪？故讀史時真如與千萬人作敵對。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為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為當前人出氣而已。”概括來說，李贄編纂《藏書》的緣由，就是要以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去評論歷史人物。
貳 《藏書》的成書
《藏書》的史料主要取自歷代正史。李贄在編纂《藏書》時，曾對選錄的絕大部分史書正文作了刪減撮要工作，這也是《藏書》的功力所在；《藏書》也就正史未曾記載的一些史料作了增補工作，這些史料取自相關的實錄、野史、筆記、傳奇等；另外，《藏書》還對某些史書的正文作了少許的改易工作，以符合作者的歷史觀點；《藏書》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對人物分類所作的一些總論、對一些人物、事件及言論所作的專論或簡短評語。這也是《藏書》的最精華之處；筆者茲就此四大部分（除去作者所作總論、專論。本文將在第三部分作詳細分析）進行分類研究，來揭示《藏書》一書的成書過程，兼評《藏書》成書的得失問題。
一、刪減正文
<一>省略名字、郡望、家世。例，《藏書·李密紀》將《新唐書·李密傳》所載李密表字、郡望、父祖事跡一并刪去。《藏書》亦不載晉楊駿、桓溫、顧愷之、隋高穎、長孫平、楊素、唐孔穎達、婁師德、朱敬則、徐有功、長孫無忌、褚遂良、張嘉貞、張說、蘇颋、五代馮道等或名或字。省略史書所載晉江統、劉琨、王羲之、唐陳子昂、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父祖事跡。
<二>省并官、爵。例，《晉書·桓溫傳》載庾翼薦桓溫于明帝，帝以溫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藏書·桓溫傳》則載：以溫為荊州刺史、假節。《新唐書·婁師德傳》載：“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藏書·婁師德傳》則記：“天授初，為豐州都督”。同卷“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藏書》則記：“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卷載：“乃復以為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藏書》則記：“乃復以為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
<三>刪減人物事跡。例，《藏書·王羲之傳》將《晉書·王羲之傳》所載郗鑒求壻事刪去。《晉書·王獻之傳》載獻之兄弟詣謝安事，為《藏書·王獻之傳》所不載。《晉書·桓溫傳》載桓溫北伐行經金城事，亦為《藏書·桓溫傳》所不載。《藏書·李靖傳》將《新唐書·李靖傳》載李靖征討吐谷渾事刪去。《藏書·高力士傳》將《新唐書·高力士傳》載高力士瀧州迎母事刪去。《藏書·韓愈傳》將《新唐書·韓愈傳》載韓愈潮州驅鱷魚事刪去。《藏書·敬新磨傳》將《新五代史·敬新磨傳》所載敬新磨手批帝頰、殿中惡犬逐新磨事刪去。
<四>刪減奏疏、文章等。例，《藏書·江統傳》將《晉書·江統傳》載江統徙戎論刪減撮要。并將江統諫太子疏全文刪落。《藏書·馬周傳》將《新唐書·馬周傳》載馬周上疏刪減撮要。《藏書·房玄齡傳》將《新唐書·房玄齡傳》所載房玄齡諫太宗伐高麗疏全文刪落。《藏書·狄仁杰傳》將《新唐書·狄仁杰傳》所載狄仁杰所奏諫疏全文刪落。《藏書·張柬之傳》將《新唐書·張柬之傳》張柬之論戍姚州之弊事刪減撮要。《藏書·盧懷慎傳》將《新唐書·盧懷慎傳》所載盧壞慎陳時政疏全文刪落。《藏書》亦不載《晉書》所載張華《鷦鷯賦》、陸機《辯亡論》《豪士賦序》《五等論》、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王羲之《論時事疏》《蘭亭集序》、陶潛《歸去來兮辭》、《新唐書》所載韓愈、柳宗元等文章。
《藏書》刪減史書正文得失互見。《藏書》錄選史書成書，不可能也無必要全文采抄史書，刪減撮要是適當的。例如，史書多載傳主的世系，一般與傳主無涉，《藏書》不錄這些內容是必要的。《藏書》刪減部分人物事跡及奏疏、文章等，亦符合撮要的原則。但刪減的同時產生了一些問題，例如《新唐書·李吉甫傳》載劉闢拒命憲宗決計討平事，《藏書·李吉甫傳》將吉甫獻策一段刪落。開首便云：“高崇文圍鹿頭未下”。顯得很突兀。《藏書》隨意省并官爵也是欠妥的，例如，《新唐書·婁師德傳》載：“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藏書·婁師德傳》則記：“天授初，為豐州都督”。如此省并有違史實。
二、增補文字
<一>增補人物事跡。例，《晉書·王導傳》不載王導呼周顗求救、周顗不顧、后王敦誅殺周顗事，《藏書·王導傳》據《世說新語》補。《晉書·顧愷之傳》不載顧愷之剎注百萬金陵瓦棺寺事，《藏書·顧愷之傳據《歷代名畫記》補。《晉書·陶潛傳》不載江州刺史王弘重陽送酒、虎溪三笑事，《藏書·陶潛傳》據《大宋僧史略》補。《新唐書·李靖傳》不載虬髯客事，《藏書·李靖傳》據《太平廣記》補入。《藏書·魏征傳》載鷂死懷中事，為《新唐書·魏征傳》所無，《藏書》據《唐國史補》補入。《新唐書·褚遂良傳》無褚遂良問書于虞世南事，《藏書·褚遂良傳》亦據《唐國史補》補入。《藏書·宋璟傳》補宋璟復貞觀之制以下數事。《藏書·張說傳》補開元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事。《新唐書·裴度傳》載：“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饒官司，厚得餉謝乃去”。《藏書·裴度傳》則據韓愈《順宗實錄》補入：“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群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戒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攜去。元和中，故態未絕”。《藏書姚崇傳》載齊澣謂姚崇為救時宰相并姚崇戒子事，為《新唐書·姚崇傳》所無。《藏書·李泌傳》載李泌卒后事數千言，為《新唐書·李泌傳》所無。《藏書·仇士良傳》補韓渥事跡。《晉書》無張僧繇等傳。《隋書》無王通、妖賊宋子賢等傳。《新唐書》、《舊唐書》皆無吳道子、懷素、韋應物等傳。《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皆無郭熙、黃筌等傳。《藏書》都據其他史料補入。
