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召南·摽有梅》是一首反映西周婚嫁禮儀風俗的詩歌，詩以第一人稱方式，表達了一位逾越婚嫁年齡女子盼望出嫁的急切心情。一般都解讀到這個意思而已，殊不知這首詩的背后有著特殊的婚俗文化和禮儀背景。全詩文本如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詩中“摽”為“落下”；“有”為語助詞，無義（清·王引之《經傳釋詞》：“有，語助也。一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庶士”就是眾男子，一般的男子；“迨”字為“趁著”或“等待”的意思；“頃”同“傾”，《箋》云：“頃筐取之於地。”“傾筐”就是斜筐，也可解釋為把所有落梅一筐子全部攬取；“謂”，《疏》曰：“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這首詩以落梅為比興，含蓄又熱切地表達了一位過了正常婚嫁年齡的女子嘆息青春流逝，盼望早日婚嫁的心情。這是一般的解釋，但這種文本字面意義上的解釋未免有些簡單，因為這首詩背后有著特殊的婚姻禮儀制度和文化風俗，那就是在西周時，男女雙方一旦超過禮制所規定婚嫁的年齡，在適當的時間可以“不待禮”而“相奔”，也就是現在人所說的“私奔”。

　　在封建宗法制度非常嚴格的時代，為什么允許“私奔”呢？《毛詩正義》：“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藩育民人也。”原來，禮制有如此特殊的許可，是為了繁衍人口，這對于以農業為主業的封建社會來說，可是至關重要的頭等大事。在現在看來，這種規定合情，而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則是合情合理又合《禮》。

　　據《周禮》規定，男子“二十為初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而笄”，這是對一般婚嫁年齡的規定，貴族子女的婚嫁年齡往往更加超前，“《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當時，婚嫁年齡從速不從遲，都是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增加人口。

　　《周禮》規定：“仲春之月，奔者不禁”。這里的“奔者”必須符合禮制規定的條件，那就是：男子超過三十歲，女子超過二十歲。只要符合這兩個條件，等到“仲春”（農歷二月），男方向女方打一聲招呼（即詩中第三段“謂之”），就可以不經過嚴格繁瑣的禮儀程序而成就婚嫁。

　　再回到詩歌文本本身來看。第一段說梅子落了三成還剩七成，意思是女子年齡超過二十歲還不太多，季節正是孟春（農歷正月），在這種情況下，女子以企盼的口氣說：“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意思是如果有符合條件（合乎禮制要求）的男子，只要給她說一聲，就可以在下個月（仲春）選擇一個吉日成婚（其實就是禮制所許可的“私奔”）。

　　到了第二段，梅子還剩三成了，這意味著沒有合適的男子來過問她，季節也到了最關鍵的仲春，所以她更加急切地說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只要有合適的男子來求我，在這個月之內的任何一天可以隨時成就婚嫁。因為到了暮春三月，就過了禮制規定的時間，只好等明年仲春了。這女子能不著急嗎？！《正義》：“今，急辭也。”

　　第三段說梅子全部落地，可一筐盡取。然而季節到了暮春，就算這時候有合適的男子來求娶，也只能等到明年的仲春才能“相奔”，所以女子無可奈何地說：“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喜歡我的男子，我等他向我說一聲，約定明年成婚。詩歌至此，文本雖然結束，但“有余不盡之意”令人遐思，徘徊再三，詠嘆不已。

　　試想，如果暮春時節的約定，到了第二年有了變化，比如那男子改變了注意，那么，這女子是否又該重賦一首一唱三嘆的《摽有梅》呢？千古而下，這種“遲暮”之感，怎不令人黯然神傷？！

　　《毛傳》在解釋《摽有梅》時說：“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這里的“時”，就是《周禮》所規定的仲春“吉時”；“文王之化”，正是《周禮》之風化。古人解讀，言簡意賅，深得詩旨；后來的讀者，多疑且菲薄，如有人質疑《關雎》為“后妃之德”、《葛覃》為“后妃之本”、《卷耳》為“后妃之志”等《詩經》的根本旨意，競相以私意解讀；又如有人把“衷而不傷”誤抄為“哀而不傷”，根本就沒有把握儒家的“忠恕”和“中庸”之道，以訛傳訛，漸傷斯文。卻不知孔子刪詩，正是為了弘揚《禮》義，詩歌只是《禮》的文化形式，《禮》為本，《詩》為末。況且，《詩經》中的篇章最早也是依《禮》而采的。所以說，不知《禮》而讀《詩》，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精髓，這樣的文人“文而未化”，不能算真正的文化人。

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