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琴的運命

李濟

　　要談古琴的運命，我們可以分出好幾層來講。

　　第一，我們可以說：古琴這東西根本上是一個沒意思的玩藝，冤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千年。那喜歡玩古琴的人就像喜歡吃瘡痂喜歡吃糞浸芝麻的人一樣。現在好了：我們有了科學，知道瘡痂一類東西實在沒有可吃的道理。我們有了藝術，也知道那古琴實在沒有可玩的地方。所以它們的末運都到了，不久就要死它們的當然的死。取而代之的有雞湯，有牛肉汁，有琵琶，有提琴。

　　我們這樣講雖帶一點武斷，也還痛快。要是我們請國民選代表投票來表示他們對于古琴忠實的意見，他們大概一多半都是如此說。最風流的唐明皇一千多年前已如此表示了。他聽了琴，耐不住那臭味，所以敢快叫花奴來替他擊鼓“解穢”。表示同情于唐明皇的舉動多得很。中國人原來并不是人人都喜歡古琴，許多人早知道它冒名風雅帶一點騙人的性質。不過我們的國教向來注重恕道，所以古琴雖是沒意思而帶騙人的東西也可在這社會鬼混幾千年下去。

　　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改變了。我們有了新藝術，我們又有了新人生觀。我們對于一切存在社會的東西都要把它們的價值評訂一番。古琴的真價值當然也應該在這重新評訂之列。

　　第二，掌秤桿的人要來談古琴的運命，自然不是像第一層的意見那樣武斷了。他有他的錘，把琴幾分幾厘的價值都能量出來。不但如此，有時候那掌秤的掌熟了連錘都不用，就知道他所秤的分兩：這是一樣靠得住的。他評訂一切事物，只要用他的手指尖一試，他就知道它的價值多少。至于古琴，久已“穢德彰聞”，處處與富貴壽考相反，它在藝術上的價值自然是可以用手尖一試而知。

　　這一次掌秤桿的人，所以把古琴稍微—試就定了它的價值，并且定了它的運命。

　　卻是讀過西瀅先生的古琴評價報告的都覺得與那完全不用秤武斷的話差不多，而沒有那種痛快。我就是有這種感想的。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的結論。他說：

　　“……在重新估價的時候，頂可靠的盈虛消息是保守者的口頭禪。要是他們說”文以載道”，”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你就有九分的把握知道文言一定有毛病；要是他們說”對牛彈琴”，你也就知道古琴將來的運命了。”

　　這里邊所謂古琴的保守者到底指哪一類的人？對牛彈琴與古琴的關系在什么地方？這都是令人百思而莫得其解的。

　　發生這一種疑問的人并不是定要說古琴是天地間至高無上盡善盡美的一種音樂。古琴的末運也許到了，不過照西瀅先生的講法，并沒把它快要死的道理說出來。它是不是有病，自然是一個問題。它害的是什么病，又是一個問題。

　　西瀅先生說古琴病了。它的病是不好聽。好聽，好聽的標準是西瀅先生自己及一切平常聽到好音樂也知道說聲好的人。好音樂就是可以叫我們忘掉了我們的環境的音樂。古琴不能使我們忘掉了我們的環境，當然不是好音樂，當然不好聽。“使我們忘掉了我們的環境”的音樂是好音樂；這“我們”是不是有限制的，我不知道。假如有一種“使他們忘掉了他們的環境”的音樂，這種音樂可以算是好音樂不是？非洲中部的土人一聽他們的部落中習傳的鼓聲，登時就忘記了他們的環境，歡欣鼓舞起來。梭羅門島的島民聽到他們的笙樂，連吃都可以忘記。這種鼓聲，這種笙樂，不知道是不是好音樂？