<二>增補奏疏、文章內容。《藏書·李白傳》補宣歙觀察使范傳正作李太白墓志。《藏書·杜甫傳》補元稹作子美墓志。《藏書·韓愈傳》據《昌黎先生集》補李漢序文。《新唐書·裴度傳》載：“程異，皇甫鎛以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言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藏書·裴度傳》則將三次上書內容補入。
<三>增補詩文、技藝評價。《晉書·陶潛傳》不載昭明太子蕭統、蘇軾、黃庭堅論陶潛詩文，《藏書·陶潛傳》補入。《新唐書·顏真卿傳》載：“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藏書·顏真卿傳》則補記：“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云，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宏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為《新唐書·顏真卿傳》所無。
《藏書》增補文字亦是非參半。例：《新唐書·李密傳》載：“義寧二年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余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侗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后入輔，密受之”。顯得很突兀。《藏書·李密紀》則補入“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后。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則將事件的首尾交代的很清楚。《新唐書·太宗紀》載：“太宗推財養士，結納豪杰。長孫順德、劉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藏書·太宗紀》則補入：“長孫順德、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較《新唐書》所記為佳。又如：《新唐書·李密傳》載：“高祖起師太原，李密遣使致書于帝，高祖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藏書·李密紀》則將報書全文補入，實屬贅疣。《新唐書·裴度傳》載：“程異、皇甫鎛以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言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藏書·裴度傳》則將三次上書內容補入，亦無必要。
三、改易文字
例，《晉書·武帝紀》載：“咸熙二年十一月，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冊禪位。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藏書·晉司馬氏世紀》則記：“泰始元年，炎篡位，國號晉、都洛陽。”《隋書·文帝紀》載：“大定元年二月，遣使奉冊禪位，百官勸進，高祖乃受焉。”《藏書·楊堅世紀》則記：“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隋書·獨孤皇后傳》載：“高祖受禪，立為皇后。”《藏書·隋文帝獨孤氏妒忌之后傳》則記：“及堅篡位，立為后。”《隋書·房陵王勇傳》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藏書·太子勇傳》則記：“隋文帝篡位，立勇為太子。”李贄認為晉司馬氏、隋楊堅的帝位是篡奪得到的，故不惜改易文字對其大加貶斥。又如，《新唐書·狄仁杰傳》載狄仁杰諫迎廬陵王為太子事，云：“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藏書·狄仁杰傳》則將“后雖忮忍”改為“后性聰利。”《新唐書·徐有功傳》載：“時武后僭位”。《藏書·徐有功傳》則記：“時武后革命”。這些則是李贄為稱頌武則天而作的文字改動。
四、李贄批語
李贄《藏書》中的批語很多，從中可以獲知李贄的一些思想。現選取幾則批語加以分析：如《藏書·漢孝宣皇帝世紀》載：“宣帝變色曰：俗儒不達時宜。”李贄批曰“千古不易之談”。《藏書·王通傳》載王通“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為后世之必當復”李贄評曰：“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藏書·孝宣皇帝世紀》載：“班彪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批：“畫出一個道學先生。”《藏書·王莽世紀》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李批：“畫出一個道學先生。”可見李贄對于儒者和道學家的厭惡之情。又如，《藏書·張齊賢傳》載：“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李批：“又以財色小失棄真才。”體現李贄用人不責小過、務盡其才的思想。又如，《藏書·竇武傳》載：“陳蕃說武曰：可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白太后，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焉？”李批：“不易之論。”《藏書·洪皓傳》載：“皓議不遣趙彬等家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盩，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李批：“諫官何如中官，大臣何如內臣。”可見李贄對于宦官的態度。又如，《藏書·韓信傳》載：“蕭何曰：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李批：“無行之人何以稱國士也；無能治生無能得食之人何以稱國士也。”則表達出李贄對無行之人的批判思想。《藏書·張巡傳》載：“城中食盡。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李批：“此處丑甚、可厭甚、好名甚。”則體現李贄對于好名之人的厭惡之情。
