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張巖
　　主持人：盛洪
　　評議人：江山 劉樂賢 張祥平 吳銳 虞祖堯

　　盛洪：張巖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曾經在若干年前到天則來就關于《山海經》和古代社會做過講演。張巖先生是專門研究上古史的學者，但他其實是所謂的圈外人。他曾有書就《詩經》產生的歷史和制度背景進行了解說，后來又寫了一本書叫《山海經與古代社會》。后來我在《讀書》上發表文章對這本進行了評論，題目是《龍的誕生,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故事》。后來張巖先生又繼續對上古史進行研究，又出版了《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同樣非常精彩。雖然這本書一般人很難讀下去，但其中有梳理上古制度演變過程的思路。今天請張巖先生講的是《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一般現代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也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尚書》是非常重要的文獻。它是中國第一本史書，不僅記載了夏商周的歷史，還描述了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使我們了解了中華文明和其它文明的本質區別，我們在探討中華文明的特質時離不開《尚書》。其中精彩的章節（比如周公和成王的對話）都體現了中華文明形成中的基本原則。這對我們理解今天的中華文明甚至對現在的世界都會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關于《古文尚書》是怎么被打成偽書的，具體情況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張巖先生出版這本《審核古文尚書案》就是想替《古文尚書》翻案。這事在中國文化史上非同小可，這涉及到我們定義的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基本原則到底是真是假的問題。下面就請張巖先生先做報告，后面我們再做討論。

　　張巖：在秦代焚書坑儒的時候，《尚書》是重要的被禁對象。秦以后主要有兩個版本。一個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傳下來的《今文尚書》，它使用的是秦漢文字。還有一個稍微晚一些在孔子舊宅里發現的《古文尚書》，使用的是先秦文字。《古文尚書》在當時交給了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等于是還給孔家。《今文尚書》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書》的篇數（包括《今文尚書》在內）一共58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尚書》（《今文尚書》）是五經之一。中央政權請伏生去講授《尚書》，當時他歲數很大了，已經走不動。后派遣晁錯向伏生請教。伏生傳授原本只有《尚書大傳》而沒有成文的章句類教材。所以晁錯奉詔“往讀”以及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者，實為草就一部“屬讀”章句的教材。“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說晁錯傳本“師說”解讀質量較差。因此，在《今文尚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錯的傳授就此被取代。

　　孔安國曾經兩次獻書。在《古文尚書》文獻被挖出交還到其手中后，他將原本獻上，被收藏在給皇家藏書的書庫。這是第一次獻書。他自己留了一個抄本。在此基礎上對文獻內容進行整理，并寫出注解《古文尚書》的“孔氏傳”。按照孔安國的敘述，漢武帝是準備在孔安國作傳以后將《古文尚書》立為學官的。但他作傳完成后第二次獻書時，正好趕上巫蠱之禍，當時朝野大亂，漢武帝無暇顧及此事。

　　劉歆在晚些時候注意到《古文尚書》以及《左傳》等“古文”經典的重要性，曾建議皇帝將這些書也立為博士。受到今文博士幾乎沒有道理的排斥，他們拒絕認可《古文尚書》。從漢武帝時候起的西漢許多朝代中，五經博士教出的學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來個，其他官員更是多不勝數。這些人成了官場中的重要勢力。經學成為當時人牟取利祿的重要資源，這是今文博士排斥古文經的重要原因。

　　到王莽時期，劉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書》、《左傳》等古文經才立為學官。但到東漢就很快被廢掉。

　　東漢時又出現另一個《尚書》版本，由賈逵、馬融、鄭玄等人注解，也叫《古文尚書》。其文獻數量和《今文尚書》一樣，起的作用主要在小學（文字學）方面。這個版本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它起到官學教材輔助性文本的作用。隋唐時期的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他指出伏生《今文尚書》的文本質量很差。東漢賈逵、鄭玄等人所注《古文尚書》的文獻質量好于伏生本。

　　關于賈馬鄭注《古文尚書》的來源，《漢書》只提到它是由杜林保存到東漢，并傳授給衛宏等人。所以這個版本也叫“杜林本”。紀昀在《四庫提要》中有千余字案語專論此事。他將杜林本源頭直接追溯到“劉向校正三家之時”。《漢書·藝文志》提到劉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伏生本），其間脫簡、脫字以及文字互異約有八九百字。紀昀結論是：“林（杜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許）慎稱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見安國舊本也。”紀昀上述見解雖已很難被證實，但在目前史料條件下，確是歷來學人有關論述中合理性最高的一個判斷。

　　這樣的話，《尚書》就有了三個版本。一是伏生的《今文尚書》，二是和此書篇數一樣的賈馬鄭注《古文尚書》，還有一個是孔安國注《古文尚書》。孔注《古文尚書》由于長時間沒有立為學官，在民間流傳比較少。一直到東漢結束，今文博士把持國家教育部門的情況一直比較穩定。孔安國所注的《古文尚書》受到長期排斥。在三國時期的長年動亂中，今文經博士的勢力逐漸削弱。在這個過程中，孔傳《古文尚書》在一段時間內慢慢傳播開去。其流傳的源頭，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門“世傳”之學。《后漢書?儒林傳》：“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在晉以后，孔傳《古文尚書》逐漸替換了以前的兩個版本。這主要是因為《古文尚書》的文本質量更好，而且注解質量也不差。另外，它還多出25篇。因此陸德明的《經典釋文》選擇孔注《古文尚書》作為注釋的正本。

　　到了唐初，《古文尚書》已經完全取代了另外兩個版本。唐太宗很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整理《五經》，將其作為教材科舉取士。他讓顏師古去選定《尚書》文本，顏師古在陸德明的基礎上選用《古文尚書》58篇的版本。之后，孔穎達對此進行了整理，主持編撰《五經正義》。李世民這樣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難得的，他能把當時天下的頂級人才招致麾下。這不是每個朝代的每個統治者都能做到。唐貞觀是一個開明的時代，從陸德明的《經典釋文》、顏師古考證五經文本，到孔穎達主持編撰《五經正義》的過程中，都有其他人進行指責和批評。唐太宗會把這些人組織到一起，聽取不同的意見。

　　但是眾多意見中，沒有關于《古文尚書》真偽的爭議。當時，參加探討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貞觀時期這個領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證偽《古文尚書》，第一個對手就是這些唐代的學者。唐初期的文獻條件是大大好于清代的，唐初期的學者能看到漢石經、魏石經的拓本。賈、馬、鄭、王這四人的注本和伏生33篇《今文尚書》，這些能夠充分認定《尚書》真偽的文獻在唐初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在現在卻基本上都沒有了。對這一點，清代學者就太過偏頗。他們沒有考慮到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等人的學術水平，以及唐代更好的文獻條件。以那樣的條件，考證《尚書》真偽是不難的。

　　西漢時期，在中央政府重金征集文獻的情況下，有個叫張霸的偽造了一個“百兩篇”的《尚書》文本。這個《尚書》文本拿到當時劉向的面前，和宮中所藏《古文尚書》一比，問題就很清楚了。它的篇幅很小，將《尚書》原來的版本拆開，再從《左傳》等書中抄了一些內容。這些工作如果一個人做，也需要幾年才能完成。造出來以后，它非常容易地被分辨出來。在文獻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作出“真古文”、“偽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難。閻若璩曾經在其書中一筆帶過地批評撰寫《五經正義》的唐初學者，說他們粗心大意把假的當成真的。這樣的指責無法成立。

　　到了宋代，吳棫、朱熹開始懷疑《古文尚書》25篇的真偽。最初的理由是覺得《今文尚書》艱澀難讀，但是《古文尚書》卻文從字順。我細翻之后發覺，在《今文尚書》里也有和《古文尚書》一樣文從字順的篇章，真正難讀的只有商代和周代的十來篇。具體說，《今文尚書》33篇中有十幾篇是難讀的，有幾篇是不太難讀的，還有另外十幾篇是和古文《尚書》一樣好讀的。所以這個理由不成立。但就是基于這個理由，從宋以后開始有人找那25篇是偽造的證據。

