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凈慈寺　

　　位于杭州西湖南屏山慧日峰下，周顯德元年（954）吳越王錢弘俶為高僧永明禪師而建，原名永明禪院；南宋時改稱凈慈寺，康熙三十八年（1699）改名為“凈慈禪寺”，由玄燁親書寺額。乾隆十六年（1751）弘歷南巡時，又親書“敕建凈慈禪寺”寺額。是杭州西湖歷史上四大古剎之一，禪宗五山之一，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歷史，1983年被國務院列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凈慈寺與日本佛教臨濟、曹洞宗有很深歷史淵源。墳塔，日本佛教曹洞開宗祖師道元即受學于該寺宋代高僧如凈禪師，為日本臨濟、曹洞宗廣大信徒向往朝禮之地。

杭州凈慈寺

　　凈慈寺由道潛禪師開山，延壽大師繼主法席。凈慈寺近城臨湖，踞南山之勝。宋時為其鼎盛時期，人文薈萃，儒釋交融，與靈隱寺相埒。宋太宗于太平興國二年（977）賜慧日永明院為“壽寧禪院”，并重加修葺。翌年（978年），吳越王錢弘俶聽從延壽禪師遺囑，“上表入宋，盡獻十三州之地”。后人評錢弘俶之舉時稱：“重民輕土，舍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大明一統志》）。由此，朝廷對凈慈寺格外青眼相待。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曾特賜壽寧禪院銅毗盧迦佛像等。從此，諸多達官名流紛紛與佛門弟子結為方外之交。延壽禪師所著《心賦》由吳越王錢弘俶之子錢惟善撰序。延壽弟子法涌在校《宗鏡錄》時，就由尚書郎中楊杰為序。歷代杭郡州官大多與壽寧院僧人往來莫逆，互相唱和，參佛論經，甚至蹉商政事。如雷峰慧才法師逝世后，時為杭州知府的趙抃（趙閱道）在壽寧禪院見其壁間畫像，題詩云：“白鶴叢林古梵宮，壁間留像見真風。憶師去歲雷峰別，只似南柯一夢中”。圓照宗本原在蘇州住持瑞光寺，經杭州二府陳襄、蘇軾相邀，經上疏奏準才來杭住持壽寧院。蘇軾治杭時，對佛門好友至為關切，曾抱病探訪圓照宗本，并和大通善本長老，楚明寶印（后為該寺十三代住持）、法涌（延壽弟子）、臻謙（即梵臻法師）等“參請最契”，還常在一起商談竣湖救荒善策。他曾請法涌進京“繼揚宗法”。熙寧五年（1072），臻謙由朝廷詔命居壽寧院，蘇軾“以師敬事之”，相交甚厚；蘇軾元祐時第二次來杭任知州，聞臻謙已逝，不勝傷感。在《東坡志林》中，蘇軾對這些僧人都各有評價，對圓照特別推崇，稱其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余年，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所說之辨才，即上天竺寺住持元凈，也是“壽寧禪院”第十八代住持。他和趙抃、蘇軾以及詩僧道潛（即參寥子）等均曾反對王安石變法，受過牽連和迫害。當時的壽寧院號稱“南山之冠”。宋人陳堯佐贊壽寧院云：“附郭山光峭若懸，倚空樓閣白云顛。孤軒半出青松杪，灝氣疑游碧漢邊”。

　　宋徽宗時，凈慈寺為宋徽宗占為香火院。北宋末，方臘起義中燒廟，湖寺盡毀，唯壽寧院獨存。宋室南渡，建都臨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趙構下旨敕改壽寧院為“凈慈禪寺”。不久寺毀，宋高宗又親臨察看，然后下詔命湖州佛智寺道容來杭，由其聚集工匠，主持重建殿宇，五年而成。其功業卓著者為依據《涅盤經》塑五百羅漢，置田字殿。

　　為行孝道，特將凈慈禪寺改名為“報恩光孝禪寺”，并將惠照寺并入。紹興十九年（1149）十月，又改稱為“凈慈報恩光孝禪寺”（簡稱凈慈寺），詔命道容住持該寺，并賜予經藏。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朝廷起用退谷義云禪師，命其在凈慈寺說法并主持寺務，杭城士民都很崇敬，愛國詩人陸游贊他為“才能絕人”。一日，退谷義云率眾僧入城，當晚火起，凈慈寺盡毀。宋孝宗聞悉后，立即出內帑庫金重建凈慈寺。重建后的凈慈寺“廣殿邃廡，崇閎杰閣”，比前更加宏偉，宋孝宗親臨察看并手書“慧日閣”額。嘉泰四年（1204年），凈慈寺又毀，住持德輝禪師隨火焚化，由郡守奏請賜金重建。時道濟（即民間傳說中的濟公）依德輝為師，并為該寺書訪，由他參與募化，再建寺院。，嘉定三年（1210），少林妙崧奉旨住持該寺十二年，他效永明大師，常上山坐禪修持，并曾重新整修，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建。這次重建后的凈慈寺，“寺故宏大，顯于湖山”，可謂壯觀之極。為此，妙崧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奉召入內廷說法，宋寧宗賜予紫衣并封號“佛行禪師”，下旨為妙崧建“泰寧莊”。嘉定年間，朝廷品第江南諸寺，凈慈寺以“閎勝甲于湖山”列為禪宗五山之一。并以“南屏晚鐘”稱勝湖上。當時該寺中心五層主殿，兩旁“配有偏殿，各類閣、堂、軒、樓等三十三座，寺僧達數千人。南宋后期，日僧紛紛入宋求法。日僧無關普門（日本“圣一國師”圓爾辯圓弟子）、寒山義尹、南浦詔明等先后來杭在凈慈寺從斷橋、義遠、虛堂等禪師學法。這些日僧在杭長期修學，均得要旨，學有成就，回國后均成為日本禪宗巨匠。

