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何謂古籍，何謂古籍整理，何謂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權，何謂演繹作品，何謂古籍點校，何謂古籍校勘，何謂古籍數字化，何謂“實質性相似”，何謂復制，何謂抄襲，如何確定侵權的依據等等，這些都是在著作權糾紛中非常模糊、容易出現分歧的地方，以致于在司法實踐中，相同性質的案件，不同法官對相同證據材料出于各自不同的理解，做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嚴重影響到傳統文化推廣和傳播工作的開展。法學專家戴建志經過長期思考和研究，寫了這篇學術論文，較好的回答了上述問題。該文法理清晰，剖析深邃，專業嫻熟，論述精準。全篇深入淺出，從學理和法理兩個層面探討了著作權的核心和邊界，有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法學界的古籍整理著作權糾紛。全文長達萬言以上，我們分兩期推出。

　　這里所說的古籍整理，是指通過古籍不同版本之間的點校，或利用其他古籍通校，寫出校勘記、施與標點和分段，實現古籍閱讀現代版的智力活動。古籍整理可以產生著作權，這已經不需要做過多闡述。但是，實際生活中有這樣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了：著作權行使可以延至經過整理的古籍本身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古籍整理和著作權法兩方面知識。

一、古籍是一種特殊的文字作品

　　確定著作權保護的客體，要考慮作品的種類、性質及其利用方式和范圍，而作為文字作品的古籍正是在這幾個方面顯現了特殊性。

　　第一，古籍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中華民族文明延綿不斷，而其中古籍是傳統的、重要的承載方式，尤其是經典古籍，乃是中國人的核心理念、道德信仰和文化價值的淵源。比如二十四史，顧頡剛先生指出，“‘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常作之自豪語也。問以史何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顧頡剛：《二十五史補編·序》，開明書店1936年版。）二十四史有正史之稱，是中國古籍的代表，地位高于其他史籍；其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萬言，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記敘到明崇禎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歷時4000多年，其完整而連續的特征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第二，古籍屬于社會公共財富。古籍處在公有領域，是可以為公眾使用的作品。無論是紀傳史、編年史和紀事本末，還是典章制度、方志地理和學術史等，每一典籍都有自己的歷史背景，只要打開古籍，就會被歷史氛圍所籠罩。比如，讀者可以從多個角度閱讀二十四史，由此了解政治、軍事、文學、藝術、法律、典章諸方面的相關知識。有學者認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研究中國史取材之大本營。”（張立志：《正史概論·導言》，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毛澤東非常看重歷史，他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必須扎扎實實把‘二十四史’學好”。

　　第三，古籍不能任意刪改。尤其正史，是用統一的紀傳體編寫的，后人可以用多種資料考證典籍記載，決不允許刪改其中內容。在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記》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質外，其他諸史均為官方組織或授意編撰的斷代史。如《梁書》作者姚察歷經梁、陳、隋三朝，入隋后于文帝開皇九年受命編撰梁、陳兩代歷史。然其未竟而卒，臨終時遺命，囑其子姚思廉繼續撰史工作。按《四庫全書》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

　　第四，古籍需要現代化整理。古籍是文明的主要傳承者，其本身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普通人一般很難接觸原始古籍，即使面對一部善本，也會遇到閱讀的困難。所以，要撥開歷史的塵封，透視古籍的博大精深，就必須對古籍做一番現代化整理，如標點古籍、數字化古籍等，都是為了排除閱讀障礙，方便使用和流傳，實現古為今用的目的。

　　在確認古籍整理著作權和判定侵權行為時，對古籍特殊性的上述認識是非常重要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項，解決起相關問題來就會有不足之感。可以說，作為文字作品，古籍的特殊性使古籍整理的創作活動更多地需要在專業技術層面予以闡述，比如古籍版本、校勘記、標點與分段等問題，它們是認識古籍整理著作權，解決實際糾紛繞不過去的關節點；正是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才使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視角：整理者與經過整理的古籍之間存在著不能分離又必須分別看待的現實關系。