　　到了閻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寫成《尚書古文疏證》。這本書現在看來也是篇幅很大的，不算標點二十多萬字。閻若璩在這本書中提出99條證據，認定《古文尚書》是假的。其中還有一些政治因素。閻若璩在寫完《尚書古文疏證》以后，曾經想讓康熙為其題字來褒獎他的學問。他派兒子去北京把他寫給康熙的萬壽詩還有這本書獻上，但是事情沒有辦成。康熙的四皇子也就是后來的雍正寫信給閻若璩，信中讓其來住處然后設法引薦給康熙。當時重病在身已經69歲的閻若璩得到這封信后啟程連夜奔赴北京，到北京不久就病逝了。雍正派人為閻若璩主持葬禮，并親自題寫挽聯。這個事情當時是很有名的，讓很多文人羨慕。

　　到了乾隆朝，紀昀在《四庫提要》中給《古文尚書》作了官方性質的定案。康熙和雍正都對閻若璩有非常高的評價。這是紀昀結論的政治背景。對于紀昀提到的四個地理方面的“鐵證”，在我們現在嚴格地看是不能成立的。在閻若璩寫這本書的同時，有一個叫毛奇齡的人，是一代才子，他與閻若璩爭辯過，寫有《古文尚書冤詞》。據錢穆考據，現在《尚書古文疏證》中缺的條目多半是在毛奇齡的批評之下實在不能成立所以被刪掉了。我讀這本書的時候也有這個感覺，他可能把證據不太強的條目移到了附錄之中。附錄中和這個專題研究無關的內容與真正關于《古文尚書》真偽研究的內容大概分別占56%和44%。

　　《四庫提要》作為“欽定”之書，具有“官方話語”的權威性，所以影響極大。例如，崔述弟子陳履和為崔氏《古文尚書辨偽》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二十五篇之偽，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古文尚書》一案就此了斷。相反方向的研究驟然減少，隨聲附和者則此起彼伏。再有人證偽也大致是按閻若璩的路數，不過是更加簡潔精悍。到清末還有洪良品等人提出過相反意見，但是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應。

　　由于進入五四時期以后有疑古之風，不但《古文尚書》被確認是假的，《今文尚書》中一部分篇章也被認為是假的。早期的《堯典》、《禹貢》這些就被認為是戰國時期的人所寫。提出這種見解的依據并不充分。后來張蔭麟寫了一篇《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鞠》。他把閻若璩之后關于《古文尚書》真偽爭論的各種意見歸納重審了一遍。他把雙方的舉證拿過來比較分析，結論是《古文尚書》確是偽書。實際上他的這篇文章也有很大弱點，大家可以在我書里看到。

　　我對古代史感興趣已經有一二十年了。這項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素材。一個是社會人類學或者民族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是古文獻。我的感覺是，《古文尚書》不太可能是偽書，因為作偽難度太高。后人想要搞清楚三代史中的文化、觀念和制度是很困難的，《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以及其它早期文獻（比如《周禮》）之間在觀念和制度上的細節是息息相通的。它們有很多彼此呼應的內容，如果是幾個騙子胡編，很難達到這樣的“偽造”效果。

　　我分析了《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中大概1/3的常用字，發現二者之間用字頻率高度一致。但是這種用字特點和同時期的其它文獻（比如《詩經》）是很不一樣的。如果作偽的時候每寫三個字就要考慮其中一個字在這25篇7600字中的含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先秦文獻中，有時引用《古文尚書》中一篇的內容就多達十幾條。要是真正偽造這個文獻，必須把先秦文獻中引用這個文章的片段都收集起來，然后編在一篇文章里。不僅在內容的連貫性上天衣無縫，其字頻上還要與《今文尚書》一致，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我歸納了幾條客觀的標準來判斷這本書能否被偽造。如果有人堅持認為《古文尚書》是偽造的，不妨按照這些標準造一個試試。雖然我在事先告訴你這些標準，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可以體驗一下偽造的難度。另外，《古文尚書》的文采也是被劉勰盛贊過的。

　　我是首先說服了自己，《古文尚書》作偽的可能性太小、難度太大。閻若璩那本書是《尚書》“定案”主要依據，其內容基本上囊括此前指證《古文尚書》是偽書的全部主要證據，后人也沒有提出有分量的新證據。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由黃宗羲作序，又得到當時兩代皇帝的盛贊。此外，還有黃宗羲為他作序，紀曉嵐為其定案，錢大昕給他作傳。閻若璩被公認是清代學術的直接奠基人，清代學術的路數跟他的《尚書古文疏證》基本一致。

　　五四早期回國不久的胡適曾和顧頡剛有一段時間的當面交流和通信，對顧頡剛影響很大。胡適一再提到“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他給顧頡剛推薦了一些清代人證偽古代文獻的書，強調他們做得還不夠、還得繼續往前走。大概在1929~1933年之間，胡適的態度發生轉變。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當時有些學者（梁啟超、錢穆、馮友蘭、顧頡剛等人）說老子的書寫于戰國時期，不應在孔子之前。這可能是胡適態度發生轉變的原因之一。

　　胡適寫過一篇批評文章《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該文對《古史辨》中主要疑古方法持全面否定態度。他的原話是“這種方法可以說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他還說：“這種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的，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劍。你的成見偏向東，這種方法可以幫助你偏向東。你的成見偏向西，這種方法可以幫助你向西。結果沒有嚴格的批評，這個方法的使用不會有證據的價值。”他實際上指的是在當時通行的《古史辨》中傳自清代的考據證偽的辨偽學的方法。

　　胡適從此退出疑古學派，沒有在《古史辨》再發表過文章，也不參與這些研究了。到1946年，他又發表了一篇文章《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對疑古之風提出更嚴厲的批評。在1961年，他又加了一個按語之后將這篇文章在臺灣發了一次。可以將這篇文章看作胡適對考據學中史料真偽研究的最后的見解。

　　胡適強調：“歷史的考據是用證據來考定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用證據考定事實的有無，真偽，是非，與偵探訪案，法官斷獄，責任的嚴重相同，方法的謹嚴也應該相同。”他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以往考據學的工作和法官斷案的過程相比，缺乏嚴格的質證、認證過程。第二，他提出用證據法去審核考據學。

　　證據法是在實際操作中積累下來的一套邏輯清楚的甄別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證據。我們中國沒有對指控證據進行嚴格的質證、認證傳統，這些都是最近一些年學過來的。西方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保護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推定原則，是基于下述理念：刑事案件的調查審理是國家（政府）行為，被調查者是個人，二者之間強弱懸殊，所以有必要設立“正當程序”以避免權力的濫用，避免個人受到強大權力的無辜傷害（包括錯判）。這套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是比較嚴謹的，你指控任何人有罪，就得提出罪證。這些罪證將來要作為確定犯罪事實的依據。在庭審過程中有質證、認證、采信、不采信以及證據排除等環節。整個過程相當嚴謹，也可以很快地嚴格地解決問題。

　　胡適的提議是要考據家樹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一個是真實性，另一個是相關性。這都是證據審核的基本規則，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動輒斷定那些歷史文獻中的人或事是不存在的，胡適提出要想指控必須拿出證據，證據必須經過檢驗。胡適提出的這兩條標準，可以將以往辨偽學舉證和定案過程中的大部分證據都排除掉。

　　因此，胡適提的問題非常重要，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現在廣義的證據學已經包括歷史學和考據學了。任何人說某書是偽書都需要舉證。然后大家一起來討論這些證據是否能構成支持其指證的依據，這和法庭上判定某人是否有罪是一樣的。在對證據進行甄別以后，法官才能確定這個人是否有罪。這就意味著舉證、論證、質證是有規則的。早期辨偽學大量采用默證法。默證在法庭上的邏輯是：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就是在現場的證據。因此可以定罪。但是現在看來，這是不嚴謹的。

