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及其成員在其中的地位 |
三，漢至唐——族居與地主莊園經濟的結合時期
以血緣為紐帶的農村公社在秦以后逐漸消失，小家庭占了主流地位。兩漢的人口
與戶籍都有較準確的記載。西漢末年共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戶，五千九
百五十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戶4.87口。東漢最盛時共有九百六十九萬八千
六百三十戶，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口，平均每戶5.O6口。可見當時是以小家
庭為主的。后代的情況也與兩漢差不太多。例如晉武帝太康元年（280 ）統計家平均
6.57口，隋煬帝大業二年（606）統計平均5.17口，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 ）統計
平均5.83口，唐穆宗長慶元年（821）統計平均6.63口。 在宗族性質的公社瓦解之后
不久，也由于封建統治者有意識地抑制土地兼并，階級分化尚不太嚴重，個體的小農
家庭主要還是以宗族聚居為主的。一個村落之中，主要聚居著數十甚至上百家以耕織
為主的小農小家庭，他們大多屬于一個家族是一個祖先的共同的子孫，但是這些有著
共同祖先的小家庭并未有嚴密的家族組織。從秦漢以下，他們還是按照封建王朝基層
行政組織（如漢代的鄉、里、亭）編排在一起。聚居在一起的農村小家庭在生產與生
活上有互相幫助的義務，如農忙時的互相換工，遇有天災人禍有能力者要根據親疏遠
近的關系要予以支援。有血緣關系的家庭之間還有共同的祭祀活動。這些在崔 的《
四民月令》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從漢到唐的農村可以說是小家庭聚族而居為主的，但也是豪門強宗不斷發展并且
屢屢受到朝廷挫抑和戰亂干擾的時期。這表現在土地問題上就是豪門強宗兼并土地和
封建朝廷反兼并的斗爭。豪門強宗要不斷地擴張自己的領土莊園，把與自己同性和異
姓的小農的土地吃掉，并把這些人囊括到自己莊園里來、變成半農奴的“客”戶和奴
婢。這種兼并受到中央王朝的抑制。有些史學家認為封建朝廷的抑制兼并是一種虛偽
或欺騙，這種意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個斗爭實質上是皇室與豪門強宗爭奪對農民
的所有權，事關皇室的存亡，怎么能假反兼并呢？
西漢統治者對強宗大族采取了壓制和打擊的政策，但也根本不能抑制其發展，因
為許多豪門強宗在朝中掌握了大權，掌握了政治權力的人們不可能在經濟上不擴張自
己的勢力，而經濟、特別是占有大量的土地才是本家族壯大的基礎。東漢的強宗大族
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東漢中葉以后，朝中大權完全被豪強所掌握。為了攫取最大
的利益，這些豪門強宗兼并土地、建立地主莊園，庇蔭那些破產的同宗的小農和招納
失去了土地流民。這種莊園完全是小生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莊園主就是這個小王
國的土皇帝。仲長統在描寫東漢莊園情況時說：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
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
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
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見《后漢書·仲長統傳》）
這和周代那種以血緣為紐帶由政府組織的公社是大不相同了。
三國、西晉、東晉、南北朝期間是國家分裂和社會大動蕩的時代，戰爭連年不斷，
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破壞和威脅。這使得個人和小家庭對大家族的依賴加深了，
強宗大族結堡塢以自保，不僅有血緣關系的宗親要投靠到堡塢中去，即使是遠枝末葉、
甚至那些孤門衰宗也要依附到這些豪強的門下。為了應付社會的變化的不測與巨大，
在人們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的土地時也要追隨著強宗大族。如西晉末年中原的戰亂之中，
少數民族進入黃河流域，在北方數以百計的豪族由北往南遷徙，如瑯琊王氏、太原王
氏、陳郡謝氏、泰山羊氏、鄢陵庾氏等等，其追隨者不僅有佃戶、部曲；而且有許多
與家族不相干的人們，這在《世說新語》中就有很多記載。家族遷到新的地區也往往
是聚族而居，血緣和地緣又結合在一起。這些豪門巨室形成了門閥士族，他們掌握了
擁立皇帝和處理朝中大政的權力。南朝實際上是皇室與豪門強宗的聯合政權，它不可
能推行抑兼并的政策，因此這個時期土地兼并極為劇烈。豪門強宗瘋狂地掠奪土地，
一個家族往往就是一個莊園實體，族長與莊園主是同一的。莊園往往不與外界發生經