二、古籍本身不是整理者的創作作品

　　按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整理人享有。在此，法條涉及兩種作品，即已有作品和依托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對古籍整理來說，所謂“整理已有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散亂作品進行增刪、組合、編排、加工、梳理所形成的作品，而通常是未經出版但內容又相對確定的作品；一類是對結構體例相對完整、內容相對確定的而通常是已經出版的作品。這里要談的是對后一種古籍作品的整理，即通過點校實現版本的現代升級。

　　古籍校勘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校勘不僅要廣蓄異本，而且要充分利用古本和善本。這是歷史學家陳垣先生的體會。他認為，一般而言，一種古籍的版本當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較的各種異文資料也越多。但是，一部古本或善本對于校勘的作用更大，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還有價值。為了敘述方便，這里還拿二十四史為例。整理二十四史首先要解決的是選擇工作底本問題，因為版本的種類、時代、優劣，直接關系到校勘工作能否順利。對現代人來說，二十四史有一個漫長積累的形成過程，特別是經宋元明清各代各自整理過的部分，其本身是相對完整的。在此，有兩個版本最值得注意，一個是武英殿本，一個是百衲本。清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規模匯刻。毛澤東生前仔細閱讀，并做過評點的就是這個版本。毛澤東手不釋卷，反復閱讀，與之朝夕相伴24年。1936年左右印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國學大師張元濟先生主持整理，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完成的。張先生肩負“續古代文化之命，續民族文化之命”之責任，廣泛搜求各史最佳善本，“求之坊肆，匄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覯，輒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文載《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故足以反映二十世紀前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貌。因其全本系修補合成，猶如僧侶補衣綴服，故稱之百衲本。瞿林東先生說：“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精選歷代善本配補、匯合而成，使讀者得以一覽諸家善本的風采，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故足以反映二十世紀前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貌。以后，中華書局1978年出齊的現代標點本二十四史，是勘校成績卓著，為海內稱贊的影響最大的本子。值得注意的是，“標點本二十四史大部分采用百衲本作底本”。（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文載《編輯學刊》1993年第2期。）參與標點二十四史的學者吳樹平先生指出：“一個負責任的校書家，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擇善而從。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來選擇底本的。經過不同版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后漢書》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南宋紹興本作為底本，《南史》、《北史》以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大德本為底本。這些元宋刻本、訛誤較少，確定為工作底本，無疑是妥善的。”（吳樹平：《新本二十四的校勘》，文載《讀書》，1979年第9期。）

　　古籍底本就是整理作品中的“原有作品”，雖然會有字句訛誤但仍然符合現代法律意義上的作品概念。古籍整理要做的就是盡量求是存真，恢復古籍內容的原貌。王紹曾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緣起》一文中將標點二十四史本與影印百衲本作比較時說：“校本與影印有區別，校本以求是為目的，固當改字而出校記，以明所依據；影印本則以存真為原則，如確知元宋舊本有誤，當一存其真，而以校勘記揭示之。”這里涉及古籍整理的目的和方法問題：第一，為達“求是”之目的而施以“改字”之方法，或為達“存真”之目的而施以影印之方法。古籍整理者不能“視古籍為己出”，不能妄自修改古籍內容，或減縮卷數，或儳入其他材料，或隨意增補字句，甚至將自己的創作風格、技巧融入古籍，改變古籍的內容及表達方式。正因為如此，雖然古籍底本經過點校前后有所不同，但是并沒有產生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新作品，古籍作品獨立的法律地位，古籍的性質、古籍的內容、古籍的體例并沒有因為點校活動而有所變動。第二，對版本字句訛誤的處理，需要整理者作校勘記說明改動的理由或指出其中的瑕疵。點校古籍的正確與否是相對的，要看整理者掌握怎樣的相關資料。面對版本點校，有專家說“這樣處理是否恰當，很難自信，希望讀者指正”，充分體現了專家對歷史負責，把科學精神貫穿于古籍整理的始終。（中華書局《北齊書·點校后記》。）如果一定要改動底本字句，通常需要進行技術處理或加載校勘記予以說明。在對二十四史中的《元史》進行點校時，專家對“改動底本的地方，用方圓括號表示（圓括號內小字表示刪，方括號內的字表示補），并附簡要的校勘記。”（中華書局《元史·出版說明》。）這樣處理問題的目的就在于保留底本原況，增加點校的學術價值。專家認為，元史成書迅速的原因之一，是編修者照抄元代各朝實錄、經世大典、功臣列傳等官修典籍，除了刪節以外沒有下多少工夫。對史學家來說，實際上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元史編者們便無意中更多地保存了元代史料的原貌”，從而增大了史料價值和確切性。這也說明古籍整理中對古籍版本的“求真”，是整理者的基本追求。