　　我在動手撰寫《審核古文〈尚書〉案》時有一個基本信念：既然閻若璩以來的疑古舉證存在問題，就一定可以從學理意義上找出其中的問題加以解決。后來我是在這本書寫到最后一章的時候，才了解到胡適有這個建議。我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的研究，也借用了證據學方法。更嚴格地考察證據是否成立，是否存在相反證據。細細分析，閻若璩書中漏洞很多。

　　《疏證》的條目有的很漂亮，有的則不是太好。比如，其中有一條大意是“商郊和牧野是一個地方，偽造《武成》（《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一）的人將這兩個地名分開來用，記錄這件事情的史官是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問題的。”實際上《武成》中的商郊和牧野是一個地方，閻若璩為了突出書中的不是一個地方把“陳兵“改成”屯兵”了。屯兵是駐軍，陳兵是列陣。列陣開來以后，一般會直接投入戰斗。屯兵是駐扎的意思，所以是兩回事情。要把六七萬人的軍隊布好，半天都很難完成。在一個大戰之前，列好陣以后拆掉再在另一個地方列陣。按照閻若璩的說法就是在大戰之前兩次列陣，這樣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左傳》里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戰爭，比如宋楚泓之戰、成濮之戰、鄢陵之戰、吳越之戰。春秋時期還有周禮的殘留，基本也是因循周禮中的打仗方式。這幾次戰爭都記錄了陳兵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打仗，沒有說陳兵之后再次陳兵的。商郊和牧野在《古文尚書》中其實也是作為一個地方來用的。閻若璩找的這條證據根本構不成證據。他把“陳兵”改成“屯兵”、把時間拉長、把概念改變，最后提出書中弄錯了。這種情況在他的書中是很多的。

　　《古文尚書》證偽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獻中尋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證，將其用為作偽證據。具體思路是魏晉間某人遍查群書，廣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獻內容，在此基礎上連貫字句、拼湊偽造“二十五篇”。這里的問題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種種情況今文篇章同樣存在。在今文篇章，人們知道這是原文和引文的關系，這一現象恰可證明原文的存在和影響；同樣的現象對古文篇章也應具有相同的證明意義。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應得出相反結論。這一證偽途徑存在明顯邏輯錯誤，不能構成有效的證偽依據。《疏證》約有一半內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納，強詞奪理。

　　我在這本書中，從文獻流傳、古代地理學、史實、禮法、制度以及引文等方面，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進行了一次全面甄別，涉及到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我的結論是：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不僅如此，閻氏書中還包含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當然，閻若璩也是絕頂聰明的。他的書中除了二三十條理由是前人提出的，剩余那六七十條都是他自己在文獻檢索條件很困難的情況下提出。他從字縫里摳到了這些證據，他的文字鍛煉的功夫也很好。客觀地說，很多人讀了他的書之后都是十分佩服的。這些人包括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惠棟、戴震、梁啟超、胡適等等。

　　兩年前，我寫了一篇文章（《閻若璩〈疏證〉偽證考——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放在了國學網首頁。有一位研究《尚書》的專家（揚州大學的錢宗武教授），和我有過一次側面較量。他在清華大學一個研討會上發表論文。論文由他和他的學生署名，批評了我的文章并具體指出了問題。我注意到他那篇文章的考據硬傷有多處。我又寫了一篇回應文章，一一指出。我估計這篇文章主要是他學生寫的，后來他沒有再回應。那篇文章僅以他的學生的名字在一家刊物上發表，其中被我指出的問題也作了修改。前一段時間，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說：“張巖叫板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時候，學界一直保持沉默。也許學界名宿對此不屑一顧，但是中青年學者的沉默更有可能是底氣不足。” （丁進，劉莉：《重續經學學術傳統——關于當代經學研究的思考》，《學術探索》2007年2期）

　　《古文尚書》問題很重要，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疑案。《尚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第一經典，是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治理國家的重要政治理論依據。盛洪說得也很對，它是中國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書》真偽問題還關系到《堯典》《禹貢》這些《今文尚書》篇章的真偽。如果《古文尚書》不是偽書，搞清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并不比排列一個夏商周三代的斷代工程時間表要低。因此，在我的書出版以后，如果學術界“一直保持沉默”。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感謝盛洪給我提供這個機會，我在這里繼續“叫板”。我說閻若璩搞錯了，誰要說我不對，我們就來一條一條地具體分析。當然，爭論者有必要首先閱讀我的文本。我的書現在書店可以買到。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國內外搞過古代文獻學研究的當代學者總有上百人，不應該百分之百“底氣不足”。

　　這里還有一個由《古文尚書》真偽引申出來的問題。我們能否走出疑古？胡適的提議中包含了走出疑古的一個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辦法——立下規則，逐條審核。我們可以具體討論規則的內容，比如相關性、真實性以及證據采信和排除的一些細則。這套規則應該比法庭上的質證、認證規則更加嚴格。這樣說的理由是：就其價值而言，如果《尚書》、《周禮》等古籍不是“偽書”，這樣的經典文獻是后人了解三代歷史極其珍貴的基本史料；對于中國文明早期階段文明成就的了解和傳承，這些經典文獻具有無可估量的文化價值。有必要搞清楚，三五個后世帝王陵墓的價值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對于中國文明這些經典文獻的證偽，毫不夸張地說，相當于對美國文明《獨立宣言》的證偽。——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得出結論必須極其慎重。就說這些吧。

　　盛洪：謝謝張巖。我大致看了一下關于字頻的那部分，我想不出太多反駁的方法。他講到了對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的分析，發現二者字頻很相似。但是它們和同時代的其它文獻的字頻卻很不一樣。這是他進入這個題目之前的準備，看到確實有一些依據然后進一步進行分析。時間太短了，他是帶著書過來的。我補充一句，《尚書》其實離我們很近的。“滿招損，謙受益”這句話就是《尚書》里的，這句話竟然有幾千年了。還有一句：“天聽自我明聽，天視自我明視”。我們民族很多的基本道德原則都是出自《尚書》。從這點說，這本書其實離我們很近。我剛才在網上看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尚書》，里面談到有的人也是懷疑閻若璩的說法。所以我覺得，現在史學界對此還是有不同意見的。別的人可能只是懷疑，但是張巖先生在這里是有了更細致的研究。下面有請大家來評論。

　　江山：大家好，這本書我看了以后和張先生做了交流。我不是搞歷史的，也不是搞考古，更不是研究考據的。我其實沒有太多發言權，主要是憑借自己的感覺。我讀古代文獻，感覺有些東西無論是從邏輯還是史實上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沒有像張先生那么大的雄心壯志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當我把他的整個稿子研讀完之后還是很感動的，我覺得他還是扎扎實實做了一件學術的事情。這是第一點感想。

　　第二點，《尚書》最早給我沖擊是在我讀大學的時候。那時我也是無意之中對此產生了興趣。我是學法律出身的，老師上課的時候說“剝奪政治權力”是西方人在文藝復興以后發明的一種懲罰方式。我聽了以后覺得這有點武斷，根本沒有考慮中國的古代文化中是否會有類似的手段。我帶著這個問題請教了我的一位國學老師。他也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給我開了一個書單。書單上有二三十本書，一般地方還找不著。我就到了重慶圖書館的古籍部。我在那里坐了十幾天。那些古籍連標點符號都沒有，我都不知道該如何下手。我還算找到了地方，把該要找的資料全都抄了下來回去學習。正好當時中華書局《十三經》出版了，我就買了一套。就為了這樣一個小問題，我開始讀這些古籍。后來就明白了有些問題原來是這么來的。