　　不然，不然，非洲的土人，梭羅門的島民都是野蠻人，不知道好音樂為好音樂的。我們不能拿他們來講。那么，美國人算文明人了，知道好音樂為好音樂的。最能使他們民眾忘掉了環境的是Jazz（爵士樂），所以Jazz是美國通行音樂中的最好的音樂了。但是凡有一點關于歐洲音樂知識及聽過數十百把次的人，大半都知道在美國通行的音樂中，Jazz雖是最行時卻不能算是頂好的。那頂好的還是他們合樂中所奏的什么貝托文、蘇茫及摩扎那一班人所作的音樂。聽這些老名家的人哪個能發誓說他能完全忘掉了他的環境？要是他在毛廁的聽著，他就可以忘那臭？要是在大熱天的聽著，他能不出汗？要是環境不能掩音樂的自然的美，何以歐洲最好的音樂一定要擇地方？他們歐洲人還要特別替他們的音樂修屋子？屋子里的建筑還要受種種的限制？何以他們夏天的音樂多在野外？何以教堂里奏Jazz？不在茶館里奏贊美上帝的音樂？就是在這選擇的環境之下，那知道好音樂為好的人就能完全忘掉了這環境？

　　“知道好音樂為好音樂的人”也許自己知道什么是好音樂，但是若要以此號召別人，總須加一點注解。至于可以叫我們忘掉了我們的環境的音樂是不是最美麗的音樂這也是一個疑問。所以我恭恭敬敬的請愿于西瀅先生：請他把他批評音樂的標準再校一下。

　　第三，古琴向沒有行時過。真正玩古琴的人是和尚道士及那不做官的隱士，至于達官貴人所聽的琴，不是琴行運的表現，是琴晦氣的表現。傳說孔夫子善彈琴，所以學孔夫子的都有一點學琴之必要。至少他家的應該藏一張，客廳應該掛一張；分明不懂，也假裝一個懂。人家說他彈得不好聽，他就會引那“對牛彈琴”的成語以自衛。但是研究音樂是終身事業，而中國行時的社會向不尊重這事業的獨立。結果是弄到凡是真正研究音樂的人就沒飯吃。你要是在這社會里討飯吃，你必須要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余力來干它；那你就又有飯吃又尊榮又風雅了。

　　不過那行有余力的余力是有限的。以之研究那進步的樂器如琵琶胡琴之類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以之研究那不進步的古琴是斷然不夠。幸而我們中國的社會還容那不必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討飯吃的和尚道士，還有那甘于貧賤的隱士。這些人中就有肯去窮畢生之力去研究那古琴。他們是一種避社會的人，他們產出來的音樂也就是一種避社會的音樂。他們慢慢的看他們的山水，看他們的云雨，看那天上的鴻雁，水中的魚藻，他像那海外的神仙，享受那山居的樂趣，也就慢慢的造出一種音樂來。這種音樂自然是不合那富貴壽考的人脾胃：它的聲不繁碎，它的響不急促，它的意志太遠。這種音樂當然是不能使那富貴壽考的人忘掉了他們的環境。

　　要是中國將來社會仍能容這一般人，這一種音樂或者還有存留的機會。假如我們大中華民國決定了人人必須嘗一點富貴壽考的滋味，這種音樂當然就應與世長辭。這也許不是什么很傷心的事情。

　　第四，批評家說古琴的運命卻又有一種說法。我們不能承認西瀅先生的標準“聽到好音樂也知道說聲好”是一個十分可靠的標準。譬如一個只知道文言文章的批評白話文，一個喜歡印象派畫的人初看未來派的畫都是帶有偏見，不十分靠得住的。西瀅先生雖自居是如此。據他說，他聽琴的次數并不多。他真正的音樂的經驗許也只限于那繁聲促響的好音樂。這種繁聲促響的好音樂給了他許多暗示，好些催眠，一個好壞的標準，他都不知道；當然他講古琴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的帶一點偏見。要找一個較為可靠的標準以推斷古琴的將來的命運，就是看它的音樂能繼續的滿足那一部分人類的一部分有訓練的欲望。假如有一代只有一個人忠實的喜歡那古琴的音樂，那其余的十幾萬萬人若是沒有研究過這一個人所以喜歡它的緣故，也不能遽然斷定它的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