叄 李贄的歷史觀
從《藏書》中對一些人物分類作出的總論、對一些人物、事件作出的專論，可以大致概括李贄的歷史觀。《藏書》中比較重要的總論、專論計有十四篇。題目如下：《藏書世紀列傳前論》、《藏書世紀列傳后論》、《世紀總論》、《大臣總論》、《容人大臣》后論、《智謀名臣論》、《富國名臣總論》、《德業儒臣前論》、《德業儒臣后論》、《行業儒臣論》、《武臣總論》、《賢將論》、《外臣總論》、《吏隱外臣總論》。茲就此類總論、專論，進行一些分析探討。
《藏書世紀列傳前論》、《藏書世紀列傳后論》可以算作李贄為《藏書》所作的兩篇序文。在《前論》中，李贄闡述了自己編纂《藏書》的緣由以及對是非標準的辯論（前文已經介紹，茲不贅述）；在《后論》中，李贄則著重介紹《藏書》的體例。首先是《世紀》：“圣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圣，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表現出李贄對天下出現圣主賢主的渴慕之情。其次是《大臣傳》：“唯圣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后大臣之道斯為美矣。故傳大臣。”李贄認為：正是由于圣主賢主的不易出現，所以大臣之道才顯得尤其重要。《大臣傳》又分為五類：因時、忍辱、結主、容人、忠誠。李贄對大臣的總體評價是：“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但是大臣也不易常見，則思其次，故作《名臣傳》。李贄認為：“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強。”由于“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李贄不僅將《儒臣傳》放在《大臣傳》、《名臣傳》之后，還諷刺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說：“托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圣，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李贄對于儒臣的批判還是很嚴厲的。再其次是《武臣傳》：“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故傳武臣。再其次是《親臣傳》、《近臣傳》：“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來，由于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最后是《外臣傳》：“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
在《世紀總論》中，李贄則表達了他對天下治亂的思考。“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又認為：“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源于治亂。”并針對儒者倡導的“以忠易質”“以質求文”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其是“不根之甚矣”。
在《大臣總論》中，李贄分析了因時、忍辱、結主、容人、忠誠五類大臣的難遇。“夫因時者，無作為之跡。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于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并且認為：“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篇末李贄還對王介甫、張德遠兩人提出批評。認為他們“騁其才智、恣其胸臆、狃于聞見、騖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幸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為兒戲也矣。”不無偏激武斷之詞。
在《容人大臣傳》后論中，李贄又提出一個比較叛逆的觀點。他認為：“故為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于一相者，非有技也，為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但是“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并且針對歷來既有的“重君子輕小人”的說法提出批評。“后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為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于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認為小人如果有才，應該同君子一樣受到任用。而不宜全都摒棄斥退，使小人有不平之恨。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物盡其用、人盡其能。所以李贄十分推崇容忍大臣，“故列敘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為世鑒焉。”李贄的這種認識是頗有卓見的。
