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貢獻

　　漆俠是一位勤奮而又創(chuàng)作旺盛的歷史學家，他的研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半個多世紀中，可以1982年《求實集》出版為線分作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研究以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為主，宋史研究為輔，后一階段則全力以赴研究宋史。
　　（一）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
　　作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的歷史學家，漆俠并不能超脫他的時代。但他卻以自己的努力和獨立思考，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并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成就。也可以說他是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和推動者之一。漆俠的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有鮮明的特色：
　　漆俠把自己的研究始終作為一項崇高的學術事業(yè)來對待。為了深入考察農民戰(zhàn)爭史，20世紀70年代以后，漆俠轉向了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漆俠學術思想上的這種轉向，也不是偶然發(fā)生的，這與他以政治、經濟為觀察、認識、論述農民戰(zhàn)爭史問題的核心和基礎有著密切關系。
　　漆俠研究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的發(fā)展系統(tǒng)而全面，對秦末、漢代、魏晉、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等都有專題性討論，且始終把握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發(fā)展方向和脈絡，這在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學者群體中是極為突出的。漆俠對于全國性的農民戰(zhàn)爭史的深入研究，屬于填補空白、貫通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是他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史學實踐的成果。二者有機結合，自成一家，成就卓著，成為當時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中的領軍人物之一。
　　漆俠在促進學術發(fā)展、推動農民戰(zhàn)爭史學研究發(fā)展過程中也做出了突出貢獻。自20世紀50年代起，漆俠在天津師范學院（河北大學前身）歷史系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工作的同時，便與歷史系同仁合作展開古史分期、農民戰(zhàn)爭史等問題的研究。其中《方臘的起義》是與錢君曄先生合作完成，《秦末農民戰(zhàn)爭》是與寶志強、段景軒先生共同完成；《隋末農民起義》是與寶志強、段景軒、李鼎芳先生合作完成，漆俠先生承擔大部分章節(jié)的寫作和全稿的校閱工作，是組織者和主持人。
　　自1978年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在上海成立之后，1981年到1983年，漆俠連續(xù)參加了此后的三屆年會。因在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領軍人物的學術地位，于1981年當選為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學會第二屆理事長。這一時期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的成立與《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集刊》的編輯出版，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的研究。漆俠能夠當選理事長，負責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的組織、協(xié)調工作，說明了他在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領域的成果和貢獻，得到了學界同行們的高度認可和尊重。
　　（二）宋史研究
　　宋史專家王曾瑜認為，漆俠“學識淵博，是同時代學者中的佼佼者”，是我國 20 世紀遼宋夏金史研究領域中，繼鄧廣銘之后的又一卓有成就的史學名家，是“宋史學界的又一位泰斗。”20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宋代典章制度、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獻整理等專門、專題、部門領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應當說不乏其人，但是若從研究水平之高、研究范圍之廣、研究內容之深的論著來衡量當屬漆俠獨步，迄今無人企及。
　　王安石變法是宋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年被宋高宗否定以后，直到晚清近八百年間很少有人認真進行研究。進入20世紀，王安石變法自梁啟超在1909年為王安石翻案之后，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不僅得到占主流的近代實證史學派的肯定，也得到新崛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肯定。雖然三四十年代王安石變法研究形成一個高潮，據不完全統(tǒng)計，這一時期發(fā)表有關論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傳記及其變法的單行本著作近10種，但是大多數(shù)研究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學者不專治宋史，而大多數(shù)都是泛泛而談之作，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見。