　　元初，“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原奉蒙藏密宗（喇嘛教），對佛教禪宗不予過問。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凈慈寺火焚后，都由各代住持募化重建。經古田德垕、愚及至慧、方山文寶等禪師悉心籌劃，先后修建了蒙堂、兩庫司、觀音殿、大殿、羅漢殿、法堂、最后重建山門，才恢復了舊觀。

　　對于異族統治，凈慈寺一批名僧，大多采取消極抵制。元初，晦機元熙，為凈慈寺書記，其兄唐元齡原系南宋臨江通判，隨文天祥起兵抗元而戰死。當時，楊鏈真伽曾邀晦機元熙同去阿育王寺取舍利，他就托辭探母避往江西。元代王室對凈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千瀨善慶（人稱“瀨翁”）大加封賞，除授以金襕衣外，并封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禪師”。而千瀨毫不動容，置之度外。住持本源善達還和住寺名僧及庵法師等相約“誓不歷職”，在當時佛門弟子中形成了很大影響。

　　由于凈慈寺是南宋評定的禪宗五山之一，故從元代中期開始，朝廷對該寺一些高僧采取懷柔政策，藉以安撫僧徒。幾經邀請，晦機元熙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重來杭州并請其住持凈慈寺，入寺之日，中書省、宣政院大批官員曾俯伏迎請，竭盡尊禮；在晦機上堂說法時，參加的僧眾數以千計，其中還有高麗、日本等國的佛徒。此后，朝廷對凈慈寺歷代高僧都常加封賞，如大辨希陵，因他是宋末凈慈寺住持東叟促穎在徑山寺說法時，云峰法師曾稱他有“諸老遺風”，于是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三代皇帝都有封賞，前后封號就有佛鑒、大圜、慧照；原叟行端亦因他是宋末石林行鞏門下弟子，除元成宗賜號“慧文”外，元仁宗又賜號“普照師”；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都是當時住凈慈寺的名僧，他們先后上西天目山，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三代帝王對中峰也都有封贈，并賜號“智覺”，中峰均回避拒受。圓寂后又追謚“普應國師”。其他如悅堂、會堂、孤峰等名僧也都受過朝廷封賞，分別封號為慧通、普濟、圓明定慧。而石屋清珙以“清苦自守”聞名，斷絕外緣，但元至正年間，朝廷也“降香幣以旌”，皇后親賜金衲衣。盡管元廷如此籠絡，此時杭城佛教重心已轉移西天目山。當時名聞南宋京師的高僧、人稱“凈慈三峰”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孤峰明德都先后離開凈慈寺，對朝廷遠而避之。

　　元代統治近百年，凈慈寺研習佛學之風逐漸衰微。徐玉岡蒙潤著有《四教儀集》為臺宗學徒入門之書，千瀨善慶遺有《扶宗顯正論》外，即使被當時名流稱頌學行甚高，“奇采爛然”，曾受元文宗封為三品官階的笑隱大欣和為元代學者宋濂等尊崇的悅堂顏明等名僧都沒有遺世之作。元代后期，佛門風行參禪語錄，大多名僧都以問法參佛時論述的言論編輯成語錄，如平山有《四會法語錄》大辨、石屋、高峰等都有以自己法號命名的《語錄》，成為有別于歷朝的一代佛門文風。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竭力倡導佛教，整頓佛門，凈慈寺等名剎高僧也都開始致力于重振佛門宗風，杭州佛教再次興盛。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在金陵（明代京城、今南京）鐘山天界寺舉行“無遮大會”，招攬佛門弟子，兩浙名僧都參加了這次大會，凈慈寺愚庵智及名列榜首，但他自稱老病，未能參加大會和奏對。于“無遮大會”第二年（1372年），明太祖又于金陵蔣山寺舉行“廣薦法會”，命各地舉薦高僧集會點校藏經，凈慈寺由清遠懷渭、逆川智順兩代住持參加，逆川還升座說法，明太祖親臨加以慰問。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決定舉薦“耆碩名僧”住持江南名剎，先后命中竺無旨可授（號休庵）和德隱普仁住持凈慈寺，他們都以凈土法門為佛事，弘揚延壽、圓照“凈土之業”。德隱在奉旨繼凈慈寺法席入院時講法，日夜環聽者達萬人，都表嘆服。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同庵易簡主凈慈寺，他募化集資，聚銅二萬余斤，葺殿治鐘，栽竹植松，不數年寺宇為之一新。史稱“兩山闃寂之秋，獨南屏成此宏偉”。為此，明太祖封其為僧錄司左善世師，奉旨清理全國寺僧，征集高僧住金陵善世院。　明成祖永樂初期，朝廷篡修《永樂大典》，凈慈寺祖芳道聯和希古師頤都奉詔參加了修典。永樂四年（1406年）征召祖芳為“釋教總裁”，他博通經典，纂集有方。明成祖重其聲望，命他到各地名剎征集古代文物彝器歸朝，得朝廷封賞；藏典校定后，又賜佛像等物。在修典中，希古師頤也曾居第一座，至永樂十六年（1418年）住持凈慈寺；他開堂闡法時，佛徒甚多，時稱“靈山再會”，很得人心。明永樂年間，因杭州高僧道衍（即姚廣孝）助燕王靖難復國有功，明成祖即位后封其為上柱國，太子少師榮國公，道衍雖居高位，仍不忘禪事，上朝冠帶，下朝僧服，佛學著述甚多，并常來杭州各寺參佛，特別與凈慈寺止庵德祥，祖芳道聯等均為同參佛友，對杭州市佛教發展也很有影響。　　明正統年間，朝廷認為自設善世院后，在該院闡佛弘法的大多出自凈慈寺高僧，于是明英宗于正統十年（1445年）二月十五日下旨，將《大藏金經》（共四龕）賜藏凈慈寺。