　　應該強調的是，原作品與演繹作品是有區別的。所謂演繹作品，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礎上經過創造性勞動而派生出來的作品。“從主體分化產生出來”，是“派生”一詞的含義。就是說，演繹作品是對主體原作品的改編、翻譯、注釋、整理的創作性活動而推生出來、可以獨立存在的新作品。這一點與原作品的復制與再現有根本不同。從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籍整理活動中需要充分地尊重古籍。第一，通過對原作品演繹方式的列舉，可知原作品的不可動搖的法律地位，即無論是不改變基本內容的將原作品變成另一種類型作品的改編方式，還是將原作品以另一種文字、符號、語言表達的翻譯方式，以及對原作品進行注解、釋疑、闡明的注釋方式，都沒有傷害、變更原作品的內容。同樣道理，與改編、翻譯、注釋一同作為法律列舉的演繹方式——整理方式，也不能傷害原作品。第二，通過“但書”表明，改編、翻譯、注釋、整理者“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人只能對其改編作品、翻譯作品、注釋作品、整理作品享有著作權，而對被演繹作品不享有任何權利。同時，演繹作品的著作權人不能阻止其他人對同一作品進行演繹。雖然，古籍本身不涉及著作權問題，但是它的主體地位（原作品地位）是非常明確的，不管是在古籍整理過程中還是整理之后，應始終保持古籍內容的完整性。

　　古籍作品不能成為演繹作品本身；不能因為有演繹作品的存在，就限制了古籍作品的使用范圍。美國版權法103規定：“演繹作品的版權僅限于該作品的作者撰寫的部分，以區別于該作品中所使用的原有材料，而且不意味著對原有材料享有任何專有權。”（萬鄂湘主編：《國際知識產權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這里講的是一個法理。古籍整理中出現的校勘記、注釋、出版說明和校后說明，毫無疑問，這些文字享有著作權。但是，不能因為它們的存在，就捆綁了原作品，把它們作為演繹作品創作的一部分。當然，整理古籍不是一定要有校勘記，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整理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齊書》的專家說：“我們以三朝本、南本、殿本為互校的主要本子。為了避免煩瑣，在三種本子內互校，擇善而從，除少數需要說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記。”（中華書局：《北齊書·出版說明》。三朝本，系元明兩朝補版的南宋刻本。南本，系明萬歷年間南京國子監刻本,與北京國子監刻本的北本相對而言。）即便如此，整理者也在點校后記中說明了這個情況，使勞動成果有了歷史記錄，也使這一思想內容因表達方式的獨創享有著作權保護。

三、校勘記是古籍整理著作權的實質

　　古籍作品可以視為客觀事實性作品，其特征是，只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古籍整理活動中就可以證實作品內容的歷史性、客觀性，從而表現整理結果的相似或一致性。所以，在處理著作權糾紛案件中，應把考察重點放在古籍整理的實質性內容上，而這一內容在古籍校勘的活動中表現最為充分。