對于王安石變法進行科學、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大致首推漆俠。鄧廣銘先生在總結自南宋至20世紀的王安石變法的評議、研究時認為，八九百年來，大多數(shù)論著不是因為材料欠缺，就是因見識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觀地評價王安石變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浹教授的《王安石變法》一書，對于熙寧新法進行了認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類著作。” 這個評價是符合事實的。《王安石變法》出版后引起海外關注，產生了較大影響。日本學者梅原郁寫過書評，前蘇聯(lián)學者也寫了書評。《王安石變法》出版以來已有五十余年，雖然八十年代以來王安石變法研究有了很大進步，發(fā)表的論著大大超越20世紀前八十年的總和，但是《王安石變法》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迄今并沒有出現(xiàn)足以超越的同類作品。
　　如果說《王安石變法》是漆俠的成名作，那么《宋代經濟史》則可以說是漆俠的代表作。《宋代經濟史》洋洋近百萬言，是我國經濟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獲首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宋代經濟史》從人口、墾田、水利、經濟作物、經營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賦稅制度等方面，全面論述兩宋300年間社會經濟關系發(fā)展演變的全過程，重點研究了宋代農業(yè)生產、土地關系、手工業(yè)發(fā)展、國家專利制度、商業(yè)和城市經濟、對外貿易、貨幣及經濟思想等問題。王曾瑜先生治宋代經濟史有年，并在多個方面發(fā)表數(shù)十篇很有建樹的論文。《宋代經濟史》出版后，王曾瑜先生用力寫了一篇書評，并認為這篇書評是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他在書評中寫道：“人們喜歡用集大成一詞形容某人的學術成就。我想，用此詞形容《宋代經濟史》一書，是當之無愧的。因為自近代開展宋代經濟史研究以來，國內外尚無一部巨著，對宋代經濟史作了如此系統(tǒng)而深入的論述。此書總結了過去，也開拓了未來，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論從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角度看，還是從宋史研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勿庸諱言，《宋代經濟史》一書的出版，學界有“青出于藍”之謂，1987 年，景戎華在《讀書》上發(fā)表文章，稱“漆俠先生的宋代經濟史研究，近年來創(chuàng)獲甚豐，特別是已經震動了素以治宋代經濟史著稱的日本史壇。漆氏乃鄧氏之高足，可謂‘青出于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守常說漆俠“他是我同班同學中做學問的成績最好的一個。他先就農民戰(zhàn)爭寫了不少文章，后來主要是研究宋史，特別是宋代經濟史，其成就是超過了鄧廣銘先生的。”當然這樣的評價并不一定準確，漆俠自己也認為他的老師是20世紀宋代史學的第一人，“真正能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宋遼夏金斷代史方面的通才，只有先生才稱得上，40多年以前，先生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曾獎勉先生，‘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這個結論經歷了幾十年的檢驗，依然是極其正確的評論。”所以“青出于藍”之謂并不能否認鄧廣銘先生在20世紀宋代史學第一人的地位，而是說從宋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超越了老師。從另一個層面講，這樣的評論有三層意義：其一，表明《宋代經濟史》的學術水平達到宋史研究的一個新高峰；其二，學生超過老師是學術發(fā)展之長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結果；其三，鄧廣銘先生培養(yǎng)學生有方，名師出高徒，是對宋代史學的又一大貢獻。
　　漆俠與喬幼梅合作出版的《遼夏金經濟史》是《宋代經濟史》的姊妹篇，此前對于遼朝、西夏、金朝經濟史研究，只有單行本著作問世，如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張博泉《金代經濟史》，西夏經濟史主要是吳天墀《西夏史稿》中有所論述，因而《遼夏金經濟史》是第一部系統(tǒng)、綜合論述10—13世紀中國北方少數(shù)民族經濟史的著作，這部著作不論是占有的資料還是內容的豐富都比此前研究有所補充、有所提高。也可以說這部著作既集過去研究之大成，又把遼夏金經濟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宋學的演變和發(fā)展》是漆俠晚年最后未竟的遺著。《宋學的演變和發(fā)展》有兩個貢獻：其一，是以宋學涵蓋宋代的學術，使此前被擯棄于宋代學術之外的如宋學形成階段的范仲淹、歐陽修等思想家的思想，王安石及其代表的荊公新學派，蘇蜀學派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論述。由此摒棄了此前以理學為主體的舊的學術框架，形成了一個更富有內容，更切合宋代學術實際的新框架。在此新框架中，漆俠極其重視從整體上把握宋學形成、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過程。特別是書對北宋初年以來學風、文鳳、政風巨大變化的論述和指明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荊公學派在宋學發(fā)展階段居于主導地位，是不同于以往宋代思想史論著的主要亮點。其二，是第一部由宋史研究者從歷史學所包含的政治、經濟、文化更廣闊的視角撰著的宋代學術思想論著，其編寫體例、宗旨和風格與此前的同類著作頗多不同，這對從多角度觀察宋代學術思想無疑是極具學術價值的。
　　漆俠先生的著作由弟子匯聚為十二卷本的《漆俠全集》，2008年由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