　　同時，我也讀到了疑古派的很多東西，包括顧頡剛的《古史辨》我也有接觸。當時有人提醒我，這些東西都是被否定過的。我也讀了一些否定的意見，感覺太過頭了，讓人覺得幾乎漢代以前沒有什么真實的歷史。有更極端的觀點，認為前面歷史包括孔子那些都不可信。我覺得張巖這個研究課題最大的意義是不僅僅只憑感覺說應該是怎樣。他拿出了他的證據材料，說疑古派得出的結論是有問題的。這樣就讓我們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我在讀完了以后也和張巖交流了一下。我跟他說在表達方式上可以更加醇厚一點。因為我們是搞學術的，從清代開始這個疑議也持續了200多年了。這么一個學術爭論延續到今天，其中的肯定還是有一些復雜的問題的，而不僅僅是皇帝或者名人的影響。要想把這個案子翻過來，需要一個心平氣和的學術態度。

　　你這本書出來以后，反響不是那么熱烈。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我覺得不能反響太過熱烈。不能像流行歌曲那樣，一段時間之后影響就消失了。一個經得起考驗的作品是有幾十年上百年的生命力的。雖然這本書是給專家看的，但是這本書對于一般的學者也是有價值的。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寫一篇總括的文章，讓一般的知識人也能了解你的大體的想法。如果他們還有興趣，可以繼續讀這本書。如果他們要就此打住，也是可以的。這樣就有普及的作用。

　　古文中的疑案已經有了兩千年了，現在主要是有疑古派的觀點和以張巖為代表的看法。這個沖突是由今文和古文引發的，對此有很多不同的評論。這其中有一個學術立場問題。如果只是從一般學問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是一個載體問題。也就是到底是用古文還是今文做載體表達了孔子的思想。但實際情況可能不僅僅是如此。到了漢學的時候，我們看到今文經學以及古文經學都失去了原始的經文經學的意義了，它已經變成了孔子的新的思想體系的載體。如果這樣理解，我們就不能基于一個簡單的學術理由去評論古文和今文的是非對錯了。

　　可能疑古派的意圖還不僅僅限于要把某個文字載體的真偽搞清楚，可能更加重大的意圖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全盤否定。從這個角度看，張巖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不夠了。如果僅僅是對文字的清算，工作是相對容易的。如果涉及對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那就是比較艱難的工作了。如果從你現在的工作開始，能夠引申出一條學術的路向。那就會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我們思考。

　　劉樂賢：很抱歉，我還沒有看過張巖先生的這本新書。以前從網上讀過張巖先生討論閻若璩的文章，今天又有機會聽他演講，我就以這些為依據來談一點感想。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張巖先生所做的工作很有價值。大家知道清人的學問很大，但是，從今天的水平看，他們在古書辨偽方面所做的工作卻不太成功。具體到《古文尚書》，雖然閻若璩等人的著作影響很大，但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十分科學，值得討論的地方仍然很多。可能有些人在平時的研究中產生過類似的想法，覺得閻若璩的一些說法比較武斷，未必可信，但是，我沒有見過誰像張巖先生這樣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作系統的研究。因此，我認為他的這個工作很有價值，可供大家參考。

　　他討論的問題比較具體，我沒有看過他的書，這里不能詳細評述。根據我和一些朋友們的觀察，閻若璩的某些說法確實較為武斷，他提出的一些判定古書真偽的標準或方法也不可靠。我想張巖先生指出的《尚書古文疏證》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可能是正確的，我們對閻若璩不必迷信。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我有兩點要提醒張巖先生。

　　第一點是對清代學術的評價。閻若璩當然是研究《古文尚書》的代表性人物，但后來一直有人繼續從事這個工作。所以，在《古文尚書》的辨偽上不只是一個閻若璩，你還必須考察別的學者。而且，就算前人在古書辨偽上做得不怎么好，這也是時代的局限。實際上，古書辨偽只是清代學術的一個部分，我們還是要對清代學術有更為全面的評價，不能過于情緒化。

　　第二點是如何看待《古文尚書》的成書年代。是不是說閻若璩或清代其他人對《古文尚書》所做的考證不可靠，就意味著《古文尚書》就一定是先秦文獻了？我覺得這是兩個問題，二者不能劃等號。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已經為很多古書平反了。以前被當作偽書的一些古籍，現在經與出土文獻對照，可以斷定其中有很多先秦時期的內容，所以我們可以大致將這些古籍當作先秦文獻使用。可是，《古文尚書》的情況并沒有這么清楚。我也同意《古文尚書》不是某個人有意偽造的說法，但是，我認為現在還不能將《古文尚書》當作先秦文獻來使用。我的意思是說，你講《古文尚書》是先秦文獻，需要有積極的證據來支持。就目前的情況看，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可以說清代人的古書辨偽方法不可靠，但是我們今天能使用的方法其實也不比他們高明多少，特別是在《古文尚書》的研究方面。我們比較幸運的是，今天能看到許多清人看不到的出土文獻，所以在研究有些古書的成書年代時我們多了一重有力的證據。但是，在《古文尚書》方面，出土文獻給我們提供的線索很少，我們迄今還沒有發現較早的《尚書》類文獻，也沒有找到引用今本《古文尚書》的出土文獻。所以，我認為現在還不能將《古文尚書》當作先秦文獻使用。我的意思是說，對于《古文尚書》這種形成過程十分復雜的文獻要謹慎對待，在線索很少的情況下不要急于下結論。

　　張巖：考據學中最復雜的是辨偽學，辨偽學中牽涉到大量的推理。五四初期，胡適二十七歲回國，他在早期有一些基本設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些事情和他的設想有關。比如他要搞中國的文藝復興，也就是對傳統文化要批評一部分、接受一部分。西方的文藝復興批判的是近端（經院哲學），復興的是遠端（希臘傳統）。我們五四時期的整理國故，對西方文藝復興的模仿搞顛倒了。對近端的清代學術幾乎是未加批評全面繼承，對遠端的三代傳統則采用否定史料的方法加以否定。這樣的模仿有些似是而非。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胡適的“文藝復興”設想有直接關系，其研究方法則主要來自清代學術，包括清代辨偽學中極不嚴謹的方法和學風。胡適對顧頡剛多次強調“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直接影響了顧頡剛“層累說”的創意。有必要指出，這是與學術無關的“學術動機”。

　　我可以從邏輯和方法上推翻以前說《古文尚書》是偽書的證據，但是要得到劉樂賢先生說的“積極的證據”太難了。地下埋藏的“簡帛佚籍”畢竟十分有限，而且無從得知還有多少，是否存在，也無從得知要等多長時間可以挖出這樣的證據，十年或是一萬年或是永遠得不到。以此途徑甄別所有古文獻的真偽有點像守株待兔。可以換一個角度反躬自問：既然疑古方法和結論在學理上存在嚴重問題，中國學者除了“動手動腳找材料”之外，是否可以憑借頭腦在學理意義上解決“辨偽學”的證據審核問題。這是對當代中國史學界糾謬能力的檢驗。一個學術領域如果對文獻真偽這樣一些基礎性問題缺少最起碼的糾謬能力，我們很難設想會有基礎性研究方面的正常發展。