　　第一，校勘是古籍整理的首要環節。古籍閱讀講求善本。通常說，版本的年代越靠前（俗稱舊本）內容記載越保險，這是因為過去的手工作坊的刻字印刷，受技術條件的限制，文字上出現訛誤、脫漏、衍文、倒置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當然，也不排除人為破壞。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改書》中曾痛斥坊間刻本對古籍的改竄，他說：“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謬種流傳，至今未已。”（引自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頁。）于是，讀書人常常喟嘆善本難求。也正因為如此，校勘學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對古籍的現代化整理，通過校勘古籍，彌補不足，就成為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二，校勘是古籍整理的最深用力。整理古籍的創作功力集中體現在校勘上，而校勘記是其智力活動的重要文字記載。比如，張元濟先生因百衲本二十四史而作《衲史校勘記》百余冊，終于實現其“重校正史之愿”。1930年，胡適先生在致信中說：“惟先生的校勘，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萬不可不早日發刊。若能以每種校勘記附于每一史之后，則此書之功用可以增加不止百倍。”（引自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頁。）二十四史正因為有了校勘記結集，或者把校勘記直接附在相關卷冊之后，則造就了史書本身價值的提高，即閱讀價值、研究價值等因讀者閱讀目的的不同顯現其功能的擴大。校勘記地位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它是古籍整理的難點；難就難在校勘者必須具備的專業素質上。這里借用兩段學者的觀點來說明。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指出：“校勘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校正古書文字的錯誤……校勘學的重要工夫在于‘評判’。”陳垣先生曾引用段玉裁的話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這就是所謂的理校法。陳先生說：“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所以，陳先生在古籍校勘時把握一個原則，就是：“非有確證，不敢藉理校而憑臆見。”他堅決反對以理校為借口而隨意改動古籍的行為，認為只有學問淵博深厚的通識之士，才能使用理校法。

　　第三，校勘是古籍整理目的的最終實現者。修補一副古畫不能隨意改變其中的顏色，哪怕是一個局部，嚴肅的、負責任的專業工作者都要在考證原有色調的基礎上力求恢復原貌，并通過一定形式加以說明，避免誤導觀賞者。否則，還不如保留歷史滄桑的痕跡，由人們各自理解、想象為古畫補上的色調。古籍整理也是這樣。張舜徽先生說：“古代歷史書籍，在傳寫過程中，偶然脫掉雖止一個字，而所引起的后果，十分嚴重。必須仔細校勘，才能恢復它的本來面目。”（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頁。）古籍整理的根本目的，是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就是校勘。古籍校勘有一套嚴格的專業規則。如《元典章校勘釋例》，它是陳垣先生在校勘《元典章》基礎上總結概括了校勘學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與校勘方法，是校勘學的一部重要著作。他說，古籍整理中有本校和他校兩種校勘法：“本校法是在對全書內容、體例包括作者情況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在沒有別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況下，采用本書前后互證，以發現矛盾之處。”而他校法則是利用與其密切相關的史籍、類書等找到糾正訛誤的根據，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至于對史實的糾謬正源則不在勘校之列。