　　清初康、乾之治，對杭州寺廟倍加重視，兩代帝王南巡，必到寺院遍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燁曾親臨凈慈寺；三十三年（1694年）以御書《金剛經》一卷賜凈慈寺；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玄燁再次到凈慈寺，改“凈慈報恩禪寺”為“凈慈禪寺”，由康熙手書“凈慈寺”寺額和“西峰”兩字，并書對聯云：“云開樹色千花滿，竹里泉聲百道飛”。康熙還題《南屏曉鐘》、《由凈慈寺經南屏諸山》等詩。雍正、乾隆間，朝廷對凈慈寺屢有封賞，曾賜贈智覺（延壽）禪師法像、畫軸、菩薩碑圖等。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六日，清世宗胤禎下諭，稱贊凈慈寺“宋初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實為出類拔萃”，“可謂曹溪以后善知識中杰出之人”，認為其著作“《心訣》、《心賦》、《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論，與后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因此“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并加封加封智覺為“妙圓正修智覺禪師”。由于雍正朝對永明大師的褒揚，至今北京香山碧云寺五百羅漢殿正中仍供奉永明延壽銅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弘歷南巡時曾為凈慈寺手書“正法眼藏”、“敕建凈慈禪寺”等殿額和門額，此后曾五臨該寺吟詩題吟，仍將“南屏曉鐘”改為“南屏晚鐘”，并撥庫銀重修寺宇，時人熊學鵬撰《凈慈禪寺重修碑記》稱，重修后的凈慈寺“重軒廣墀，崇宏堅固，旁及偏廂，夾道樓閣堂亭，金碧丹綠，無不聿新”。

　　新中國成立，凈慈寺在1955年進行大修，寺廟更顯莊嚴瑰麗。文革中寺廟遭到破壞。1985隨著宗教改革的落實，凈慈寺逐步得到恢復。現在的寺宇、山門、鐘樓、后殿、運木古井和濟公殿，都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建的。

　　凈寺歷代高僧輩出，北宋時，凈慈寺名僧接踵，大德輩出，有的成為佛教禪宗一代宗師。宋初有“兩壽”(即延壽和洪壽法師)興教于南屏，其佛學教觀盛行于當時；“兩壽”之后，又有圓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繼住持凈慈寺，世稱之為“大小本”。他們都曾遍訪名山，弘揚禪宗佛法，而且都先后成為北宋京都開封的高僧。宋神宗曾贊圓照宗本為“真福慧僧”、“僧中寶”，要他“方興禪宗，宜善開導”。

　　在《東坡志林》中，蘇軾對這些僧人都有評價，其中對圓照尤為推崇，稱其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余年，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圓照住持該寺，時屬歲旱，湖水盡涸，寺西有甘泉，據傳泉內有“金色鯉魚游焉”，于是鑿泉為井，寺眾千余，飲之不竭，故名“圓照井“。大通善本為漢董仲舒后裔，也被尊為“大通師”。凈慈寺歷代高僧中，對后世影響較大的，當首推永明延壽、濟公活佛和如凈禪師三位：永明延壽大師（904-975），五代時人，三十歲出家，后參德紹禪師發明心地，為“法眼宗”第三代傳人，宋初佛教界“兩壽”之一（另一位為洪壽法師）。北宋建隆二年（961），入主凈慈禪寺，前后長達十五年，從學僧眾一千七百人，著《宗鏡錄》一百卷，取“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之義，調和各宗分歧，主張禪教一致，高麗國王聞其盛名，遣僧三十六人入華向其求法，清雍正皇帝對其推崇備至，譽為“曹溪后第一人”，稱其著述為“震旦宗師著述中第一妙典”，被后世尊為凈宗六祖。

　　濟公(1130-1209)，法名道濟原名李修元，南宋天臺永寧村人。出生世家，少年時受到釋道二教的薰染。十八歲父母雙亡后，舍棄百萬家財而不顧，毅然出家。他先是進國清寺拜法空一本為師，接著又參訪祗園寺道清、觀音寺道凈，最后投奔杭州靈隱寺，拜高僧瞎堂慧遠的門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濟”。十八歲投靈隱寺瞎堂慧遠出家。因其言行癲狂，嗜食酒肉，見義勇為，抱打不平，慧遠圓寂后為寺僧所不容，遂移住凈慈寺。先是替人念經兼作火化工，后來升了書記僧，漸漸顯出不凡的道行，給后人留下生動記載的便是他凈慈寺的所作所為。他號稱“湖隱”、“方圓叟”，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非僧非道，活脫脫一幅“游戲人間”形象，因此又被人們稱作“顛僧”。實際上他學識淵博，擅詩善文，出語諧謔，往往超詣，是禪宗“楊岐派”第六世得道高僧。濟公的大知大覺和充滿神奇浪漫色彩的事跡使其逐漸被人們神化為“活佛轉世”，民間更流傳有許多他的神異故事，被編成小說、戲曲等，廣為傳頌，以至家喻戶曉，深受百姓喜愛。凈慈寺內現尚有與濟公傳說有關之運木神井。傳說杭州凈慈寺被燒后，濟公前往四川一家大鄉紳募化建寺用的木頭。鄉紳就在山上砍伐了100課大樹借給濟公，木頭順著長江水放到東海，再漂進錢塘江。在流到錢塘江的時候，遇到關卡攔住木筏要抽稅，故意刁難濟公，關卡說“和尚，木頭只會浮不能沉，你若有本事叫木頭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稅！”濟公使木頭入水后，讓那關卡隨著木頭一并沉入了水中。凈慈寺的和尚到第三天等到濟公回來，急問木頭在哪，濟公拉著老方丈跑到凈慈寺醒心井旁邊，只見一根根木頭從水中冒上來，“醒心井”因為曾經運過木頭，后來人們便叫它為“運木古井”。

　　2007年2月7日, 由桐廬陳霞芬潘禹祥夫婦捐助的漢白玉濟公像在凈慈寺運木古井處落成。這尊漢白玉高1.5米，重3噸。潘禹祥本人就是著名雕塑藝術家，其雕塑的濟公像頗有神采。