　　張祥平：我就舉個例子說明為什么是造假。比如《左傳》里記載了一個六府九功，記載的時候同時也說的是“夏書曰”。這個今文無、古文有的《大禹謨》實際上是在虞書中。這里面就出現了矛盾。為什么水平很高的造假者會出這樣的錯誤？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再轉到朱熹的評論。不僅有閻若璩，前面還有宋儒做了大量的工作。朱熹絕不僅是由于文從字順這一點判斷了《古文尚書》的真偽。后來他囑咐他的學生蔡沈又寫了一本書。蔡沈在寫注的時候就明確地對每一篇都注明了“今古文皆有”、“今文有，古文無”或者“今文無，古文有”。蔡沈和朱熹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蔡沈的文化水平是不容我們輕易懷疑的，更別提朱熹了。朱熹讀古籍都是“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蔡沈不僅是朱熹的學生，更是三代學術淵源。要是證據好也就罷了，但要是認為要造假太難這就站不住腳了。既然可以出朱熹、蔡沈這樣的前人，那造假者也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他可能在東晉的時候把前人的書讀完了。因為真的《古文尚書》是在西晉失火的時候被燒掉了的。現在煙酒造假可以有經濟效益，那時估計造假的效益也是很大的。對于閻若璩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積極證據并不是很多。有一條積極證據，說偽古文尚書和其它的古文獻都能對上。造假的人既然要偽造就肯定要讓它和其它文獻能對上。就是因為對得太好了，朱熹認為這不太可能。先秦的文獻不會全都順應漢代的觀念價值。宋代和那個時代已經離得較遠了，學者們能夠隔過一段時期去看漢代、晉代的文獻。宋代的人已經不受那個時代的約束了，他們可以發現造假者還受著那個時代的約束。如果不能達到朱熹那樣的修行水平又無法給出積極的證據，我只能表示遺憾。

　　吳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關于古文《尚書》的真偽，我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第一是學術史。如“孔壁”《尚書》的出現，今、古文之爭等方面。第二是今、古文《尚書》的篇數、字句差異等問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就是做這個工作。古史辨派先驅錢玄同先生極為重視《尚書》的篇數、字句差異等問題，認為今古文的差異根本不是有沒有微言大義。第三，古文《尚書》字句的來源。

　　其中，以第三方面的成績最顯著。自明代梅鷟到清代閻若璩、惠棟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當代《尚書》學權威顧頡剛先生1978年制定的工作計劃：“指導劉起釪同志從事偽古文廿五篇的疏證工作。”（《古史考》第五卷第139頁），可惜沒有完成。1999年我開始校對劉起釪先生手寫的《尚書校釋譯論》，立志搜集歷代有關偽古文《尚書》資料點校，做基礎工作，恐怕沒有10年不能完成。劉先生讓我先點校王先謙《尚書孔傳參證》（虛受堂自刻本，三十六卷），但是至今沒有完成。所以，替偽《古文尚書》翻案并不只是要面對閻若璩一個人。

　　我追隨楊向奎先生六年，提到顧先生他說“顧先生的疑古弄到最后玉石俱焚”。其實現在對疑古有一種誤解。什么是疑古，什么是辨偽？偽是什么？《荀子》中說：不是天然的東西都是偽。有意的造假固然是偽，無意的主觀偏見也是偽。《史記》中也摻雜了“偽”（比如《伯夷叔齊列傳》），這個偽是有思想價值的。原始文明中提出了上帝，雖然上帝不存在，但它是有思想意義的。《莊子》中說牛身上本來沒有繩子，但是你偏要給它套上上繩子，這就是偽。偽是無所不在的，我們無法擺脫。歷史學是經驗科學，不是數理科學、不是思辨哲學，它不可以逆推。比如我們不能根據《史記》里的《殷本紀》得到了甲骨文的證明，就推論《夏本紀》也沒問題。可是現在作這種推論的人很多，其實很多用在自然科學上的方法是不可以用在歷史學上面的。《古史辨》一個偉大的地方在于認識到證真很難，于是就證假。說一個人德才兼備并且找出了他的一萬個優點，但是如果找出一個貪污的證據，那么他德才兼備的偶像就不存在了。國內外研究《古史辨》的學術著作的論文很多，水平最高的不是我們這些研究歷史的而是研究哲學的李幼蒸先生。他是從符號學的角度來分析古史辨。在李幼蒸等先生的啟發下，我開始從頭學習西方哲學，我以為現代西方哲學給了疑古辨偽理論很大的支持。

　　1991年在敦煌懸泉出土了漢簡，是以太皇太后（成帝之母，哀帝之祖母，王莽之姑）的名義頒布的文書，是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出土的王莽、劉歆時代的簡上，“羲和臣秀”出現多次（那時劉歆還沒改名，叫劉秀），也出現了“王莽”。文書引用了偽《古文尚書》中的《大禹謨》，整理者胡平生先生認為所謂《古文尚書》是假的，而且劉歆有偽造《古文尚書》的重大嫌疑。說劉歆偽造《古文尚書》的是清代末年廖平、康有為、崔適這些人。后來偽造時間又被放到了東晉。現在很多人想從地下挖個金娃娃看看疑古派的笑話，但是現在一些研究反而證明了他們的高瞻遠矚。

　　雖然對偽《古文尚書》的問題有很多責難，但是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講到“三江”，以往也是認識不夠，武漢大學石泉教授卻有一整套的理論。這是對古代文明的革命性的理論，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古史辨派的歷史地理學，但是現在在歷史學界中承認他的寥寥無幾。三江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以往我們都以為“江”是長江，其實古書中的漢水也可以叫“江”，甚至漢江可以叫“長江”。

　　我很不理解劉起釪先生的抬杠。劉先生大體繼承了顧頡剛先生的衣缽，顧先生主張《禹貢》是戰國作的，劉先生主張作于春秋，摻雜了戰國的內容。我問他：“如果書里面加入戰國的內容，這書還能算是春秋的嗎？”偽的意思就是非天然的，所以我又聯想到了一個問題——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無罪推定是不是比有罪推定好？那也未必。我們在這里開這個會，若干年后有人可能會懷疑我們沒有開過這個會。歷史材料消失以后，確實是可能有這種懷疑的，也應當允許這樣懷疑。在1957年反右的時候，對胡適的“寧可疑，不可信”解釋為是在呼應蔣介石的“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漏掉一人”。但是，胡適的疑并不是認為未有而是存疑。我追隨顧先生三個學生（楊向奎先生、劉起釪先生、王煦華先生）多年，我感覺還要充分鑒定“偽”，分辨出歷史實在和“托古”的部分，充分肯定“托古”的部分（“偽”的一種）具有重大的思想史價值。疑古派先驅錢玄同先生講過：我們把姬旦和《周禮》的著作權分開，并不代表我們否定了《周禮》的思想價值。

　　我覺得還需要做很多基礎工作，要把古往今來懷疑《古文尚書》的資料找齊。很多巨著都沒有標點，比如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等等。我正在標點的是王先謙的《尚書孔傳參證》三十六卷。顧頡剛先生向來認為要對有人格的對手表示尊敬。我也覺得爭論雙方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的指證才能進步。比如，大家提到“偽”，就聯系到一些陰暗、負面的東西，其實并不是這樣。歷史是一門經驗科學，不僅歷史材料里摻雜了記述者的主觀成分（未嘗不可以稱為“偽”），而且人們在解釋歷史的過程中又添加了主觀成分，可以說偽上加偽。在科學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開“偽”的，疑古的合理性在此。有意造假的當然要辨（姑且稱之為第一層辨偽），不自覺的先入之見也要辨（姑且稱之為第二層辨偽）。我們就是要把強加于牛鼻子上的繩子揪出來，還給牛本來的天性。張巖先生的工作對我也很有啟發，我就講這些。