　　第四，校勘記是古籍整理的傳承依據。為后人研究和理解提供第一手材料，是古籍校勘的歷史作用。記得有位學者說過：“通過寫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業。”（馮象：《木腿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頁。）當校勘記揭示了古籍版本之間的互文指涉和借用傳承關系的時候，就很好地說明了古籍整理這項事業的真正意義。梁啟超先生就看到了古籍校勘的傳承關系，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勘校之學，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他們注釋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為先求基礎于勘校。……所以清儒這部分工作，我們不能不竭誠感謝。”張元濟先生的《衲史校勘記》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其校勘記也為后來的標點二十四史提供了經驗。在標點二十四史中“有10種在出版說明中注明在校勘時利用了張元濟的《衲史校勘記》”。（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文載《編輯學刊》1993年第2期。）而標點二十四史不僅發揮了當時第一流專家的優勢，也因此培養了一批學者，特別是留下來大量的校勘記，為今后的學術研究，為古籍整理的傳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五，校勘記是古籍整理的智力結晶。校勘記屬于文字作品，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集中于獨立的出版物中，如張元濟的《衲史校勘記》，一種是分散于所整理的古籍中，如標點本二十四史，除《史記》外各史都撰寫了校勘記。校勘記的“表達形式”具有獨創性，而獨創性正是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應具備的受法律保護的實質性條件。相對于古籍來說，校勘記是原來沒有的，是通過整理者的創作完成的新作；以校勘記為核心的獨立創作作品還應包括出版說明、點校后記等，它們特殊的文字表達形式，集中反映了古籍整理專業活動的特點。正像參與者所說，二十四史點校中的校勘成果，“更集中的是反映在每卷所附‘校勘記’里。”（中華書局二編室：“談談二十四史的整理”，《中國出版》1978年第4期。）校點《元史》的專家說：“在較為充實的各種資料的基礎上，全書撰寫了2600多條校勘記，這是全體整理者多年心血的結晶。”（亦鄰真、周清澍：“校勘是做好標點的基礎”，文載《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頁。）標點二十四史校勘記涉及兩個內容：交代對古籍的改動的根據和理由，或者提出問題，指出歧義點，大部分還提出點校者的判斷和意見。（中華書局二編室：“談談二十四史的整理”，《中國出版》1978年第4期。）由此可見，這些內容涉及的都是整理古籍中的重要問題，勘校者不下一番功夫是不可能作出校勘記的。所以，在司法“實質性相似”的侵權判斷實踐中，應更多地體現在校勘記的對比上，更多地體現在反映古籍整理專業活動的其他文字記載的復制與抄襲的認識上。

四、標點與分段是整理者閱讀、理解古籍的記錄

　　古籍整理少不了校勘與標點的工作，兩者可以簡稱為校點或點校。它們的不同就在于工作的主次上：校點，以校勘為主標點為次；點校，則以標點為主校勘為次。兩種方法在古籍整理中都是必要的，需要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工作上的側重。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校勘是做好標點的基礎：沒有校勘，單純的標點，學術意義會受到減損，甚至受到質疑。

　　“學識如何觀點書”，這是古人的話。古代教育有所謂“離經”內容，就是看重讀書中的句讀（句絕句斷）。（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頁。）但是，后來人很少使用句讀符號，這一是因為刻書時省事省簡，二是讀書人不愿做“章句陋儒”，以為標點文章降低身份。如此做法，真是給后人帶來諸多不便。在沒有現代標點之前，歷代古籍校勘和研究斷代史的人曾留下了很多關于閱讀古籍的著作。即使如此，對古籍作品的標點也仍然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智力活動，是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吳小如先生在《古籍點校疑誤匯本》中曾說：“以一個人所費的時間、精力而論，標點一千字決不比寫一篇千字文省時省力。”按照現代漢語習慣，在劃分文字段落基礎上，對語句進行標點，為現代人了解古籍內容提供閱讀幫助，這是一個功德無量的事情。在此，有兩種精神最值得稱道：第一，對讀者負責任的精神。實際上，標點古籍是一項專業性與普及性相互結合的工作，對標點古籍的重視是衡量責任心的一個標準，這是許多古籍整理者的看法。參加二十四史整理的專家唐長儒、陳仲安曾撰寫過一篇不長的文章，題目叫《標點本為讀者提供方便》，文中說：“我們按文義劃分段落，區分句讀，讓讀者易于理解……使讀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時間”。（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在此，文章還對“標點對史學專業工作意義不大，如果標點錯了，反而誤事”的觀點持否定態度。第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古籍整理中，一時沒搞清楚的問題，絕不輕易揣度，而是保留原文留待以后解決。參與整理二十四史的專家曾說：“如《新五代史·四夷附錄·黨項傳》中有一連串族名，屢經查核，也沒有得到解決，只好存疑，未加標點。”（趙善詒、蔡尚思：《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文載《光明日報》1978年6月1日。）