凈慈寺內運木神井

2007年2月7日，凈慈寺漢白玉濟公像在運木古井處落成開光

　　如凈禪師（1163-1228），南宋人，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兩度來杭住凈慈寺。圓寂后亦葬于凈慈，至今墓塔猶存。如凈原在雪竇寺出家，從智鑒學法，為杭州高僧歇清了再傳弟子，他浪跡江湖二十余年，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受法，住持建康清涼寺，后遷臺州瑞巖凈土寺、杭州凈慈寺，又轉定海瑞巖寺，再住凈慈寺，于寶慶元年（1225年）住天童寺。如凈參學臨濟，得法于曹洞，成為一代宗匠。如凈禪師注重禪定實踐，強調只管打坐。時人評為“近世尊宿，絕無僅有者。”嘉定十六年，日僧道元入宋求法，與如凈一見相契，盡得所傳，歸國后創立日本曹洞宗，奉如凈為始祖，凈慈寺被如凈墓塔被日僧奉為祖塔。

　　凈慈寺不僅歷史悠久、高僧輩出，而且風景絕佳。凈慈寺位于杭州的西湖南岸，寺之主山為南屏山。“南屏山發自天目，千里蜿蜒而東，蘇軾稱之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南屏山峰巒聳秀，怪石玲瓏，峻壁橫披，宛如屏障。凌空而中峙者為慧日峰，峰下古寺，即凈慈禪寺。《凈慈寺志》描繪該寺是“憑山為基，雷峰隱其寺，南屏擁其后，據全湖之勝。”凈慈寺亦如寺名所言，體現了一個“凈”字，它有別于同處于西湖邊的“靈隱寺”，凈寺以寧靜而著稱。周圍有“南屏鐘聲”和“雷峰夕照”等著名風景。南宋時，這里是十里荷花，接天蓮葉，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楊萬里有詩形容夏日早晨的凈慈寺是：“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曉出凈慈寺尋林子方》）南屏山鐘靈毓秀，凈慈寺香煙氤氳，為歷代文人向往之處。不少士大夫為避世出塵，常來該寺談禪吟詠，成為古代杭城文風。還有不少人來此筑室隱居，讀書撰文。如元代的莫維賢在寺旁建“南屏別墅”；明代的孫一元筑室“高士塢”；柴紹炳“南屏書屋”；黃汝亨在雷峰塔旁建“寓林”；著名文學家袁宏道曾于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長期寓居凈慈寺；清時，南屏常有詩社雅集，也有詩僧參加，此為南屏古文化之一大特色。

　　明清時，杭州曾以凈慈寺為主，形成南山香火。每年正月六日為“定光（即燃燈佛）誕辰”，杭城男女傾城出游，成為舊時風俗，俗稱“賽爆竹”，游人取道凈慈寺至法相寺進香，“沿途張筵，笙歌雜奏”，多以爆竹相互斗放。每遇除夕，則官府設筵寺中燃放焰火，全城男女來觀者摩肩接踵，不下數萬人，昭慶、靈隱、三竺都如此，而凈慈寺尤甚。

凈慈寺舊貌

　　南屏晚鐘

　　明洪武十一年（1378），住持夷簡修葺寺宇重建鐘樓時，以舊鐘較小，曾積銅二萬余斤重鑄大鐘，“高懸揚聲，響徹湖上”。鐘聲傳播到十多里外。每日傍晚，夕陽西下，暝色蒼茫，鐘聲在碧空中回蕩，響徹云霄。又由于南屏山空穴怪石較多，鐘聲經石穴回蕩互激，復由南屏山石穴回蕩互激，經湖面遠揚于十里之外。因此“南屏晚鐘”久享盛名，成為“西湖十景”之一。南宋祝穆《方輿勝覽》載：宋時畫家繪西湖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即后人稱“西湖十景”），其中即有“南屏晚鐘”。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張岱有詩：“夜氣滃南屏，輕風薄如紙；鐘聲出上方，夜渡空江水”，把凈慈寺鐘聲的美妙寫得出神入化；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高宗弘歷南巡，于凈寺山門外建一碑亭，刻“南屏晚鐘”四字于內。可惜在清朝末年，銅鐘在戰亂中消失，直到1984年10月，凈慈寺在日本佛教界的相助下，重鑄銅鐘。1986年11月21日舉行大梵鐘落成法會。這口銅鐘懸掛在凈慈寺重建的二層三檐的鐘樓內，高3.6米，直徑2.3米，重一萬公斤。造型古樸，外面鑄有《大乘妙法蓮華經》，6.8萬余字，鑄造精致，每敲一下，余音達2分鐘之久，余音裊裊，十分渾重動聽。

南屏晚鐘

凈慈寺新鑄大鐘，上有《大乘妙法蓮華經》，6.8萬余字

　　雷峰夕照????

　　凈慈寺前有雷峰古塔，建于南屏支脈夕照山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又名西關磚塔，古人更多地稱之為“黃妃塔”。它是由吳越國王錢俶為祈求國泰民安而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因為此塔建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中峰之上。據《淳祐臨安志》稱：因古時有雷姓居此，故稱雷峰。也有人考證，中峰又稱回峰，回峰之回字舊作雷，后人以形致誤，錯作雷峰。毛希齡《西河詩話》說：“南屏山前回峰，以山勢回抱得名。……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稱回峰先生。此明可驗者。”民間以地名指稱，稱此為雷峰塔，反而少有知道黃妃塔的。

　　雷峰是夕照山的中峰，北宋詩人林和靖有《中峰詩》云：“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云，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嶺聞”，可見當時已是悠游賞景的好去處。每當夕陽西墜，塔影橫空，自成一景。故宋代詩人林逋有“夕照前村見”之句，康熙玄燁、乾隆弘歷均題名“雷峰西照”，后人仍復原名為“雷峰夕照”。由此，“南屏晚鐘”，“雷峰夕照”，成為凈慈寺兩大勝景，又為名剎增輝。“南山凈慈，北山靈隱”，為東南兩大名剎，古人稱：“兩峰勝概山僧得，好為南屏一寫圖”。歷代題詠作畫的難以計數。雍正年間的《西湖志》這樣贊美雷峰夕照一景：“孤塔巋然獨存，磚皆赤色，藤蘿牽引，蒼翠可愛，日光西照，亭臺金碧，與山光倒映，如金鏡初開，火珠將附。雖赤城枉霞不是過也。”

