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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jù)《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余篇。之后，這些著作陸續(xù)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jīng)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jīng)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xiàn)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后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yǎng)、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nèi)容為主，屬格言性質(zhì)的書籍。

　　《五經(jīng)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臺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nèi)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于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jù)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于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zhì)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jù)《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nèi)容采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jīng)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jù)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后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并行于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后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jù)。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chǎn)”句下引干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shù)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并非妄斷。《古史考》對于《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shù)，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于呂尚的經(jīng)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于朝歌，賣飲于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nèi)容不止是《史記》，據(jù)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后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后世歷史考證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后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