李贄欣賞李斯“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藏書·秦始皇帝紀》）的觀點。即認為社會不是相互沿襲重復的，而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所以治理國家的政策需要因時而異。表達出李贄的歷史卓見。但是在《富國名臣總論》中，李贄卻又非常推崇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伐。是所益于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于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則表達出李贄落后守舊的思想。這同李贄所生活的明朝中晚期東南沿海商業繁榮的社會歷史背景也是相互違背的。在這一方面，李贄的思想則顯得有些自我矛盾和倒退的因素了。
在《智謀名臣論》中，李贄則向傳統提倡的“正直節義”提出挑戰。李贄認為“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謀。世之貴正直久矣。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而后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征也。后漢之末事可見矣。夫惟國家敗亡，然后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于后世，則何益矣。”并舉出屈原死諫、李牧死戰、荊軻刺秦的是事例，認為三人不過徒有正直節義的美譽，對于國家卻并無益處。接著又以陳平謀略平定天下的為例，強調智謀的可貴。體現出李贄對于傳統認識的叛逆思想。
在《德業儒臣前論》中，李贄針對宋儒提出的“孟氏之亡其道泯沒，而后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表現出極大的諷刺。李贄認為：“自秦而漢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辟而后可也。”并說宋儒是“好自大標幟，不知其垢污，亦太甚矣。”
在《德業儒臣后論》中，李贄則針對明代道學家提出的“無為者不過曰無心耳”“無心者無私心耳”表示懷疑，他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后治家必力；為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后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招之必不來矣；茍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圣，茍無寇司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為無私之談者，皆畫餅而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腳跟虛實，無益於事，只亂聰耳，不足采也。”“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為之學者，皆不根之論。”徹底否定了明代道學家“無私心”學說。明確指出人的行為的根本出發點是追求自身利益，包括物質、權利的占有以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滿足。體現了李贄的社會功利思想。
在《行業儒臣論》中，李贄解釋將德行一分為二的原因。“夫圣人在上，教由于一，成德為行。二之則不是矣。去圣既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為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針對儒者提出“德行合一”的觀點，李贄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在圣人已知其徒之學為儒、學為德行者，必至于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為小人而不肯為君子也。蓋合之則為君子，分之則為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為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于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為君子，合之則為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并且認為德行之說事關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所以他“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其目的是“要使人務實學，道期心得。”并諷刺那些自矜名譽而貽誤后儒的人，說他們是“圣門之罪人也”。雖然不無偏激，但這種獨立思考和敢于批判的精神卻仍屬難得可貴。
從《武臣總論》里，我們可以看出李贄關于戰爭的認識：李贄認為戰爭是不得已之事。“戰非圣人之得已也。”但如果一旦發生，最佳的途徑是使用謀略結束戰爭。“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李贄還對古往今來的人們以勝敗評論將領的優劣表示質疑：“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若夫謀定而后戰，戰而必勝，皆不越于此矣。此可以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同樣體現了李贄極為可貴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