　　雷峰塔比起其他的古塔來，厄運更多：北宋宣和二年（1120），雷峰塔遭到戰亂的嚴重損壞；南宋慶元年間（1195－1200）重修，建筑和陳設重現金碧輝煌，特別是黃昏時與落日相映生輝的景致，被命名為“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李嵩《西湖圖》）；南宋以后，“雷峰夕照”一直是西湖游賞最受青睞的名勝之一。在元朝的時候，它還是“千尺浮圖兀倚空”的雄壯姿態。到明朝時遭到了大破壞。嘉靖年間（1522－1566），入侵東南沿海的倭寇圍困杭州城，縱火焚燒雷峰塔，災后古塔僅剩磚砌塔身，通體赤紅，一派蒼涼、凝重風貌，所謂“雷峰殘塔紫煙中，潦倒斜曛似醉翁”。明末杭州名士聞啟祥曾將其與湖對岸的保俶塔合在一起加以評說：“湖上兩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

　　清朝前期，雷峰塔以裸露磚砌塔身所呈現的殘缺美，以及與《白蛇傳》傳說的密切關系，成為西湖十景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名勝，連康熙、乾隆二帝也多次前來游覽和品題，“雷峰夕照”名播遐邇。清朝末年到民國初期，民間盛傳雷峰塔磚具有“辟邪”、“宜男”、“利蠶”的特異功能，因而屢屢遭到盜挖。1924年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磚塔身終于轟然坍塌，人們清理殘基時，在磚孔內發現經卷開頭寫著“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王錢弘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奉，乙亥八月。”查乙亥年是錢弘俶吳越八年、北宋開寶八年（975年），也就是吳越國的最后一年，證明了這塔修成的年代。但“雷峰夕照”部勝景卻從此名存實亡。

　　1999年底，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發掘雷峰塔地宮，發現地宮存放著珍藏有佛螺髻發舍利的純銀阿育王塔和龍蓮座釋迦牟尼佛坐像等數十。塔身上部的一些塔磚內，還秘藏雕版印刷的佛教《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卷。建造雷峰塔遺址保護設施，并對遺址保護設施的內在功能和外觀形象加以延伸、拓展，按雷峰塔原有的形制、體量和風貌建造雷峰新塔。雷峰塔重建工程于2000年12月26日奠基后進展順利。2002年10月25日，雷峰新塔如期落成。

雷峰夕照

1924年未倒塌之前的雷峰塔

　　蓮花洞?

　　凈慈寺后山坡上，無頂片片石芽從坡地升起，如巨型石蓮，故稱蓮花洞。明代文學家袁宏道稱：“洞石玲瓏若生，巧逾雕鏤……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又據《凈慈寺志》載：開山祖永明延壽每晚在此坐禪稱念“阿彌陀凈慈寺佛”，以至“天花如雨”，故名蓮花洞，又名雨花臺。明代司禮太監孫隆曾在崖上鐫刻“花雨繽紛”題字，惜已漫漶難見。洞前舊有“居然亭”，取意于明代紹興太守洪玉方詩句：“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白”。此處歷來是文人墨客觀景吟誦的勝地。清時古亭廢圮成為竹園。蓮花洞上有奇巖隆起，摩崖上鐫刻有“少林”兩字，故稱少林巖。相傳南宋高僧少林妙崧禪師于嘉定年間住持凈慈寺時常在此坐禪入定。蓮花洞右有石佛洞，平地兩石屹立形如佛龕，內鐫有石佛三尊。左壁有明代浙江總督胡宗憲題刻“寰中天室”四字，右壁亦有摩崖題刻，為元代至正四年（1344年）所鐫，字跡已模糊難辨。石佛洞東南有兩石相對稱“歡喜巖”。古時曾鐫有三佛，現已不存。此處石景，袁宏道稱之為“凈慈之絕勝處”。

　　65、寧波七塔寺

　　位于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為浙東歷史悠久的佛教名剎,為浙東佛教四大叢林（即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延慶觀宗寺）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重點開放寺院。現為市佛教協會所在地。

　　七塔禪寺初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距今已有1140余年歷史。當時有江西分寧縣令任景將其住宅舍為寺院，并迎請天童寺住持心鏡禪師住持寺務,是為開山始祖，寺初名“東津禪院”。心鏡禪師任七塔寺第一任住持后，致力于修整寺院，樹立禪風，史載唐咸通二年（861），有兵晝入寺，心鏡禪師冥心坐禪，神色不動；眾兵皆驚，叩禮而退，郡紳為表彰師德，奏請朝廷將寺名改為“棲心寺”。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賜名為“崇壽寺”。此時，寺院已成四明地區的著名道場之一，與同處市區的天臺宗山家派延慶寺相并立，并為山家派提供了不少優秀人才，如廣智法孫明智中立、神照法孫覺云智連、以持律聞名的戒度法師等。政和八年（1118），宋徽宗因受道士林靈素之惑，崇迷道教，下旨將佛教寺院改為道觀，崇壽寺隨之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徽宗宣和二年（1120），仍還原為棲心崇壽寺。

　　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國公湯和為抗御倭寇侵擾，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將海島居民遷徙內地，焚毀普陀山寶陀寺（即普濟寺前身）殿舍300余間，迎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圣像于寧波府崇壽寺內供奉，寺院住持惟摩禪師舍地以建寶陀寺；寺東三分之一面積，復建棲心寺。同年，太祖詔改寺額為“補陀寺”，從此遂成觀音菩薩道場，人稱“小普陀”。七塔寺與普陀山歷史淵源非淺，即因此故。一般寺院供奉觀音時，或設觀音殿，或在大殿背后修海島，大殿正面供奉釋迦牟尼像，唯獨該寺大殿正面供奉千手觀音像，可謂七塔寺獨具特色。同時表明七塔寺與普陀的歷史淵源。　