　　虞祖堯：我是研究先秦經濟思想史的。先秦的偽書太多了，不光對《尚書》有爭論。除了《易經》外，沒有一本書沒受到過懷疑的。這是考據學方面的專門問題。后來我們在搞先秦經濟思想史的時候，都是把這些史料當作真的用的。要是都是偽的，那我們對孔子的經濟思想、《尚書》的經濟思想的研究就無法進行了。從這點上說，我非常肯定張巖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你用現在法律證據學的觀點解決問題，我覺得這個難度很大。看疑古派的文章，他們的懷疑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也沒有遍閱張巖先生的成果，我們當時處理是把有些問題當作古史上的傳說。夏的時候、商周的時候都有些什么思想，我們把這些思想整理出來就算工作完成了。但是我覺得要證明《古文尚書》的真偽可能最后無法得出結果。對《管子》這本書的爭論很大，對《論語》的爭論也有，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學習。古代又沒有作者版權這一說，所以這個爭論就很難有結果了。對《易經》的爭論較少，因為秦朝沒有燒掉《易經》。后來基本上都是對古籍的成書年代進行分析，這樣的工作是比較現實的。我覺得張巖先生的題目偏大，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張祥平：要證明這些古籍的真偽難度的確很大。但是由于我們近代發現了甲骨文、郭店竹簡、馬王堆帛書，我們就能夠對有些東西做出真偽鑒定了。比如王維國先生就通過甲骨文發現了《史記》的記載是真實的。正如剛才劉先生說的，記載在先、發現考古資料在后。后面的發現印證了前面的記載，所以我們無法懷疑《史記》的相關記載。既然甲骨文里有，我們就無法說它是假的。因為你想說文獻是漢代或者周代編的，但是甲骨文卻是商代的。如果懷疑甲骨文，還有郭店竹書、馬王堆竹簡。另外，還有一些遺存部落，這也可以旁證《堯典》的記載是真實的。紅山文化的時期比甲骨文還早。在遺址中發現了一些玉器，有三件可以做成一個天文儀器。這和《舜典》里的“璇璣玉衡”對上了，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假的了。

　　這是我想補充的，也就是我們基本上按照三重證據來判定——地上證據、地下證據還有遺存部落的證據。另外還有三綱九目的標準。其中文字、文本、文明是三綱。文字中的構形、詞義、引申義是三個目。文本的三個目包括一句話本身的含義、它在上下文中的含義以及它在當時整個時代文獻的含義。文明的三個目是指對話雙方的文明程度、當時小的文化圈的文化程度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的文明程度。如果通過三綱九目能對上，可懷疑的程度就很小了。如果不能全部對上（比如一個對上七條，另一個對上八條），那我們就應該承認那個對上八條的人。我覺得現在還是有客觀標準幫助我們鑒定古文獻的。

　　盛洪：我覺得這種討論只有在中國才能存在，這是我們應該感到幸福的。只有中國才有這么悠久而又沒有中斷的歷史。美國不會有這樣的討論，英國也不會有。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是八世紀才成書的，而且是由于偶爾因素。英國有復活節編年表，因為他們的復活節不是按照陽歷而是按照陰歷（和中國的陰歷相似）安排的。所以每年在陽歷中的時間不一樣，這就需要有人算出每年復活節應該是哪一天，所以就有了復活節編年表。這個編年表是教堂編制的，表的角上有空，可以填上一些歷史事件（比如今年國王死了）。這樣越編越多最后有了那本書。但這不是制度化的歷史記載。而中國很早就有意識地記載歷史，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給我們提供了研究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線索。

　　以我對張巖先生的了解，我還要說幾句。張巖先生曾跟我說過：“我其實就是冥冥之中覺得有一種力量在召喚我要去做這個工作”。他現在做的這個研究，其實是一個較窄的主題。他在研究《詩經》、《山海經》以及《尚書》等文獻的時候有一個假定——用制度理性反證。我曾說過，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編，情節可以編，但制度不能編，也編不出來。我說人的名字我不信、具體的丟的是五兩銀子或者十兩銀子我不信，但是我相信制度是沒法編的。寫書的人不能編制度，后人也可以回過頭來看制度。除了古代文獻，考古發現和現代原始民族研究，他的書里就多了一個制度理性的證明。即書中的制度要有其合理性的。要編一些文獻還不能讓人看出破綻，這是很難的。《尚書》中有很多治國的道理（比如周公講了很多），這是很難編的。比如，誰能偽造《論語》呢？我認為沒有人可以。因為圣人的話只有圣人才能說出來，一個圣人不會去編另一個圣人的話。中國出孔子、西方出耶穌、印度出釋迦摩尼，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文化英雄才能說出文化英雄的話，如果這個人是文化英雄他就自己說了，而不會去編其他人的話。

　　我們為什么討論中國歷史？因為中國歷史造就了我們這些人，造就了這一個十三億人的社會。還有一些歷史是沒有人去討論的，因為這種歷史已經斷子絕孫了；這種歷史遵循的是錯誤的規則，它會導致社會的衰弱和種族的滅亡。只有正確和成功的規則才會使部落繁衍、發展，形成一個非常大的社會。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反過去想，從而認為過去歷史中的原則是對的。要是它不對，我們就都不存在了。

　　最后我想講的是疑古派的產生也是必然的。它不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簡單地受到西方思想沖擊產生的，它是對我們的歷史的錘煉。包括朱熹這樣的大儒，他為什么要疑？我覺得也是在反復錘煉。疑古派有他的作用，我覺得不能一下子否定某個學派。下面的時間留給張巖。

　　張巖：張祥平先生提到一個關于造假《古文尚書》的證據：《左傳》引《大禹謨》內容是“《夏書》曰”，而《大禹謨》實際上在今本《尚書》的《虞書》部分，因此出現矛盾，這是造假的證據。張祥平先生認為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下面對此作簡要分析。

　　這是一個文獻學方面的常識性問題。同一部古代文獻在不同時期不同版本中會有篇卷劃分方面的不同。比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益稷》內容也是“《夏書》曰”，《益稷》實際上也在今本《尚書》的《虞書》中。《左傳》三引《洪范》內容是“《商書》曰”，《洪范》實際上在今本《尚書》的《周書》部分。這里都出現了同樣的矛盾，《益稷》和《洪范》是蔡沈《書集傳》所說“今文、古文皆有”的篇章，是否可以據此證明《今文尚書》也是造假？當然不能。至少閻若璩不會提出這種水平的證據。甄別古代經典文獻的真偽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如果張祥平先生真想與我爭論，請認真讀一些書，包括我的書。

　　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態度是兩可的，他沒有認為《古文尚書》就一定是假的。他有時也說可能是真的，他還為語句文詞不一樣舉出了一些理由。有時他也表示懷疑，最后他是說把這個工作留給后人。他沒有做過嚴格的研究，絕大多數的文字都是在對弟子講學的時候說的。而且，他沒有嚴格的分析和推理過程。朱熹的懷疑理由也就那么多，我不認為他在這個方面做過太多具體的工作。

　　吳銳先生前面提出一個關于劉歆偽造《古文尚書》的證據：敦煌懸泉置出土《四時月令詔條》（并非吳銳先生所說的漢簡，而是“墻壁題記”）提到劉歆（秀）和王莽，同時引用了《大禹謨》內容。這篇詔書的發布時間是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下面對此作具體分析。

　　第一，雖然文書中提到劉歆（秀），但并不能證明此文必出劉歆手筆。第二，《月令詔條》開篇處有“帝明王靡不躬天之歷數，信執厥中”一語。這段話既可能直接出自《古文尚書·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可能出自《論語·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從語句順序看，更可能是后者。若為后者，與任何文獻的作偽無關。若為前者，那就直接證明《大禹謨》此時已經存在。

　　如果一篇文字中出現某人名字（而且是以非作者的身份出現，同時還有別的人名出現），就強行斷定此人必是該文作者。如此判斷會在著作權方面引起天下大亂。退一萬步說，即便此文出自劉歆手筆，那么他引用了這句話是否可以構成他偽造《古文尚書》的證據呢？當然不能。《月令詔條》中一半以上的內容都是照搬此前已經存在的文獻，比如來自《尚書·堯典》的“歷象日月”和“敬授民時”等語句，又比如其月令條目大多來自《禮記·月令》或《呂氏春秋·十二紀》等書。如果按照吳銳先生或者胡平生先生的判斷邏輯，這些文獻豈不都成了劉歆假造的偽書！

　　有必要提醒吳銳先生，這不僅不是假造的證據，反而是一個對疑古派不利的反證。這樣的證據絕對不能證明廖平、康有為、崔適這些人的“高瞻遠矚”。康南海《新學偽經考》將清代考據學主觀臆斷的傾向發揮到了極致。經錢穆先生的審核（《劉向歆父子年譜》），證實康氏“劉歆偽造說”不過是一極具欺騙性的彌天大謊。而這一學術謊言的炮制過程，主要依靠清代考據學“科學方法”為其提供的“技術支持”。這種現象啟發我們：有必要認真反省清代學術的方法問題。