在《賢將論》中，李贄則分析了一名將領必需具備的五種才能，即“智信仁勇嚴”。“五者智為先，智則見其大；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得姑息也。”又認為：“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李贄又對古今天下不能重用“智信仁勇嚴”的賢將而感到極大的憤慨，“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人而用之哉？”不滿之情，充斥書卷。
再讓我們來看一下李贄對于外臣的態度。《藏書》中將外臣分為“時隱外臣”、“身隱外臣”、“心隱外臣”、“吏隱外臣”四類。《外臣總論》中寫道：所謂“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并且認為：“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矣，未足為難也。”所謂“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身隱又分為數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沉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業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李贄認為：“以此而隱，又何取于隱也。”不贊許這等身隱。還有“不有志在神仙，愿棄人事。”“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數等。對于此類“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李贄認為：“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為身心俱隱矣。”身隱雖高，但仍不如身心俱隱。身心俱隱，卻“猶有逃名之類，尚未離乎隱之跡也”。李贄最為贊許的外臣當屬“吏隱”。并對吏隱的代表人物馮道推崇備至，“吾謂阮公雖欲為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也。”在《馮道傳》后的專論中，李贄又寫道：“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后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后臣獨為之安養斯民。而后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默奪，縱有兵戈，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于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這可以說是對宋明以來史學家、道學家的一個公開挑戰，在他們看來，馮道“更事四姓及契丹”，是一個毫無忠正節義之徒。如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就把馮道列入雜傳，并特意在《馮道傳》前寫了一篇傳序。序中寫道：“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濂，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簡直把馮道當作是亂亡天下國家的罪魁禍首。而李贄竟把馮道列為外臣的最高境界，極力稱贊他為安養民眾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同時也體現了李贄編纂《藏書》以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去評價歷史人物的動機和目的。
李贄沒有為《賊臣傳》、《親臣傳》、《近臣傳》三傳作總論或專論。但在《賊臣傳》中的《貪賊傳》后猶有短論，從中可以看出李贄對于貪賊的態度。論中寫道：“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罝而使之也。”李贄認為貪賊不過志在得失，還可以加以籠絡以期為我所用。并且認為：“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也。”表現出李贄惜才、愛才、唯才是用的進步思想。李贄又為列入《反賊傳》中的仆固懷恩、李懷光兩人翻案，認為他們“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于饞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又把王陵、趙苞、溫嶠三人列入《逆賊傳》，認為：“王陵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指斥他們都是貪戀權位的“殺母逆賊”。雖然不無偏激，卻流露出李贄對因貪戀權位而喪失孝道之人的厭惡痛恨之情。
李贄曾在《藏書德業儒臣前論》中寫道：“晚年多暇，欲一洗千古之謗。”又在《與焦弱侯書》中寫道：“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辯雪？”李贄究竟要給哪些人洗謗雪冤呢？我們試舉一些例子進行分析說明。例如，李贄贊揚秦始皇混一諸侯的功績，稱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認為陳勝是“匹夫首倡”“古所未有”；稱贊西楚霸王項羽“自是千古英雄”；稱田橫是“乘時復業”、公孫述是“乘亂草竊”、李密是“因亂使智”、竇建德是“亡命草創”；并將他們全部列入世紀，否定了傳統史學“勝王敗寇”的觀點，是史學的一大進步。李贄又認為晉司馬氏是“奸臣篡奪”、后梁朱溫是“篡弒巨盜”，這更是對傳統史學正統學說的挑戰。李贄又將商鞅、韓非、申不害、晁錯等列入《強主名臣傳》；將李悝、桑弘羊等列入《富國名臣傳》。將《新唐書·反臣傳》中的李忠臣列入《藏書·諷諫名臣傳》；將《新唐書·奸臣傳》中的許敬宗、李義府列入《藏書·詞學儒臣傳》；這些都可以算做李贄所謂洗謗雪冤的例子。雖然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可以體現李贄以“一人之是非”標準重新評論歷史人物的進步歷史觀點。還要附帶提一下的是，李贄還為歷史上并不知名的一些人物立傳，如秦漢之際的一名廝養卒，李贄不僅給他立傳，稱贊他說救趙王的功績，還將他列入《智謀大臣》，并在傳末寫道：“可惜此廝養卒不載姓名，卓吾子曰：廝即姓、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甘與草木同腐者乎？”都表現出李贄具有進步卓越的歷史觀。