　　明末清初，天童密云圓悟法孫、浮石通賢法子拳石沃禪師及其弟子自天育先后住持寺院，弘揚圓悟一派所傳的臨濟宗禪法。順治年間（1644－1661），七塔寺建成方丈殿。康熙二十一年（1682），修建大悲殿，超育建云來庵塔院。因寺前建有7座佛塔，故俗稱“七塔寺”。咸豐十一年（1861），寺經太平天國兵火，遂成廢墟。同治十年（1871），寧波江東周文學母子發心重修佛殿，早磬晚魚，募化不倦，最終建成大佛殿及山門等。光緒十六年（1890），慈運法師任住持，對全寺進行大規模重建或擴建，改造天王殿、大雄寶殿；新建法堂、藏經樓；梵宇一新，衲僧云集。1895年，慈運法師專程赴京請頒藏經，光緒皇帝賜寺額為“七塔報恩寺”。

　　新中國成立后，十年動亂之際，七塔寺遭到嚴重破壞，七塔道場名存實亡。改革開放后，成立七塔寺修復小組，由寧波市佛協會長月西老和尚任組長，經過10余年苦心經營，終于將寺院殿堂一一修復，成為市區內唯一一所大型寺院。

寧波鬧市中的七塔禪寺

　　七塔寺歷代高僧輩出，開山祖心鏡禪師藏奐為洪州宗創始人馬祖道一嫡傳法子、五泄山靈默大師的弟子，故東津禪院屬于禪門洪州宗一脈。藏奐深通禪宗心法在甬城大開法筵，廣設禪席，接引十方英靈衲子奮志沖關，直參本來面目。《宋高僧傳》稱其”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堵立云會。（藏）奐學識泉涌，指鑒歧分。詰難排縱之眾，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唐懿宗咸通元年（860），浙東裘甫率兵起事，攻城掠地，四明亦遭荼毒。一日裘甫率領二千多亂兵闖入寺院，欲行搶掠。寺眾驚駭逃散，唯心鏡禪師臨危泰然，在殿中瞑目禪定，神色不變。眾兵驚異懾服，作禮而退，寺院得以保全。第二年，郡守以此事奏聞朝廷，盛稱師德，懿宗詔改“東津禪院”為“棲心寺”，宰相裴休為此捐帛書匾。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月，日本國派遣使節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郡庭太守召集眾僧研讀使函，無人敢出來應命。棲心寺高僧維那忻然而出，逐條進行了分析解答，同時指出了日本來書的7處錯誤，使日本來使慚懼而退。棲心寺維那為國爭光，為佛教爭光，太守尊稱其為“天下維那”。明成祖時，在《永樂大典》編修中任釋教總裁的高僧道聯禪師亦曾住持于此。光緒十六年（1890），天童寺退居方丈慈運長老因請主持七塔寺，住寺期間，廣集凈資，大興土木，重修了大雄寶殿，重建了天王殿、三圣殿、中興祖堂、藏經樓、法堂、禪堂、念佛堂、云水堂、大鐘樓、門前七佛塔等，塑千手觀音圣像，梵宇一新，衲僧云集。光緒二十一年（1895），慈運長老晉京請頒《龍藏》一套，并蒙光緒皇帝敕賜寺額為“報恩寺”，因此全稱“七塔報恩禪寺”。

　　為臨濟宗第39世傳人,他大弘臨濟禪法，傳法嗣48人，皆一時之法門龍象，其中以圓瑛、道階、溥常等最為著名，四明地區（寧波）大小寺院主僧，多為其門徒法子。七塔禪風因此廣傳海內外，分布在湘、滇、蜀、陜、閩、浙、蘇、贛、皖、豫、臺等地區，乃至南洋、印度、日本、韓國等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七塔寺法派”，七塔禪寺因此成為中國近代臨濟宗中興祖庭之一。后人緬懷慈運之功德，建“慈蔭堂”以紀念之，尊其為七塔禪寺中興之祖。民國時期，覺圓和尚擔任住持時，禮請華嚴學大師溥常長老在寺內創辦了七塔報恩佛學院。佛學院創辦10年（1928－1938），培育學僧288人，多為佛門俊才，弘化十方。溥常長老住持寺院時，主持編纂了《七塔寺志》，編修了《七塔報恩寺宗譜》，編輯了《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圓瑛大師任住持時，在鄞縣五鄉同岙庾山嶺辟建了塔院道場，為七塔寺年老僧眾修行之所；設立普同塔，供奉七塔寺圓寂僧人靈骨，在佛教界享有盛名。現任監院可祥法師，25歲，福建人，畢業于南京棲霞山佛學院。

　　七塔寺的殿宇建筑，基本保持明、清時代建筑風格古色古香，為典型的禪宗伽藍七堂建制，主要建筑有：七佛塔、山門牌樓、天王殿、圓通寶殿、三圣殿、法堂暨藏經樓、玉佛閣、祖堂、鐘樓、鼓樓等。山門、天王殿、圓通寶殿、三圣殿、藏經樓（下為法堂）由南向北，先后貫穿在一條中軸線上。東側廂房，由外及內，依次為鐘樓、香燭（法物）供應處、五觀堂、諸經壇、自動化辦公室、報恩講堂等，廂房北面為玉佛閣（慈蔭堂），東面為庫房、綜合樓、招待所等。西側廂房，依次為鼓樓、客堂、凈土壇、電腦監控室、棲心一覽（文物陳列室）等。