　　經過標點和分段的古籍是否著作權保護的對象，或者說，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活動是否屬于創作過程？這是一個被普遍問及的問題。蔡美彪先生在回顧標點《資治通鑒》的文章中說“標點古籍需要逐句逐字理解原義，實際上也是對古籍的一種注解，不是文字注解而是符號注解。”（引自莊建：“古籍整理點校成果，應受更好保護”，文載《光明日報》2012年09月16日。）這是對古籍標點的本質概括，其中有兩層意思：一講正確標點古籍的前提是逐句逐字地理解古籍原義；二講古籍標點的性質就是對古籍的一種符號注解。就是說，標點古籍先要理解，然后才能通過符號表示理解的結果。可見，標點的活動表現在“讀”的專業性上，即讀懂古籍和發現問題。讀懂，并在古籍文字間留下標點符號；看清，并對古籍文字劃分段落（至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則要交給校勘記去說明）。可以說，標點和分段是對古籍內容理解的外在表現，是對古籍理解過程的記錄，是閱讀文字的輔助工具或方法。

　　按照著作權法的一般原則，可以清楚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而作品創作是指直接產生作品的智力活動。單獨的古籍標點和分段不能構成作品，也不能構成古籍內容的獨創部分。標點只有與文字結合才構成文字作品的要素，分段只有與文字結合才具備實施的條件。古籍文字是前人原創留下來的，標點和分段是后人理解古籍之后施加上去的。如果我們說古籍是合作作品，前人與后人是合作創作者，這的確是一個不符合邏輯的實例；如果把尊重常識作為一個基本態度的話，我們會說沒有標點與分段，古籍作品仍然成立，即古籍的基本表達形式（內容、體例、結構、文字表現）不因標點和分段而有實質性改變，甚至成為另一部承載整理者創作意志的新作品。換句話說，古籍那些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典章制度等內容的表達具有獨創性，與閱讀文字的輔助工具或方法沒有關系：正確的標點與分段，會引導讀者正確地理解古籍內容，而不正確的標點與分段，可能會或者根本不會誤導讀者理解古籍內容，因為這是由讀者閱讀古籍能力決定的。

　　有四個非常現實的原因，決定法律不能把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視為創作。第一，我們很難想象通過撒豆（標點）、分塊（分段）的圈地方式，把承載傳統文化的古籍分田到戶，從而拉起“知識產權封鎖線”的后果。古籍整理工作需要發展，古籍本身需要被使用、被流傳，而把古籍束之高閣起來，對古籍整理事業的多元發展是不利的。第二，不能因為擴大解釋著作權保護范圍而降低了古籍整理的核心創作水準。著作權法保護古籍整理者的著作權帶有暗示性，即只有那些具有獨創性的整理活動才是主張權利的充分理由。如果過分強調對古籍的標點和分段的所謂創造性，不僅會誤導社會公眾對著作權保護的片面理解，還會在實際中出現權利行使背離制度創制目的的現象。第三，著作權法保護作品思想、感情表達形式的獨創性，而不是對作品思想內容理解的程度。古籍的句讀符號是公認的幾種，使用規則也屬于常識，無論符號本身還是使用結果都談不上獨創性。第四，把古籍標點上的一致或所占比例多少作為衡量復制和抄襲侵權判斷的依據，實踐中很難具體操作，因為只要理解了古籍內容，無論是專業人員還是普通讀者，對標點和分段的實施結果應該是趨同的或大致相同的。在此，判定哪一個分段是整理者的創作，哪一個標點不是借鑒了他人的研究成果，的確是無法衡量的事情。