但李贄的歷史觀也有許多自相抵牾之處，試以武則天為例：李贄曾在許多批語中對武則天加以褒揚，如《藏書·張柬之傳》載：“武后謂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李批：“今世男子幾人欲得奇士哉？”《藏書·張嘉貞傳》載：“張循憲試命張嘉貞草奏，武后以為能。”李批：“圣后”。同卷“武后即拜嘉貞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李批：“圣后。”《藏書·姚崇傳》載“姚崇武后時拜侍郎。”李批：“知人。”同卷“后常語左右：往時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李批：“大圣人。”《藏書·陳子昂傳》載“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李批：“圣后。”充分肯定了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杰出的治國才能，認為武則天“勝高宗十倍，勝中宗萬倍”。但李贄并未將其列入世紀，而是將武則天以“唐太宗才人武氏”的身份列入《后妃傳》。似乎又在刻意彰顯武則天的過惡。
另外，李贄在《藏書》中非但沒有提及王安石變法的功績，卻在很多評論中肆意貶低王安石，并將其僅列入《詞學儒臣傳》，不能不說是李贄的一個偏見。
總而論之，李贄的《藏書》沒有考訂前史之功，對于史料的采擇存在一些問題，因此不可以將它視作一部信史。但李贄在《藏書》中所表達的諸多富有創見的歷史觀，卻是頗具進步意義的。而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價李贄《藏書》時卻寫道：“贄所著《藏書》為小人無忌憚之尤”。近四百年來，李贄及其所著《藏書》一直處于被批判否定的邊緣，恰好可以讓我們感受李贄當初編纂《藏書》時“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的百年寂寞。
肆 互校正誤
《藏書》一書主要取材于歷代正史，但在摘錄采抄史書正文時產生了一些謬誤。當然也有部分《藏書》正確而史書有誤的。茲互校正誤如下：
1《晉書·宣帝紀》載：“太和五年，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藏書·武帝紀》作“太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都督永、涼二州諸軍事。”應作太和五年，永州系雍州之誤。
2《隋書·張文詡傳》載：“文詡以如意擊幾而歌。”《藏書·張文詡傳》作“以如意擊兒而歌”，形近而誤，作幾字是。
3《新唐書·竇建德傳》載：“時有隃人張金稱亦結眾萬余，依河渚間。”《藏書·夏主竇建德世紀》作“歈人張金稱亦結眾萬余，依河渚間。”
4《新唐書·房玄齡傳》載“玄齡封邗國公，女為王妃。”《藏書·房玄齡傳》作“封韓國公，女為皇妃。”案：《舊唐書·房玄齡傳》載：“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作邗國公、韓王妃是。
5《新唐書·魏征傳》載：“忠臣龍逢、比干。”龍逢應是龍逄之誤。《藏書·魏征傳》正作龍逄。
6《新唐書·姚思廉傳》載：“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不宜無禮于王。眾眙退。”《藏書·姚思廉傳》作“眾始退。”應作始字。同卷“思廉采謝炅、顧野王諸家言。”《藏書》作“思廉采謝靈運、顧野王諸家言。”案：《舊唐書·姚思廉傳》載：“思廉又采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新唐書·藝文志》載：“謝昊、姚察《梁書》三十四卷，顧野王《陳書》二卷。”作謝靈運非。《宋書·謝靈運傳》亦不載謝靈運撰《梁書》事。
7《藏書·孔穎達傳》載：“孔穎達，黃州衡水人。”案《新唐書·地理志》載：衡水縣屬冀州信都郡，《新唐書·孔穎達傳》正作“孔穎達，冀州衡水人。”
8《新唐書·許敬宗傳》載：“后相為寒浞所滅，后緍方娠。”《藏書·許敬宗傳》作“后緡方娠”《左轉·哀公元年》載：“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作后緍是。
9《新唐書·狄仁杰傳》載：“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藏書·狄仁杰傳》作“仲尼稱觀過知人。”《論語·里仁第四》載：“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作觀過知仁是。同卷“守者寖弛，仁杰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藏書》作“守者寢弛，仁杰乃丐筆書帛，置楮衣中。”作褚字是。同卷“于時訊反者一問即臣，后乃召見仁杰謂曰：臣反何也？對曰：不臣反，死笞掠矣。”《藏書》臣字均作承，是。
10《新唐書·張柬之傳》載：“賨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藏書·張柬之傳》作“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作賨字是。
11《新唐書·姚崇傳》載：“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藏書·姚崇傳》作“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案：《舊唐書》卷一九一有《張憬藏傳》。《新唐書·劉義節傳》亦載：“從子思禮，武后時為箕州刺史。少學相人于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作張憬藏是。
12《新唐書·宋璟傳》載：“張易之遣刺客將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藏書·宋璟傳》作“璟乘庫車舍他所。”《史記·循吏傳》載：“楚民要庳車。”作庳車是。