　　圓通寶殿

　　乃七塔寺之正殿，為七塔寺整個建筑中心。殿前庭院寬敞，中置一高大香爐寶鼎，正面鐫“七塔禪寺”正書，背面刻“萬年香火”篆文。七開間建筑。四周山墻之外，圍以玉石欄桿，黃墻白欄，相映成趣。殿頂覆青灰色筒瓦，歇山頂，重檐斗拱，氣勢崢嶸。殿內正中，供奉香樟木雕刻、貼金之千手觀音坐像四十八臂一尊，高丈六，重千斤，外部裝金，結跏趺坐在蓮花座上，妙相莊嚴，為鎮寺之寶；龕背供楊枝觀音像，妙相莊嚴。大雄寶殿墻壁上嵌有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所刻五百羅漢像，雕刻工巧，神態各異，為國內稀有壁上雕刻羅漢像。殿后兩側，左塑文殊，跨青獅；右塑普賢，跨白象。圓通寶殿外東側，有鐘樓一楹，重檐翹角，古意盎然。有大銅鐘一口懸其上，鑄于南宋紹興四年，雙首龍鈕，呈竹筒形，重八千斤。底層供地藏菩坐像一軀。與鐘樓遙相對應之西側，為新建之鼓樓，其造型與鐘樓相似。上置大鼓一面，直徑約2米左右。圓通寶殿外墻，嵌有石柱，上刻楹聯，皆清代顯官鴻儒墨跡，文革之時，幸免厄難，彌足珍貴。殿東西兩邊，為小石子鋪成的甬道，中植6棵銀杏，樹種珍稀，其中四棵于一九九九年被市政府確立為二級古樹名木。

圓通寶殿東側懸有宋代大銅鐘的鐘樓

　　三圣殿

　　在圓通寶殿之后。殿前過道，有青石欄桿遮護，階下空地開闊。三圣殿寬、七開間，極為寬敞。寺中拜懺、誦經等佛事，多于此殿舉行之。殿供西方三圣裝金立像，雄偉而莊嚴。龕背供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妝金立像。殿后兩側，分塑伽藍菩薩、祖師菩薩坐像。殿之兩側，懸《九品蓮臺圖》，宣紙設色，工筆精繪，裝于玻璃鏡框之內，畫面人物，線條流暢，神采飛動。

　　藏經樓

　　貯清乾隆時頒行之《龍藏》一部，分貯于兩側十口大經櫥之中，櫥門刻《千字文》標目。此外，尚有竹紙方冊線裝日本卍字正續藏經一部；民國時影印《宋磧砂藏》一部，宣紙橫冊線裝；鉛字排印、硬封面日本《大正藏》一部；樓中并珍藏梵文貝葉經一束。

　　心鏡禪師舍利塔??

　　人稱唐塔。塔基上刻有“唐敕賜心鏡禪師真身舍利塔”12個大字上為四層石刻蓮花座塔身。此塔是咸通十四年（873年）所立，清光緒年間慈運重修。

心鏡禪師舍利塔

　　66、鄞縣天童寺　

　　位于寧波市東25公里鄞縣東鄉太白山麓（現屬于寧波市鄞州區東吳鎮天童村境內），是寧波東部地區最著名的兩大古代寺廟之一（另一座為阿育王寺）。禪宗五大名剎之一，號稱“東南佛國”。1983年為國務院確定的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關于此寺的得名有一傳說：西晉僧人僧人義興云游至南山之東谷，見此地山明水秀，遂結茅修持。有一童子日奉薪水，臨辭時自稱是“太白金星”化身，受玉帝派遣前來護持。自此山名“太白”，寺曰“天童”。

　　天童寺創建于西晉永康元年（300），距今已有1700多年歷史。唐開元二十年（732年），法璇禪師建太白精舍，后人稱之為“古天童”。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宗弼禪師將寺遷到太白峰下；乾元二年（759），肅宗賜名為“天童玲瓏寺”；唐咸通十年（869），唐懿宗敕賜“天壽寺”。宋代以后，我國禪宗著名高僧長翁如凈等人相繼住持此寺，為禪宗叢林的重心：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敕賜“天童景德禪寺”額；熙寧年間，寺僧惟白多次與神宗皇帝研討佛理；宋徽宗御書“天童景德寺”，敕賜惟白“佛國禪師”稱號，并為惟白《續景德傳燈錄》作序；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曹洞宗著名禪師正覺（1091—1157）任天童寺住持30年，弘傳曹洞宗教義，倡導“默照禪”。紹興四年（1134），虛庵禪師來寺住持，擴建千佛閣，寺內修建容納千人僧堂。中建盧舍那閣，稱“千佛閣”，高3層12丈，成為東南第一大殿。寺內常住僧人上千，被稱為中興時期；淳熙五年，孝宗賜“太白名山”四字。淳熙十六年（1189），日本僧人千光榮西來天童寺習禪，承臨濟法脈，回國后創立日本臨濟宗。并從日本募大批百圍巨木，助建“千佛閣”；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太師右丞相史彌遠奏請定“禪院五山十剎”，天童禪寺定為五山之第三山，與鎮江金山寺、常州天寧寺、揚州高雯寺并稱禪宗四大叢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曹洞宗第二十三代祖如凈禪師（1163——1128年）住持天童，他在修持上偏重打坐，認為參禪是身心脫落，只要打坐離五欲。除五欲，便是和佛祖相見。時日本僧人道元漂洋過海，從如凈禪師學曹洞宗，得法后回國創立了日本曹洞宗。日本一代繪畫巨匠雪舟和尚也曾在天童寺習禪，還任過天童寺首座。以后代有日僧來此學禪。今日本曹宗洞有信徒八百萬、寺院一萬五千座，該宗每年組團來朝拜祖庭。1980年11月，天童寺云水堂后院內落成《日本道元禪師得法靈跡碑》，碑正面為趙樸初會長題額及贊頌，碑背面是日本曹洞宗管長、永平寺貫首秦慧玉撰文。日本佛教臨濟宗及曹洞宗均以天童為祖庭。

