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發表了小文《“和而不同”辨析》（載《人民日報》2012年7月5日第7版）之后，引發了一些讀者的興趣及討論，這里就相關問題略作進一步說明與闡發，不當之處尚請批評指正。

　　一、“和而不同”的“和”與“和實生物”的“和”不是一回事。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字，應當說與《論語·學而》篇中“禮之用，和為貴”的“和”涵義相同，在周代有基于禮的原則的“和順”、“協和”、“和睦”的意思。翻檢相關經學文獻，“和而不同”的“和”作“和睦”講沒有多少異議，朱熹《論語集注》謂“和者，無乖戾之心”，把“和”與“乖戾”對舉，也能說明這一點。至于《國語·鄭語》中史伯講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和”，則是指自然事物諸元素之間的“調和”，與“和而不同”、“和為貴”的“和”不是一回事兒。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與史伯說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兩個不同的命題，適用的領域也不一樣——前者適用于社會領域，主要是講人際關系的；后者適用于自然領域，主要是講不同物質的配合或共同作用的。因此，作為概念而不是語詞，這兩個“和”是不能等同的，也是不能互換的。另外，《中庸》里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說法，然而子思之學已開始向心性之學轉化，因此對“和”字的理解還當“以孔解孔”。

　　二、“和”與“同”及“不同”之關系。

　　先秦文獻中講的“同”，很多情況下可以理解為“共同點”或“相同的目標”。就人際關系而言，“同”與“和”不是對立關系，并且常常是有著正向聯系的，孔子本人就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話（《論語·衛靈公》），他所反對的“同而不和”的“同”，只是指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茍同”，這一點是應當明確的。“和而不同”的“不同”，仔細分析起來，應該包括“非原則性的不同”與“原則性的不同”。對于非原則性的不同，容易通過“求同存異”而達到“和”；而對于原則性的不同，則不易做到“求同存異”，要達到“和”就比較困難。孔子曾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意思是說，只有“仁者”才能夠公正地喜愛應當喜愛的人，厭惡應當厭惡的人。由此可知，孔子心目中的仁者不會以求“和”為由回避矛盾。從孔子一生的言行看來，如果出現了原則性的“不同”的情況，他不會以虛假的、表面的平衡來掩蓋矛盾，更不會“委曲求和”。

　　三、闡釋“和而不同”不宜用“賦詩言志”的方法。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著微言大義，也應當能夠像《詩經》那樣被用于“賦詩言志”，雖可能存在紕漏曲解，卻也有助于傳統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此說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從語言表達的角度說，涉及到比較關鍵的問題的時候，還是應當把具體涵義說清楚為好，不是表述什么內容都適合用這種賦詩言志的方式的。大概正是因為人們解讀經典時濫用了這種賦詩言志、類比推理的方式，一些人對“和而不同”涵義的闡發脫離了孔子的整體思想，似乎沒有善惡美丑，沒有“對”與“不對”，只有“同”與“不同”，這種缺乏聯系與整體認識的觀點，顯然沒有把握孔子學說的精義。

　　正確的理解孔子講的“和而不同”，提倡在不違背正義原則的前提下的協和與團結，應當說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