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
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
統一六國之后，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
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后他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
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
于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他的建議，于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
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
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
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于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
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臺，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
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贊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
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
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他在進行中采納了董仲舒
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
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
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
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
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
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后，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
訂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
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于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
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
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
施沒有頒布對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只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
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制度的基礎，
這沖制度是用于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
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后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
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于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
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
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后來又作了六緯，
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只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
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
孳》，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另一篇春秋
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
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
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于孔子和儒
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
圣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的偉大傳統的
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于它聲稱擁有
“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
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里不必詳說。這里必須說
的只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于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
文學派得到劉歆(公元前約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于
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后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
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
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于
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于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
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
在《孟子》里，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
必有幀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公孫丑》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
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我們會想起，
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
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
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
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
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
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
性學說作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么就
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
元一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面，
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
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
的基本思想。
他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贊了孟子。
不過這也無礙于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
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27一約100年)，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
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衡。鐵文篇》)又說：“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論衡·薄葬篇》)
他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
的，還是機械論的。關于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面，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
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于此論的機械論方面，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
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論衡·變動篇》)
道家與佛學
所以王充為后一世紀的道家復興開辟了道路。在這里，要再一次強調“道教”與
“道家”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學。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復興，這種復興
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
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這些成分后來與道家混合，形成
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
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模仿佛教，終于也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它變成
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這里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
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學。剛才說過，佛教在制度組織方面極大地啟發了道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戟，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
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
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
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制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即佛學。道教雖然一貫反對
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當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學。可是在神秘的形
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名的；佛學的“真如”，佛學
也說是不可言說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
的親密朋友。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經典，特別是《莊子》。
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
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學和道
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它對后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將
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它。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爾后復興道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儒家的勝利
不是僅僅由于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
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這在對內控制和對外
關系中都表現出來。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譴責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
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
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
法家如是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
很自然地發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
際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愛“黃老”；大歷
史家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指》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
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過多造成惡果，他就要盡量消除。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
的，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的過多。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
軍隊，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
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廢除(見《史記·高祖本記》)。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地實行
“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政策是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使
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后恢復元氣。到了元氣恢復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
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質上是貴
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它維護君子與小人
的區別，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
小人的區別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
應當就是在社會居于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制度為骨干，儒家學說給予家族制度以理論
根據。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里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制度仍然
存在。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制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當然，事實上新的地
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
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這總算前進
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
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這就是有關繁文縟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
會差別。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后，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
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后，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
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贊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么
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于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
派”，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
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
的文化傳統，對它們作出他們能夠作出的最好的解釋。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
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于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在第十三章，我已經
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
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
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
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范圍。儒家學說的專用范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
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范圍則限于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于古
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于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在這
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
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制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系，以避開傷害和危險。這些
正適合生于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于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
結束。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爭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
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另一個特征是幾個游牧民族的
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
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由于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
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面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歐洲
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
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
人就是這樣說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
在幾個方面，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
是極好的。
下面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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