五、數字化是古籍整理的發展趨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空前的古籍整理工作要算是點校二十四史現代本了。從1958年開始“前四史”校點，到1978年“二十四史”出版完畢，前后歷時20個春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體現了國家力量的投入，其表現為：一是國家領導人直接指示和關懷。曾在1935年就指出歷代正史“為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薈萃”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歸功毛主席，歸功周總理》一文中說：“解放后，我們黨十分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毛主席親自批示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周總理作了許多重要指示。1974年4月初周總理指示點校二十四史工作由我總其成。我聽到這指示，興奮、感激和慚愧的心情交織在一起。”（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二是國家成立專門小組確保出版機構的落實。1958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指定中華書局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承擔國家級古籍整理工作。三是國家調集史學精英確保專業人員的參加。當時，“以中華書局為依托，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許多高等學校的學者們共同參與對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瞿林東主編：《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綜論·總序》。）如1963年，點校工作遇到困難，國家正式發文，從全國各地高等學校抽調人員參加史籍整理。即使在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排除阻力，調集斷代史研究的第一流專家，繼續開展史籍校點工作。標點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是史學界的大事，也是現代中國人的幸事，沒有老一代國家領導人的支持，沒有全國史學精英的奮勉，是很難做成這一事業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對古籍整理的要求也在提高。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其中有兩項工作要做：一個是加強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一個是推進文化典籍資源數字化工作。對于前者，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對于后者，我們還在研究、探討過程之中。

　　從世界歷史看，著作權制度與新技術出現有密切關系。歐洲15世紀的活字印刷技術為著作權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客觀條件。自此以后，攝影技術、錄音技術、電影技術、廣播技術和電視技術等技術的出現與發展，都曾給著作權保護制度帶來挑戰。然而，也正因此逐步提高了人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在保持其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著作權法的內容不斷地得到充實。（沈仁干：《版權絮語》，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頁。）著作權制度的正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作品創作者、傳播者、作品使用者行為的法律安排，一個是對作品創作者權利與作品傳播者、使用者權利之間關系的法律調整。每當法律面臨尷尬境地的時候，正是通過確定權利范圍，把著作權的強保護和弱保護的方式結合起來之時。

　　深化古籍整理的法律認識，需要在知識和思想上開拓視野。數字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發展不僅使數量龐大的古籍可以新的載體形式出現，也成為增強人們對信息的儲存、分類、過濾、獲取和傳播能力的重要手段。古籍數字化為學術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途徑，成為古籍整理的發展方向：對版本進行比較、甄別，對古籍字數的統計，字頻、詞頻的統計，對異體字的匯集，對圖表的加載等，極大地提高了信息本身的價值；尤其是建立古籍善本全文數據庫，可以為學術界提供更貼近現代學術的典籍資源。

　　把數字技術引入古籍整理，有三個問題是應該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著作權保護要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服務，既要反對不正當競爭的盜版行為，又要防止阻礙競爭的壟斷現象，正視計劃經濟時期的特殊因素，實現權利分配的有序、合理，保持著作權制約的動態平衡，更好地通過古籍整理弘揚民族文化，振興民族精神。第二個問題是雖然古籍是公共財富，但是使用經過整理，特別是已經標點或分段的古籍本身（不含校勘記等），也應該通過一定形式向讀者說明。這不僅是對古籍整理者的尊重，同時也是向讀者負責，因為閱讀古籍是講究版本的。當整理古籍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有了可以作為歷史版本的資格，就要在使用說明中注明版本出處，以此說明古籍整理事業的傳承性質。第三個問題是古籍整理的數字技術決不是簡單的文字復制，需要對文本進行數字結構標準化處理，這樣才能保證各種檢索系統隨著指令運轉。所以，對于那些嚴肅而富有專業精神、熱情而富于進取的數字化古籍整理的開拓者，要保持足夠耐心和寬容心態；尤其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時，擁有這種心態是有益的，因為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進步，更多地感覺到他們的時代氣息，以及由此而來的持續、高效的發展力量。

（作者單位：《人民司法》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