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法制建設的步伐，學術界也隨之舞蹈，官司不斷，熱鬧非凡，還出現了一些打假名人。我上個月在《法制日報》發表的文章中舉過金文中訴訟的例子，指出法律不僅要承擔打擊犯罪的任務，還應該盡到和諧的責任。這個問題在刑訴中已經開始體現，效果很好。不能打了一場官司，留下許多遺憾，更不能以法律的名義，上失其道而殺其下。孔子說必也無訟乎？那才是境界。和諧才是硬道理，所以我建議一手托三家（或多家）的律師們需要考慮一下學習一些儒家精神。

　　歷來不喜歡官司，覺得沾上就會帶來晦氣，但愿永遠也不要找到我，所以談都不想談。但是，官司沒有漸行漸遠，周圍訴訟似乎不斷。舉個例子說吧，二十五史也打起官司來了。據媒體報道：

　　中華書局律師任海濤表示，“從表面上看，這是數字出版和傳統出版之爭，但實際上屬于抄襲剽竊。從長達44頁的判決書可以看出，一審法院的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做到了法從理出。但是，在認定被告侵權，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塊，讓對方的違法成本過低，沒有從實質上保護著作權的執法效果，這一點也存在遺憾。”

　　國學時代公司負責人尹小林稱，本案的勝負關乎國學網乃至整個古籍數字化行業的生死存亡。一旦中華書局“標點圈地”的邏輯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便意味著凡經出版社印過的古籍，后人再想整理將難如登天，除非事先獲得許可，否則便要背負“抄襲剽竊”的罪名。

　　這場官司根據判決書看是國學網因無奈默許引發的判決，具有禮讓性質，因為之間法官做了很多工作，希望雙方和解，實現共贏。法官釋放強烈的善意，主要原因有很多，判決書中也說了，但是我想說的其實還有：其一，這類問題實際上法無明文規定，也就是說著作權法制定的時候，無法預計今后可能出現的很多情況，所以這個案子不好判，按照費爾巴哈的理論，法無明文規定不能罪；其次，不存在實質意義剽竊。中華本將“徐巿”寫成“徐市”，而國學版已經修正。至于標點相同和同錯也很正常，沒有一個認定的數量標準。第三，中華起訴書只是舉例，并沒有完全確定有多少錯一樣的。所以用舉例的方式打官司說對方剽竊，關鍵證據不成立。民營單位和國營企業的爭執，很多以民營企業破產作為結局，所以很多聰明的人都愿意賠錢了事。《戰國策·燕策》說：“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這種戰略未必都有用。當然我不是說出版社是老虎。要我看本案整體實際上是和解性質，沒有輸贏。

　　我想說的是，你們打官司我們管不著，但是再想買電子版的二十五史到哪里去買呢？買不到，對學術研究必然不利。如果社會大眾的需要服從個體利益，那么這個個體利益就是與社會作對？不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參加過北大的數字會議，記憶中他們也有二十五史的電子版，但是沒有人去告他們。當然我不是說提醒律師去告北大。我只是說古籍，誰都有整理的權利，對可以都對，錯也可以都錯，抄襲要拿出抄襲的證據，譬如說他照你書抄的證人證詞或者錄像。

　　按照著作權法，著作權只是屬于著作權人，標點整理古籍的標點整理部分，是由具體的人來做，出版社只有版權，指的是排版一類。就是勝訴，也應該把錢給具體的著作權人。明確地說，他們不認為剽竊，或沒有授權，你就沒有資格打官司，法院必然應該駁回。二十五史整理本為文化部主辦的政府行為，成果具有公益性，是公共資源，不能僅僅看成是一部書。同時，著作權法要求權利主張，你在書上聲明翻印必究之類的權利主張了嗎？沒有就是可以吧。

　　我們一直是中華書局的讀者，對中華書局十分崇敬；我們也是國學網的讀者，我們感謝尹小林先生給學界帶來的方便與幫助。作為古籍整理和法學相關研究的工作者，我們不希望彼此訴訟，更反對惡訟沒完沒了。如果有智慧、時間和精力，請你們想想如何雙贏，如何支持古籍數字化的發展，如何為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作貢獻？單位官司不常有，如果一個單位經常打官司，相信也很累。而律師們參與訴訟是職業使然，請你們多勸勸當事人，能不折騰最好不折騰，打官司，難說有真正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