　　吳銳先生說“偽《古文尚書》”，最好提出新的證據。據我所知，以往學者從黃宗羲、紀昀、錢大昕到梁啟超、顧頡剛、胡適等等，公認閻若璩是《古文尚書》研究的集大成者，無不將“偽古文《尚書》”的“定案”歸功于閻若璩，對其學問、成就推崇備至。這也是我選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進行證據甄別的直接原因。

　　前面提到，在《審核古文〈尚書〉案》出版前，我于2005年2月在國學網首頁發布一篇六萬多字的長文《閻若璩〈疏證〉偽證考》（我的書即在此基礎上撰寫而成）。錢宗武先生有一篇反駁文章《〈梅氏書平〉與丁若鏞〈尚書〉學》（第二署名：劉緒義）。這篇文章很有意思，其主旨是“鞏固《疏證》的辨偽成就”，但并不直接與我爭論，而是找來一位二百年前朝鮮人丁若鏞。錢宗武先生指出：丁若鏞是一座“巍峨的學術高峰”。他既找出了閻若璩的失誤，又支持了閻的結論。其《梅氏書平》超越了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

　　錢先生為什么要在這個時間寫這篇文章，為什么寫成這個樣子？原因很簡單：我的批評足以動搖閻若璩“定案”的合理性，并且我的文章已經發生影響，導致一些學者認為“古文《尚書》為偽書的觀點已經被撼動”。換言之，錢宗武先生是想用朝鮮學者丁若鏞替換閻若璩的位置。這是當代中國《尚書》學研究中一個十分有趣的重要動向。該文主要介紹丁若鏞見解。我對這部分內容作了逐條分析。結論是：在錢文的全部舉證中，沒有一條屬于確鑿有效的證據（經查證不屬實）。

　　吳銳先生發言的思路似乎與錢宗武先生比較接近，劉樂賢先生發言中也提到類似見解。這種情況可以被認為是前面提到當代中國《尚書》學研究中重要動向的進一步發展。那么，是否可以找到足以替換閻若璩《疏證》的《古文尚書》證偽著作呢？我不這樣認為。閻若璩之后，有惠棟的《古文尚書考》，崔述的《古文尚書辨偽》，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等等。從篇幅上看，并沒有超過閻氏《疏證》的巨著。

　　錢穆先生說：“閻書議論與梅氏同者極多，而多不明引。”這是剽竊行為。惠棟自謂撰《古文尚書考》（二卷）時未見閻氏《疏證》，崔述自謂撰《古文尚書辨偽》（二卷）時未見梅鷟書和閻氏《疏證》；然而，惠棟、崔述的撰述內容（證據）之中至少十有七八與梅鷟書和閻氏書相同，只是行文更加簡約精悍，鍛煉功夫更加成熟，其間存在后出轉精的明顯軌跡。看來“多不明引”也就是剽竊之風乃是古文《尚書》辨偽者的通病。

　　這些清代著述不用標點也可以讀懂。我并沒有從中看到真正有份量的新證據。如果吳銳先生認為存在這樣的證據，我希望您找出來，這是不可回避的舉證責任。至少錢宗武先生做到了這一點。“誰主張，誰舉證”是在法理和學理兩個方明都可以通用的舉證原則。是真是假，我們通過證據說話。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叫做“拿證據來”。這句話有必要修正一下，應該說：拿像樣的證據來。而不是捕風捉影。有必要再次強調：甄別古代經典文獻的真偽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其舉證和論證過程必須十分慎重。

　　五四時期的疑古之風的確實存在問題。中國沒有西學東漸就沒有今天，這是毫無疑問的好事。但是應該如何西學東漸？我國五四運動批評傳統的激烈程度是否必要？批到什么程度好，這很難說。我認為五四時期是批過了。我還是有個信念，如果是文獻真偽方面的判斷錯誤，必有其邏輯漏洞，就可以采用嚴格的學理方法來解決。學術研究不應該是一個說不明白話的場合。

　　我的書稿《審核古文〈尚書〉案》原有最后一章（第十一章）是：“余論：古史辨運動概觀”。由于中華書局的責任編輯對此有些顧慮，我在該書出版時將這一章抽了出來。原想放一放再說。前些日子讀到《文史哲》雜志“疑古與釋古”專欄中的一些文章，頗有一些想法，于是決定發表此文。這篇文章（約四萬余字）發表在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的刊物《孔子文化研究》第三、四兩輯（上海文化出版社）。大約一兩個月內出版，標題是《古史辨運動概觀》。我在該文中對古史辨運動的形成過程和研究方法做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批評。

　　從前面的發言內容看，劉樂賢先生和吳銳先生對疑古之風的見解明顯不同，但都提到同一個問題。劉樂賢先生認為：“是不是說閻若璩或清代其他人對《古文尚書》所做的考證不可靠，就意味著《古文尚書》就一定是先秦文獻了？我覺得這是兩個問題，二者不能劃等號。” 吳銳先生則更進一步，似乎傾向于對古代文獻的有罪推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有趣的問題，它像是一個邏輯怪圈，很容易將對手繞進去，同時也很容易將自己繞進去。我在《古史辨運動概觀》一文中用了一定篇幅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文章發表后我將寄給二位，我們換一個機會討論這個問題。這樣的討論最好采用文字形式，大家都可以從容不迫。

　　吳銳先生前面的發言中說“顧頡剛先生向來認為要對有人格的對手表示尊敬”。我不太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如果顧頡剛先生在世，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作為中國古史中的圣賢人物，堯、舜、禹是否有人格呢？作為一個擁有健全人格的中國人，對中華文明的古代歷史是否應當懷有幾分尊敬呢？我在《古史辨運動概觀》一文中已經具體討論過顧先生“層累說”的提出過程，這個過程十分草率并且漏洞百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研究本民族的歷史包括歷史中的英雄，至少應當有最起碼的慎重和嚴謹。但是，顧頡剛先生卻以十分草率的方式論證中國歷史中不存在堯、舜、禹其人，并且將中國歷史縮短了一半。用顧先生自己的話說，是將五千年“中國的歷史”打了一個“對折”。

　　今人廖名春在《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一文中分析了顧氏“層累說”（《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一文的發表早于顧氏提出“層累說”十余年，雖然顧氏不懂日文，但錢玄同曾留學日本，“層累說”形成于顧氏與錢玄同、胡適二人口頭交流與書信往還之中，且“層累說”與“堯舜禹抹殺論”二文之間的相近和相同之處十分明顯。

　　廖文所及大多是具有明確“相關性”的“間接證據”，已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證據鏈”。在嚴格意義上說，這個“證據鏈”的證明質量超過“辨偽學”針對任何一部先秦文獻的證明水平，包括吳銳先生和張祥平先生前面提到的兩個所謂證據。我在《古史辨運動概觀》一文中做了一個實驗性對比，也就是采用顧先生提出“層累說”兩篇文章（《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胡兩先生書》）中的“顧氏指控法”，以其矛攻其盾，去具體審理顧氏“層累說”是否抄襲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公案。對于疑古派來說，其結果十分不妙。作為指控者的顧先生詞鋒犀利，雄辯滔滔，作為被告的顧先生百口莫辯。其矛之堅所向披靡，其盾之脆不堪一擊。當代疑古派有必要認真閱讀這一部分內容，這是一個學術反省的機會。