濟交往，有些交換甚至就在莊園內部各戶族眾之間進行，即所謂“閉門成市”。這種
莊園中是聚族而居的，莊客多是同宗族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有數千家。作為莊客是
具有同宗族人和依附農民的雙重身份的。有些莊園為了防備戰亂還建立了具有武裝力
量的堡塢。這種莊園不僅在東晉和南朝林立，而且在北方也有這樣莊園的建立，如北
朝李顯甫在殷州建立的李魚川莊園，占地方圓五六十里，聚族而居的有數千人之多。
汾陰薛廣所建莊園聚同姓有三千余家。
南朝的平民百姓乃至士大夫家庭中父母兄弟之間分居各爨的情況較為普遍，所謂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日知錄》
卷十三）。而北朝政權統治者鼓勵同財共爨，這可能與北方一些少數民族剛剛從氏族
社會向封建制度過渡有關。統治者還保留著氏族血親家族集團中共同生活、互助互利
的美好記憶。在統治的提倡下，當時確實也出現了一些作為樣板的世家大族的大家庭。
這種風氣一直延續的唐代（唐朝統治者也有北方少數民族的血統）。象唐代的張公藝
九世同居，但是正象他寫給唐高宗看的一樣，那是以百“忍”為代價的。
從漢至唐之間人口出現過幾個高峰如西漢末年、東漢末年人口都接近六千萬，唐
代天寶年間的人口也有五千余萬。人口的增長不僅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發生矛盾，而且
一遇天災人禍便會有大量的流民產生。應該說自秦以來中國的戶籍制度在世界上還是
首屈一指的。
秦的基層行政編制為鄉、亭、里制。《漢書·百官公卿表》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
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
漢承秦制，也大體如此。這些基層組織負責百姓的戶籍，而且定期檢查，如有失實、
流亡是要受處罰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中就有這方面的律條。在檢閱民數及
其財物過程中，如“計脫實及出實多于律程，及不當出而出之”者，都要依照情節的
輕重出以賠償、罰甲、甚至免職的處理，可見當時對于百姓戶籍的重視。到了漢代戶
籍制度更加完備。每年八月郡縣都要對所屬的編戶齊民加以檢核，然后造冊，由“上
計吏”隨著上交的賦稅一起呈報京師。這種戶籍的原始面貌我們還可以從出土的“居
延漢簡”的戍卒家屬的廩名籍和符傳中略知一二。
魏晉南北朝期間的基層組織是對秦漢制度略加變化的“三長制”，立鄰、里、黨
三級，結構與秦漢大體相同。但是因為豪門士族大建地主莊園，小農多被這些莊園吞
沒，土地被兼并，農民淪為農奴。這使得當時農村多為豪門貴族所控制，中央之權力
很難達到。民間勢力的膨脹使得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越來越少，基層行政機構形同虛
設。隋唐重新統一了中國之后，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權，對地方與民間控制能力加強。
在隋朝統一中國的戰爭以及唐朝爭霸天下混戰之中也吞沒了不少江南的豪門大族和地
主莊園。因此，在唐高祖李淵建立了大唐王朝后得以重新組織農村居民建立了名實相
符的鄰保制”。《舊唐書·職官志》云：
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
以司督察。─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
這種制度具有互相監視連坐作用，藉以維持治安及防止農民流亡。一保之內，有住戶
逃亡，則由保內諸家代為交納；這樣如果逃亡過多，其他諸戶無法負擔則會連帶逃亡。
我們從這三個階段的各代的法律政策及其基層組織結構都可以看出統治者是以控制納
稅人、保障朝廷稅收為基本目的的。一方面是長期聚族而居而形成的安土重遷的農民
習性；一方面是封建統治者加緊控制，所謂“理民之道，地著為本”，要把農民死釘
在土地上。
中國的農民不僅依附于土地，而且要依靠家族（封建社會的農民雖然多為小家庭，
但是他們都屬于每個家族）。他們所居住的鄰里鄉黨往往也就是他們的家族或姻親。
他們之間不僅有地緣關系；而且血緣相關。農民的生存、發展、事業和社會關系都在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因此，我國農民的最大的特性就是安土重遷，不肯輕易離鄉離土
。漢元帝在其詔書中說：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漢書·元帝紀》）
這里的“黎民”主要指農民。在農民看來沒有什么比“遠棄先祖墳墓，破產失業，親
戚別離”（《元帝紀》），更為悲慘的了。因此家族、宗族制度的衰落是封建統治階
級所不愿意看到的，從兩漢到唐代家族制度的逐漸衰落，一些維護封建制度的思想家
就要扶衰救弊，在新的條件下重建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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