　　元大德三年（1301），成宗帝賜千佛閣為朝元寶閣；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元良禪師重建朝元寶閣，鑄萬銅佛供于閣中，閣旁增置二樓；至正二十年（1360），惠宗敕賜元良禪師“善覺普光祥師”號。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6）冊封天下名寺，賜天童山景德禪寺為“天童禪寺”，列為天下禪宗五山之第二山。神宗萬歷十五年（1587）七月二十一日，鄞縣發生特大水災，風雨驟作，山洪暴發，天童禪寺殿宇盡圮，礎礫無存。是年歲冬，住持因懷在廢墟上重建殿堂。明毅宗崇禎四年（1631），密云禪師住持天童，鼎力重興，于崇禎八年陸續修建佛殿、天王殿、法堂、先覺堂、藏經閣、方丈殿、云水堂、、延壽堂、西禪堂、東西兩客堂、東禪堂、新新堂、迥光閣、返照樓等建筑，并重浚萬工池，修造七寶塔，奠定了今日寺院的規模和格局。時為寺院的鼎盛時期，現存的鑄于崇禎十四年（1641）的千僧鍋，直徑2..36米，深1.07米，重4000公斤，可見當日盛況。

　　清順治十六年（1659），清世祖帝召寺僧道進就敕諭，并賜三衣、黃衣、緣云緞袍各一襲。次年賜帑金千兩命重修佛殿，敕封道“弘覺禪師”號，并賜“弘覺禪師之印”銀印一顆御書僧詩一首，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忱。”康熙四十四年（1709），敕賜天童寺御書金字心經寶塔一幅，五月又賜金字心經一卷、僧詩一幅、白綾四條；雍正十二年（公元1733年），世宗帝賜御書“慈云密布”匾額及柱聯、贊釋迦、觀音偈各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敬安禪師（1851－1912年）任住持，將十方叢林住持繼承制度改為十方選賢制度，這是佛教叢林制度一大進步。敬安，字敬禪，湖南湘潭人。他在阿育王寺禮佛舍利，燃二指供奉，自號為“八指頭陀”。創辦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成為我國佛教辦學之始。1912年被選為“中華佛教總會”第一任會長。生平以詩交友，有“我雖學佛未忘世”、“國仇未報老僧羞”等詩一千九百多首，被稱為“愛國詩僧”。現代著名僧人圓瑛大師于1930年任天童住持，他在升座時宣布了“十一不”，并著手整肅寺規，樹立道風，修葺殿堂，建樹頗多。中華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930-1936），中國佛教界領袖圓瑛大師住持天童6年，使古剎更為壯嚴，他主持鑄成的大銅鐘高2.76米，下口徑1.86米，鐘面鑄有81卷《華嚴經》，重達1.5萬斤，現掛鐘樓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掃四舊”中，佛像被毀，僧人逐出，寺院移作它用。1979年經國務院批準并撥款進行修復。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天童寺現任方丈明旸法師，幼年在天童寺剃度、受戒，是圓瑛大師入門弟子，臨濟宗第四十一世法嗣。

　　今日天童寺全寺占地面積7.64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達3.88萬余平方米。天童寺現存規模，基本上保持明朝格局。寺宇布局嚴謹，結構精致，主次分明，疏密得體。有殿、堂、樓、閣、軒、寮、居30余個計999間。天童寺寺院殿堂順著山勢，由低漸高，從寺前的六塔到天王殿到佛殿到法堂再到羅漢堂，整個建筑梯級布局，錯落有致。中軸線由南向北依次為外萬工池、七塔苑、內萬工池、照壁、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先覺堂、羅漢堂，均重檐歇山頂，筒瓦騎縫，并飾以鴟尾脊獸。天王殿、鐘樓、東禪堂等由圓瑛大師主持重建，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落成，近幾年重修。天王殿高19.6米，寬31.77米，深23.64米，四天王總高7.77米，特高特大，為江南諸剎所不及。殿正中供奉歡天喜地彌勒佛。佛龕門柱有明旸法師書寫對聯：“深具慈忍力，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諸事；廣結歡喜緣，滿腮含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現存佛殿為明崇禎八年（1635年）建，系寺內最古建筑，殿高21.5米，寬39米，深29.25米，殿內三世佛坐像3尊，總高13.5米，其中佛身高6.38米。迦葉、阿難侍立釋迦佛左右，兩翼為高約2米的十八羅漢坐像。三世佛后為海島觀音。法堂改建于1931年，上層為藏經樓，堂西為羅漢堂，內層高1.5米的十八羅漢石刻像碑，刀工精細，形象生動，傳說在水災時，這18羅漢拯救了此寺。

天童寺內最古建筑明崇禎八年建的佛殿

　　從天王殿到法堂，兩側有廡廊與配殿相連。中軸線西有佛祖殿、選佛場、禪場，后有東、桂堂，又西為大鑒堂。中軸線東有鐘樓、御書樓、御碑亭等。登上臺階，從上面望去棗色的屋瓦像波浪一般伸展開來，煞是出色。有詩贊其規模云： “山外青山翠滿峰，叢林禪宗九州同。樓堂仟閣難相數，廣廈千座是天童。”

　　寺內文物有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周葵撰文、狀元張孝祥書寫的《寵智禪師妙光塔銘》碑石；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鑄造的，直徑2.36米，深1.07米，重2噸的千僧銅鍋；著有81卷的《華嚴經》，重6.5噸的銅鐘；清順治賜鎏金藥師銅像，清順治帝書“敬佛”碑、康熙帝黑書“名香清梵”匾、雍正帝書“慈云密布”匾等宋、元、明、清碑刻30余方。

　　天童寺風景極為秀麗，四面群山環抱，重嶂疊翠，古松參天。寺院坐落在層巒疊嶂的太白山下，“群峰抱一寺，一寺鎮群峰”，東、西、北三方有六峰簇擁。背枕巍巍主峰太白峰；左依東峰、中峰、乳峰；右靠缽盂峰，圓秀突起，狀如覆缽，聿旗峰，陡驚峻險，似旌展揚。唯獨南面天闊山遠，一條郁郁蔥蔥萬松大道恭迎賓客朝山進香。有“深徑回松”、“鳳崗修竹”、“雙池印景”、“西澗分鐘”、“平臺鋪月”、“玲瓏天鑿”、“太白生云”等十大勝景。宋王安石在鄞縣任縣令時；曾留下描繪天童的名句：“山山桑枯綠浮空，春日鶯啼谷口風。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

群山環抱中的天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