　　廖名春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胡秋原說他（白鳥庫吉）參加了土肥原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的用心”。于是有一些學者出來為顧頡剛先生辯護，攻辯往來之間提到證據和證明的質量問題。對于顧氏“層累說”與白鳥氏“堯舜禹抹殺論”之間是否存在實際關系，廖文并未作出確定結論。原因很簡單：這個結論的后果十分嚴重。用辯護者自己的話說，顧氏“層累說”與白鳥氏“堯舜禹抹殺論”是否有關，關系到顧先生是不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做幫兇”的問題。

　　前面提到，我對《文史哲》雜志“疑古與釋古”專欄中的一些文章頗有一些想法。比如說，該專欄發表了一篇當代日本學者池田知久教授的訪談錄，題為《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教授說：“在中國，有學者認為顧頡剛的觀點只是對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囫圇吞棗而已，這也是一種民族主義式的批判吧。那意思是說，了解一下就知道，白鳥庫吉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顧先生只是模仿了如此低層次的學問而已。”

　　池田教授在談話中不僅對顧頡剛是否抄襲的問題進行辯解，同時還對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與帝國主義是否有關進行辯解。這是一個“防守性”的說明，他的意思是想說沒有關系。但其論證又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據。從其防守的底線來看，他似乎對自己的論證也沒有什么信心。

　　下面是池田知久教授的說明：“白鳥庫吉是滿蒙地理研究和西域研究的研究者。事實上，當時日本的東洋史學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當時的國策，無論在東京大學還是在大東文化大學，情況都是如此。例如，1910年日韓合并之后，很快就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了朝鮮史講座，這是因為國家立即為此撥出了預算。南方史等講座也是在日本勢力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后立即開設的。……白鳥庫吉當時所在的東京大學所開設的講座就露骨地反映出這種理念。”

　　雖然池田教授沒有明說，但我們與池田教授一樣清楚：當時日本對中國的“國策”、“滿蒙地理研究”在什么程度上貫徹了日本的“國策”乃至“滿蒙地理研究”對日本侵華戰爭前和戰爭中的大規模的情報支持。這些事實是改變不了的。這里存在表述方面的“國界”問題。池田教授所說的“國策”或“國家政策”，在中國人的語境中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和侵華野心。池田教授所說的“日韓合并”在韓國人包括中國人的語境中也是大相徑庭。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于1908年在其東京支社內設置“滿洲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庫吉任調查部主任。這是一個有案可查的簡單事實。換言之，是滿鐵屬下“滿洲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主任白鳥庫吉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中國古傳說之研究》1908年提出，1909年見諸文字）。在白鳥庫吉公開主張滿洲（也就是中國的東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應將滿洲置于日本、中國和俄國之間“中立”地帶的過程中，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翌年成立“滿洲國”。

　　池田知久教授的“防守底線”是：“與其說是白鳥庫吉和東京大學的問題，不如說是當時國家政策的問題。所以，僅僅讓白鳥庫吉一個人來承擔這個責任有些不近情理。”池田教授有必要搞清楚：“白鳥庫吉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這一事實到底該由誰來承擔責任（是白鳥庫吉“一個人”，還是東京帝國大學，還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政策”），對于中國人來說有區分的意義和必要嗎。因此中國人說他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不存在不近情理的問題。池田教授認為這是“民族主義式的批判”。中國學者不會接受這樣的批評，而且有必要作出明確回應：池田教授這篇“訪談錄”有些進退失據。

　　由一個日本學者以此種方式為顧先生乃至白鳥先生進行辯解，其效果只能適得其反。不知《文史哲》雜志“疑古與釋古”專欄的編輯者是否考慮到這個問題。回到顧頡剛先生是否抄襲的公案。吳銳先生說：“說一個人德才兼備并且找出了他的一萬個優點，但是如果找出一個貪污的證據，那么他德才兼備的偶像就不存在了”。吳銳先生還說：“無罪推定是不是比有罪推定好？那也未必”。有必要提醒吳銳先生，今后再說這樣的話可要慎重一些了。您的矛正在指向您的盾，利害攸關。

　　我在《古史辨運動概觀》一文中提到，依據當代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認證規則，廖名春“證據鏈”的證明質量還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情節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每一個證據的指向都具有“或然性”，“全案證據”還不能得出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的唯一結論。因此在現有證據條件下只能作出無罪推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依據無罪推定原則，此“判決”意味著顧先生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幫兇”，在“新的史料面世”之前，任何人不得在學術討論中將顧先生當作可能的“幫兇”。這個判決還意味著：廖名春在目前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反過來要求顧先生的信奉者提供他不是“幫兇”的舉證。

　　任何一個當代疑古學者都不會對此提出異議。但在接受這個判決及其結果的同時，將直接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自律原則：當“辨偽”主張（因證據不足）落空之后，這一主張的提出者沒有任何理由反過來要求對方提供文獻不偽的舉證。也就是劉樂賢先生所謂“積極的證據”。前面提到，“誰主張，誰舉證”是在法理和學理兩個方明都可以通用的舉證原則。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原則：舉證不能成立，主張自然落空。劉樂賢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即使舉證不能成立，主張仍然不能落空。

　　劉先生開辟了一個“既不偽，也不真”的“中間地帶”。這似乎是中國歷史學家為古代文獻安排的一個首創性的另類牢獄：查無實據，先關起來再說。有必要提醒劉先生，這個“中間地帶”是否存在，您負有不可回避的舉證責任。如果您拒絕舉證，那么您個人擁有不去使用這些史料的充分自由，但沒有不讓他人使用的理由。這個問題在法學界屬于“小兒科”，無爭議。但在我國當代的歷史學、文獻學等相關領域的專家中，沒有搞清楚的人似乎不少。還是刀筆吏傳統，叫做“入門三分罪”。

　　這里還有一個必須提到的問題。基于無罪推定的疑罪從無規則中包含一個在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中都無法解決的邏輯漏洞：就是這個規則會導致一些真正的罪犯（因控方舉證不足）免受應有的懲罰。這是上述討論中最難解決的一個歧義。我的反駁者會據此提出：這樣的原則用于“辨偽學”證據審核，同樣可能導致“放過”真正的“偽書”。這里需要指出二者之間一個十分重要的不同之處：前者的追訴前提是犯罪事實已經確認，罪犯的存在是客觀事實；后者的“辨偽”則根本沒有類似前提。前者是事出有因，有的放矢；后者是事出無因，無的放矢。二者的事實確認程度明顯不同。在無法確定“真正的偽書”是否存在的情況下，上述反駁沒有依據。

　　我們的文獻條件和閻若璩的時期基本一樣。但是，我在分析閻若璩的舉證、論證時占有很大優勢，因為我可以借助電腦的文獻檢索技術。這樣，我可以在海量文獻中馬上找到相關證據，閻若璩至少用了三十年完成《尚書古文疏證》。而我完成對該書全部主要證據的甄別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他在文獻翻檢方面花費了大量時間。舉個例子，戴震有一個很有名的考據，認為《堯典》“光被四表”當作“橫被四表”。他提出這個想法以后，錢大昕、段玉裁等人在漢代文獻中給他找證據。找了十多年，找出幾條。我復查這些證據，可以確認在這個范圍內的證據他們基本上找全。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一個小時。我在更大范圍內找出相反證據，十天足夠了。

　　劉樂賢先生認為：“我們可以說清代人的古書辨偽方法不對，但是我們自己使用的方法也不比他們高明多少。”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當代人擁有檢索效率的巨大優勢，同時擁有相對成熟的證據學作為參照，還有嚴格的邏輯學甄別標準。因此，當代人解決清代學術的遺留問題可以說是占盡優勢，是以強凌弱。當然，這也需要人來做的，而且需要研究者有足夠的分析能力，這項能力電腦是代替不了的。

　　我希望諸位先生能夠讀我的書，然后我們才會有更深入有效的學術溝通。

　　盛洪：謝謝張巖先生的報告，謝謝各位的評論，今天的討論就進行到這。

　　【張巖按：由于吳銳先生和張祥平先生在發言中提到新的證據，我只好回來查閱資料，并對發言內容作了一些文字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