13《新唐書·盧懷慎傳》載：“盧懷慎，滑州人。”《藏書·盧懷慎傳》作“盧懷慎，渭州人”《舊唐書·盧懷慎傳》載：“盧懷慎，滑州靈昌人。”案：《新唐書·地理志》載靈昌屬滑州，作滑州是。同卷“帝后還京，因校獵鄠杜間。”《藏書》作“帝后還京，因校獵樗杜間。”作鄠字是。
14《新唐書·李吉甫傳》載：“梁伐劉季連。”《藏書·李吉甫傳》作“梁伐劉季運。”案：《梁書》列傳第十四有劉季連傳，傳載梁高祖天監元年，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季連于元起有隙，故聚兵復反。高祖命鄧元起率兵討伐事。作劉季連是。
15《新唐書·張嘉貞傳》載：“遂出嘉貞為豳州刺史。”《藏書·張嘉貞傳》作“遂出嘉貞為幽州刺史。”形近而誤，作豳字是。
16《新唐書·張仁愿》傳：“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神龍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卷末校勘記云：《舊唐書·張仁愿傳》亦作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新唐書·宰相表》、《舊唐書·中宗紀》及《資治通鑒》卷二零九均作左屯衛大將軍。案：作左屯衛大將軍是。《新唐書·中宗本紀》載：“神龍二年十二月己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及突厥戰于鳴沙，敗績。景龍元年五月戊戌，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二年七月癸巳，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張仁亶即張仁愿，避睿宗諱音近改。張仁愿于景龍元年五月以右屯衛大將軍出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景龍二年七月始拜左屯衛大將軍。則本傳“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應是右屯衛大將軍之誤。又，《新唐書·突厥傳上》載：“中宗始即位，默啜入攻鳴沙，于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軍大總管屯邊”。此左屯衛大將軍亦右屯衛大將軍之誤。案：本傳“神龍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朔方軍總管應是靈武軍大總管之誤。《新唐書·地理志》載：鳴沙縣屬靈州，歸靈武軍所轄。《舊唐書·中宗紀》亦載：“神龍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官軍敗績”。均作靈武軍大總管。又，《新唐書·中宗本紀》、《舊唐書·中宗紀》均作“神龍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官軍敗績。”則本傳“神龍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三年應是二年之誤。
17《新唐書·太子憲傳》載：“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矣。而楚王隆基有大功。案：睿宗即位，封隆基平王。此應作平王，《藏書·太子憲傳》正作平王。
18《新唐書·李林甫傳》載：“玄宗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藏書·李林甫傳》作“為豹傷面甚。”應作豽字。同卷“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藏書》作“得詣闕就遷。”形近而誤，作選字是。同卷“開元中大臣若王晙。”《藏書》作“開元中大臣若王俊。”《舊唐書·王方慶傳》載：“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棋，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全唐詩》亦有唐玄宗《餞王晙巡邊》詩，作王晙是。
19《新唐書·顏真卿傳》載：“至德二載，真卿棄郡渡河。”《藏書·顏真卿傳》作“至德二年”誤。應作至德二載。案：《新唐書·玄宗紀》載：“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為載。”肅宗上元元年始改載為年，此應作至德二載。
20《新唐書·楊綰傳》載：“綰痼疾作，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許挾扶。”《藏書楊綰傳》作“每對邇英。”作延英是。
21《新唐書·陸贄傳》載：“帝以稾付贄。”《藏書·陸贄傳》作“帝以藁付贄。”應作稾字。
22《新唐書·韓愈傳》載：“韓愈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藏書·韓愈傳》作“貶山陽令。”案：《舊唐書·韓愈傳》、《唐才子傳·韓愈傳》皆載：“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作陽山令是。又，《藏書·韓愈傳》后附劉乂事跡，《新唐書》作劉義；《全唐詩續補遺》寫為劉乂；《苕溪漁隱叢話》寫為劉義；四部叢刊本《李義山文集》寫為劉又；案李商隱有詩《齊魯二生·劉叉》，似作劉叉是。
參考書目：
- 《藏書》，中華書局1959年5月版
-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
- 《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8月版
- 《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2月版
- 《新五代史》，中華書局1974年12月版
- 《世說新語校箋》，徐震堮著，中華書局1984年2月版
- 《唐國史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2年九月版
- 《昌黎先生集》，中華書局193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