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新唐書·仇士良傳》

　　唐代后期，隨著宦官專政局面的形成和不斷發展，朝臣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逐漸激化，開始出現南衙北司之爭。但與此同時，因為共同的政治目的，朝臣又時常與宦官結成榮辱與共的利益合作關系。本文即嘗試從仇士良本傳仇氏教其黨羽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的記述入手，簡要探討南衙北司爭與和的表現和緣由。

　　唐代翰林院除了學士和翰林待詔之外，通常會設置兩名傳達旨意得宦官，稱為“知院事”，又叫做“學士使”（《新唐書·韓偓傳》）。在德宗之前，學士使一般并不能參與翰林草詔之事。但憲宗元和以后，左右中尉已明顯開始干預內閣草制。《南部新書·丙》記載：

　　元和，太和以來，左右中尉或以襆頭紗贈清望者，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1]

　　可見到憲宗時，宦官已經深刻影響內朝草詔，翰林學士開始受到宦官的操控。當時主權的是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當時宦官排擠文人學士的事件也不斷發生。《舊唐書·李絳傳》記載：

　　絳后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大過耶？”……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奸人所非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2]

　　事實上，中晚唐的宦官在文治政策的影響下往往極力反對皇帝倚重翰林學士等文人儒士，他們“實質上作為一股反文治勢力而存在”[3]。為了取得和鞏固對內朝權利的控制，宦官們一致地想盡辦法阻止朝中以翰林學士為代表的文人儒士和皇帝接近。武宗時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時教誨他的后繼者務必不能讓皇帝接近儒生和儒家經典，就是為了能夠達到專寵弄權的目的。

　　能典型說明宦官上述心態的除了最開始所引的仇士良的材料外還有《資治通鑒.唐武宗會昌三年》條記載的一件事情：

　　（五月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玹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玹，元略之子也。上夜詔學士韋琮，以玹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4]

　　可見到武宗會昌年間，翰林學士已經只能聽命行事，宦官專權竟成為風俗了。

　　宦官的專權自然引起朝臣的強烈不滿，并由此引發了兩次在中國政治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南衙北司之爭：王叔文的改制和甘露之變。

　　永貞元年，順宗即位，任用王叔文、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人，進行政治改革，史稱“永貞革新”。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鎮的聯合抵制。在巨大的壓力下，順宗被迫退位稱太上皇，立太子純為帝（即憲宗），改革至此失敗。王叔文先是被貶，后又被殺死；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為邊州司馬。這就是所謂“二王八司馬事件”。[5]

　　大和九年韓約奏報夜降甘露，李訓等建議皇帝宜親往觀看。李訓等本想以觀看甘露為名，將宦官誘至金吾仗院，一舉而殲滅之，但為宦官仇士良、魚志弘（一作弘志）等察覺，這個計劃失敗，宦官劫持文宗，李訓、鄭注等人被殺并遭族誅，更多的人被牽連而死。經過這次宦官的大屠殺，朝班幾乎為之一空。從此宦官更加專橫，凌逼皇帝，蔑視朝官，文宗因此郁郁而死。[6]

　　此外，《資治通鑒·唐積五十九》中劉賁的記載也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文宗繼位之初，親策制舉人。應使士人劉賁在對策中痛斥宦官的專橫，并建議削奪宦官的權力，“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劉賁的策文震動了朝廷，但考官“畏宦官，不敢取”。[7]

　　以上簡略的說明了南衙北司之爭，事實上，北司的朝官大部分都是儒士，因為“唐朝各級官吏的任用都必須經過考試，官僚形態呈現新的特征。”[8],所以主要列舉了學士儒者的例子，但依然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內部并非完全一致對外，而是分裂為若干派系。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過相關的研究：

　　最可注意者，則為自寶應元年四月乙丑事變張皇后失敗后，唐代宮禁中武瞾以降女后之權柄，遂告中結。而皇位繼承之決定，乃歸于閹寺之手矣。但閹寺之中又分黨派，互有勝敗，如程元振等與朱輝光等之爭，既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孫無論其或得或不得繼承帝位如代宗與越王之流，則皆閹寺之傀儡工具而已。[9]

　　宦官的分裂是造成朝臣內部分為黨派得原因之一，晚唐得朋黨之爭和宦官有著密切得聯系。而宦官及其所支持得派系之間則形成榮辱與共的利益合作關系。陳寅恪先生認為：

　　但因永貞內禪為內廷閹寺與外朝士大夫黨派勾結之一顯著事例，而牛李黨派實又起于憲宗元和時之故……亦因此二事元有內在之關聯性，不得分隔論也。[10]

　　他又認為：

　　鄙意外朝士大夫朋黨之動態即內廷閹寺黨派之反影。內廷閹寺為主動，外朝士大夫為被動。[11]

　　考查唐代史事，宦官兩黨并進則朝官兩黨也隨之并進，宦官黨派中一黨進而一黨退時朝官兩黨也甲進而乙退。這很能說明當時宦官黨派與朝官派別之間存在者緊密的聯系。從制度上講，翰林學士輪流出入內閣，而宦官則相對固定于內廷。“必然會因為時間的不同，而形成學士宦官間的同年關系”[12]。仍舉一個與仇士良相關的事例：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屬于牛黨的翰林學士與當時的宦官首領劉弘遠結成了同黨。而當牛黨李鈺擁立皇太子李成美失敗后，另一派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則拉攏李德裕入相，排斥牛黨，也為打擊異己的宦官勢力。

　　綜上，南衙北司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或明爭暗斗，或榮辱與共，使本已混亂的中晚唐政治更加混亂不堪，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詭異的一筆。

主要參考書目：

1. 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1982年版
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4月版
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4月版
4. 李錦繡《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5. 嚴耕望《唐史研究從稿》，新亞研究院，1969年版
6. 邱樹森等編《新編中國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 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8. 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齊魯書社，2005年6月第1版
9. 俞鹿年《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韓索林《宦官文化概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注釋：

[1]轉引自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齊魯書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8頁。

[2]轉引自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59頁。

[3]同上，第299頁。

[4]同上，第298頁。

[5]參考岑仲勉《隋唐史》，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5頁。邱樹森等編《新編中國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頁。

[6]邱樹森等編《新編中國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頁。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63頁。

[7]轉引自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0頁。

[8]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頁。

[9]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4月版，第256頁。

[10]同上，第285頁。

[11]同上，第304頁。

[12]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齊魯書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9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